访谈︱葛承雍：历史研究要有考古的眼、史学的手、文学的心

【编者按】大唐王朝的国库位于首都长安皇城之内，它由朝廷独立管理全国财赋税收的太府寺负责，高高的皇城墙和宫墙隔离了人们的视野，进出鱼符公验审核非常严格，人们不知道里面的库房建筑如何排列，唐诗描写的“左藏院山水池”遮挡了大门内的密阵布局，只在暮昏警戒鼓声敲响时留下高墙的长长暗影。在唐朝政府管理制度中，太府寺统辖下的左藏库掌管全国赋税收入的钱币、布帛、绢䌽等，即号称“正库之物”。而右藏库则负责接收全国地方州县给中央的常年贡品与邦国宝货。按照国家大典《唐六典》所载，左藏库的地位更为显要，管理左藏库的官员职级虽在七品至九品之间，但专业权重，“天下财赋”尽在手中，朝廷官员也不能靠近四周都有禁军守护的左藏库，皇帝若想支取帑藏开销，也要走专门手续另从宫城大盈库提取。国库丰盈亏损显现着一个国家的兴盛衰败，是一个王朝经济走势的重要风向标。唐承隋制，储备未尽，大乱之后对仓廪、库藏格外重视，积极推进国库管理制度的法律化，留下了一系列针对府库犯罪惩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条文。

然而，要系统地钩沉考释唐代国库制度有着一定的难度：其一，国库制度的零散资料混合于整个经济财政资料之中，散佚在浩瀚无垠的史籍之中，尚未形成作为必要制度的系统论述。其二，唐代国库的文献记载极其匮乏，即使触及库藏，往往也是片言只字，语焉不详。

陕师大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葛承雍在硕士阶段就关注这一题目，迄今已近40年。近日，他的专著《大唐国库》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刊行，从国家预算、会计审计、收支出纳、钱帛财物、府库调拨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唐代国库的机构、职能、制度和沿革。本书文物与文献交相辉映，为读者描摹出一幅唐代国家财政经济的画卷。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葛承雍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他的研究路径以及治学心得。以下为访谈正文。

葛承雍教授

澎湃新闻：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将考古成果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您在研究过程中，是“从文献到考古”还是“从考古到文献”？对于把考古成果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您有怎样的心得？

葛承雍：众所周知，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课题选择比死读书更重要，选择是学人们都面临的重要问题，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堆积多少资料，关键在于创新，考古成果常常是新发现、新问题、新探索的前导，出土文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养料，也为历史学拓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为历史学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唐代金银器和陶瓷器，例如何家村窖藏和法门寺地宫都是惊人的发现。在这些器物上有库藏进出的墨书记载，带给我解读历史文献密码的兴趣，出土银铤有“五两、朝”“太北、朝”，就是进入太府寺下辖朝堂库的记录，太府寺管理着中央国库，“东市库”银饼则是商业税转交国库的实证。一些器物上镌刻“大盈”“琼林”“内库”等文字，就是开元时期皇家内库分为大盈、琼林两库的真实反映。

文物是凝固不语的，但它却是逼近历史真实的证据，隋唐时期文物不断出现，为我选题带来机遇意识，前辈学者强调交叉领域可以带来突破创新，而我读书的西北大学地处汉唐故都，是文物珍宝发现最多、档次最高、保存最好的集中地区，学校课程规定历史考古并重，我从本科到研究生一直是历史与考古兼重，从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就是文献与文物兼顾，为写本科毕业论文《重评高力士》骑自行车从西安到蒲城县唐玄宗泰陵前勘录新发现的高力士墓神道碑，文章发表后引起反响，就是颠覆性的思考。

几十年来不断有人问我：你是学历史还是学考古的？实际上就是两者、三者的结合，2012年我在大学讲堂介绍心得时，就讲了文物、史学、文学的互动，“考古的眼、史学的手、文学的心”，回答提问时，总结“考古发现是前沿，历史研究是基础，文学资料是补充”。现在很多高校将历史与考古、文献与文博分开设立学院，我是不同意的，似乎学科越分越细，却放弃跨学科借鉴，锻炼不了学生的学术素养，这个导向划地为牢有弊端，不利于未来学术创新的发展。

