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多元一体 百川归海 器物中的中华文明

　　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虽然有分有合、进程曲折，但从多元走向一体，文明的一体化与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发展的主线。这一趋势并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形成，数千年前史前时期各个地区就已有交流，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一体化具有深厚坚实的基础和久远的渊源

　　文 | 王巍 徐峰

参观者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厅内观看展出的黄金面具（2024年12月18日摄） 才扬摄 / 本刊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汇聚了近20个学科、约400位学者的力量，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五千多年文明，揭示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脉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距今5800年至4000年前后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探索了中华文明起源初期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过程。

　　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的单元当中独自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完整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中华大地先民从百万年人类史走进一万年文化史，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0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阶段）、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多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虽然有分有合、进程曲折，但从多元走向一体，文明的一体化与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发展主线。这一趋势并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形成，数千年前史前时期各个地区就已有交流，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一体化具有深厚坚实的基础和久远的渊源。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认识在学术界有着较为漫长的思考。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现代一些历史学家就提出过古史的多元论。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大量前所未见的材料如雨后春笋般从地下涌现。面对着从田野中“生长”出来的史前文化，诸多考古学前贤从中看到了或宏观或微观的世界，纷纷用简明凝练的概念对史前文化格局做出了归纳。我们对中华早期文明的认识也由此而“别开生面”。

　　198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这个模式的重点是突出文化的多元地域特性。同时，在对待不同的区域文化时，苏秉琦又提醒注意区域中的核心部分。1977年，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会后，苏秉琦先生同部分参会者经上海到杭州，在考察莫角山时，曾以“古杭州”的概念提示浙江同行重视其特殊地位。1983年，在辽宁朝阳学术座谈会上，苏秉琦把“燕山南北地区考古”作为一个学科分支正式提出，他指出这里是辽西地区的核心部分，又是一个相对稳定地区，从而起到了联结燕山以北和燕山以南，联结辽西与辽东以至整个东北地区及东北亚的枢纽作用。这些核心部分通常扮演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引擎。

　　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则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1986年，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再版，他在书中指出，公元前4000年诸多新石器文化因网络式的、无中心引领的交叉互动和密切交流，共享重要的文化因素，形成一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大致的地理范围与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范围一致，因此可以称作“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从这两个概念上不难看出，张光直看到的是一个多元的、整体的中国初景。而且“相互作用”表达了一种文明交流的动力，通过互动碰触可以逐步一体化和统一化。

　　把“多元”“中心”“一体”融合起来的概念，来自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他在1987年发表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区为一“元”，此即“多样性”；又提出“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这样的共同发展，即为“统一性”。周边地区环绕中原，形成“重瓣花朵”的格局，中原地区不仅是地理上的“花心”，也是文化发展的引领者。这样的向心结构保证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1989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既有对考古学材料的分析，也上升到对民族问题进行讨论。他与考古学界同仁也有交流。因此，我们愿意将“多元一体”视为苏秉琦、费孝通等一代专家学者对文化、国族问题思考数十年的结晶。此后，“多元一体”日益成为中华文明演进的一个经典表述模式和话语。这个格局在史前时期已具雏形，随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育”和“塑造”。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多元一体是关于中华文明和民族认识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20年，尤其最近10年，中国考古学迎来黄金时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如群星璀璨、交映生辉，彼此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画卷。各个区域的文明通过彼此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基因，绵延至今，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识。考古学揭示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材料，这些源于地下的实物遗存具有直观性、形象性、丰富性和独特性，让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具象化呈现。陆续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青铜器等，让消逝的古代文明可感、可见、可知，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透过这些器物看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徐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