《大唐国库》，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1月

澎湃新闻：唐代国库有哪些功能？在您看来，唐代国库的组织、收支、管理有哪些特色？

葛承雍：国库是维系王朝国家的基石，是国家财政储备的汇总、出纳、保管的机关，在古代则是朝廷聚敛财富以及收刮贡品的储存与拨付处，整个国家财富集中与分配都由国库来完成。唐代国库是保证中央统治集团运营正常和各级官府的物资储备处，既是集中赋税“财政库”，又是收存各地交纳实物库，还保管财物和货币金银的“发行库”，这种综合功能是与现代国库功能不同的。例如每年它要集中全国交税与分配，制定财务预算，当社会出现动荡、经济衰败之际，派出专使分赴各地督促解决财源枯萎状况。唐代国库组织严密，设立太府寺负责全国赋税和中央俸禄发放，特别是边疆军队经费开支很大。所以选拔任官员对素质要求很高，不仅明白律令格式还会计算出纳，如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刘晏，他署下几百人的财臣皆为一时之才，在全国形成一个直接管理的国库网络，西北的度支巡院、东南的盐铁转运巡院都是为了避免官员脱离实际而采取的有效机构。

唐代在管理国库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库藏出纳，皆行文榜”，由皇帝和中书省批答。在京城长安分设户部统计、度支会计、金部核计、比部勾检等部门，特别是审计的“比部”隶属刑部，独立于财政部门之外，“比”即审核、勾稽之意，掌握全国各个领域的审计大权，比部审计终唐一代是保证国库正常运转的得力机构，其制度化、法律化的管理水平在《唐六典》等文献中都有记录保留，我们在改革开放后才设立独立的审计署，因而唐代在千年前刑部就设立审计的比部，至今仍对警醒世人和管理借鉴有着永不过时的意义。

唐代货币

澎湃新闻：在您的研究中，是否能估算出李唐皇室的花销情况？

葛承雍：盛唐之前为了避免朝廷皇室任意花费钱财，国家专门将中央国库左藏、右藏与供皇室使用的内库分开，内库又称内藏、禁藏、天子私库等，由宦官管理，实际上内库没有独立收入，属于国库系统里一个纯属宫廷皇室需求的拨款专库。唐玄宗开元时期唐代内库已形成一套组织严密的管理制度，这是前代各朝所不具备的，内库分设大盈库和琼林库，大盈库收纳钱帛锦绫，琼林库收纳金银珠宝，随着开元盛世的到来，近百年的连续积累，内库不仅财货急剧增加，而且结算盈余超前，号称太平天子的唐玄宗李隆基带头炫富，挥金如土，赏赐后宫和百官无度，还屡屡带领百官参观左藏库，随意赐予珍宝。宫廷中设有“口味库”，皇亲贵族互相攀比送给玄宗“进食”，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盘，一盘要花费中等人家十家之产。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等博物馆展厅内都能看到展出的“进奉税银铤”“岭南道税银五十两官秤”等，观众并不清楚这是什么物品，其实这就是唐代国库正税租庸调与两税法的收入，当时绢钱作为货币通用，但是为了运输与贮藏方便，将租庸调折纳为“轻货”，何家村出土银饼上刻字清楚显示岭南道县令将庸调折变为银，冶铸成饼后上交京师中央国库，洛阳唐宫城遗址出土刻有杨国忠进奉的银铤，都是为了填充国库储蓄。开元天宝时期朝廷权臣为了显示国库丰盈，将全国租赋都变换成金银“轻货”，入库后供皇帝挥霍，史书记载唐玄宗“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号称为奸相的李林甫一次被赏赐全国一年的收入，杨贵妃家族一年消费高达超过全国军费，仅脂粉钱一人就用千贯。掌管国库的杨国忠更是被冠以“聚敛能手”头衔，家中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到了唐玄宗后期全国贫富差别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杜甫从长安回到奉先家中时，自己的小儿子已经被饿死，面对哭泣妻子悲愤之下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

唐“杨国忠进”银铤，河南博物院藏

澎湃新闻：唐代中央国库与地方正库及其他专库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葛承雍：我对唐代国库系统按照正库与专库制度做了全面的梳理，除了中央的左藏库、右藏库外，也对各州县的地方正库也进行梳理，如果说中央国库保证着整个国家机构的运行，那么地方官库就形成以中央国库向外辐射的库藏网络，按照全国州县大小、地位轻重、赋税不一等因素确定统计上报收支、划分留解比例，国家这么大，开元时期有州郡321个，县1538个，及时准确收支赋税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也反映了唐代国库制度的完备和发达。

至于专门储备钱物的专库更是管理细化的表现，用于军费的军资库，备边的延资库，工匠纳资的少府监库，籴粮的和籴库，平准的常平库，补贴俸禄的青苗钱库，支出官俸的公廨钱库，内府的宣徽库，还有九成宫库、维城库、神策库等等，当国库财物困乏时，这些专库发挥着救急补救作用，中唐之后也成为敛财满足各级官吏的聚宝盆。中唐藩镇与长安朝廷对抗时，往往以抢掠争夺各种库藏为目标，这是占据财富扩大地盘的最快手段。

唐代金银货币，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澎湃新闻：唐代国库制度对于日本有哪些影响？

葛承雍：日本五世纪到六世纪时期，朝堂里“斋藏”还是很简陋的财物组织，七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生、学问僧陆续回国，积极学习“法式备定，大唐国者”，引进唐朝国库制度，“大起仓库，积聚民财”。天宝十一载（752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到长安拜见皇帝，唐玄宗让秘书监阿倍仲麻吕（晁衡）引导日本使团参观考察左藏库，这是日本遣唐使学习唐代国库一个最重要、最珍贵的记载，当时是很难得机会和很高荣誉，还特命把日本使团成员画像藏入库藏中。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回国后上奏天皇介绍了这一过程，日本天平神护二年（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大藏省仓库失火被烧后，重建国家库藏就是由吉备真备负责营构，可见其影响之大。今天我们去日本奈良东大寺看正仓院皇家国宝，就可知道这是学习仿照唐朝国库模式留下来的。唐国库制度对日本的影响，一是建立了以大藏省、民部省为中枢的组织机构，二是确立了赋税收纳的律令格式，三是大内库和内藏寮的保管制度，四是库藏的律令以及度量衡制度。虽然日本没有硬套移植唐朝库藏模式，但毫无疑问却是全盘唐化的产物。

唐“洊安”庸调银饼，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澎湃新闻：从大唐国库的视角来观察唐代历史，有着怎样的观感？

葛承雍：唐朝虽然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但是“高度发展”只有150多年，安史之乱后就开始走向下坡路，直至衰落，唐后期国库屡遭战乱，管理也濒临崩溃，支撑一个大国运营的经济基础和财政命脉破碎了。不论是历史的轮回还是历史的宿命，中国不少王朝的灭亡，从国库到财政的根子上就决定了，这就是没有建立起科学稳定的国库收支管理制度，封建专制的朝廷靠暴力政权强行收缴赋税，不仅交税名目花样繁多，而且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和挥霍浪费层出不穷，安史乱后每遇财政危机国库无钱时，只能强夺民众财产填充国库，税目繁多，甚至以借款名义敲诈胡商，最后失去国家信誉和民心，中晚唐藩镇军阀混战，边疆外来民族战争不断侵入，各方都使国库入不敷出，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和总结的经验。

开元九年（721），庸调麻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澎湃新闻：唐代国库制度是您的硕士毕业论文，迄今已近40年了。当时为何选择这一题目？您如何对一个学术题目保持如此之久的关注？对于青年学者，您有哪些学术建议？

葛承雍：1983年我考上西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当时正是学界流行“史学危机”的时候，全社会都是经济大潮奔涌而来的风气，历史学特别是古代史正属于冷落的时候，愿意从事这一领域的人不多。西北大学属于全国重点大学也还没有中国古代史的博士点，那时候一届研究生还很少，理工科加文科合起来也就三十多个。

我选题时想，应该用实证成果为社会服务，正如前辈学者就说过，任何一个专题研究如果不能对现实产生一定的借鉴作用，它的存在价值显然是难以评估的。中国古代史这块领域已经被前人百年来耕耘的所剩不多了，经济史、财政史也屡屡被涉及，民国时期研究食货志的前贤们写了一些文章，有提到仓廪的但是没有库藏的，这无疑是个空白领域，要做前人没做过的课题，提炼总结祖国留下的宝贵遗产，扭转史学界受到的一些负面影响，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

我持久关注这一课题，除了考古文物的不断问世，另外就是这么多年来学术界似乎很少关心国库的研究，唐以后宋元明的史料很多，可惜没有专门细致研究这一领域的专著面世。毕竟我赞成历史与现实接轨，有针对现实的意义，既为当今所用又为后世续航，否则耗费那么多人的才华去钻故纸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中国在建构现代财政体制的过程中，若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影响，吸取古代埋下的病根教训，唯有实质性推进现代财政制度的深层次改革，接受现代文明制度的约束，建构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国库体系，以此促进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完成。

青年学者们面对目前学术界浮躁急于出新的风气，又有考评申报课题的巨大压力，想走出一条突破重围的道路，确实很不容易探索。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社会进步变化很大，我研究唐代国库时还没有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硬是查阅一本本历史文献，四处到考古单位求人看文物，毕业论文手写抄本三个月，这在今天使用电脑写作简直不可想象。要唤醒历史深处的记忆，除了从“常识”到“通识”寻找学术机遇，更重要的通过文物与文献相密切契合，敢于啃难题、存干货又不失去底线，以小见大，对接世界，不放弃微观史，也不能忽视宏观史。

每一本新著出版都是学者献给学界的最高礼节，我今年七十了，学人生涯不多了，但期望懂外语会电脑见过世面的年轻学者，还原修复有价值的文化遗产，采用多元的视野看到更为立体的历史面貌，将中国的学术成果真正推向世界性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