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技术”只是手段 考古归根结底是人文｜大道⑮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海报制作 姚海涛

人物：孙华

孙华教授（摄影：陈羽啸）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西南地区考古、文化遗产保护。

一代代先民在时空中建立起各有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并落实到具体实物中。现代人要弄明白古人，除了阅读文献，还要透过田野发掘出的文物，去了解其承载、传递的历史讯息。遗址、文物犹如一种无声的书写，呼唤着对这种大地上的叙事进行“翻译”。而这，就是考古学家的工作。

每到春天，各种考古新发现的公布，也提高了大众对考古、文博的兴趣。当代考古专家是如何工作的？他们有着怎样的思考方式，如何看待大众向考古投来的兴趣和热情？近期，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专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跟随这位“时间解码者”，聆听土地深处的文明心跳。

孙华教授（摄影：陈羽啸）

孙华深耕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西南地区文化研究及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四十余载。从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神树到泉州宋元海洋商贸遗址，从三峡库区的江流两岸再到川陕古道的夹道柏林，他的足迹始终与中国古代的遗存交织。他既是象牙塔里低调严谨的学者，用考古手段解析古蜀器物原料之谜，同时也是公众视野中的文化“摆渡人”。在探方与讲台之间来回穿梭的孙华，重视对考古研究成果的二次诠释，善于以通俗语言将晦涩的考古成果化作大众可感的知识食粮。早在2009年，孙华就作为主讲嘉宾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向全国观众介绍三星堆。他说，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向大众介绍考古情况、科普考古知识，本身就是自己的使命。

近年来，考古学在中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探测科技、分析科技、信息科技参与到考古工作中，让考古工作变得越来越精确、高效。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热潮的到来，作为历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考古，在当下得到了普罗大众的关注兴趣。昔日的冷门绝学，不断“出圈”。从网络上各种考古、文物医生等相关视频，就可见一斑。这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湖南农村女孩钟芳蓉以高考高分报考北大考古系，四年后毕业又高分考进敦煌研究院，多次成为网络热搜。此外，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了解大地上的文明遗迹，对历史保持求知好奇心，也越来越成为现代人努力寻求具备的基本人文素养。

他的考古人生：

始于半个世纪前川陕古道上的邂逅

当洛阳铲叩响黄土的胸膛，中国考古学已在文明长河中划出百年航迹。从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点燃科学考古的星火，到苏秉琦用类型学破译仰韶文化的密码，这门年轻的学科在华夏文明的厚土上生长出独特的年轮。一代代考古人将青春烙进探方，以手铲为笔，写就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学术史诗。近百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结下累累硕果，滋养出李济、吴金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苏秉琦等一大批卓越的考古学家，对世界考古学作出杰出的贡献。这些卓越的考古学家也为一代代学子树立了榜样。

孙华教授（摄影：陈羽啸）

在这条探索文明源流的道路上，孙华教授的考古人生始于半个世纪前川陕古道上的一场邂逅。1970年代的初夏，刚迈出高中校门的青年背着帆布包，跟随《四川陶瓷史》编写组踏上蜀道。当车子在剑门关的云雾中穿行，雨洗过的千年古柏苍翠欲滴，石榴花突然从山坳里泼出一片火红——这幅凝固在时光琥珀中的画面，让在四川绵阳平原地带长大的青年第一次触摸到文明肌理的温度。

“万绿丛中红花锦簇的景象，扛着犁耙的村民，手牵耕牛从古柏深处走来，衣襟沾着艾蒿与泥土的芬芳。这些给我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至今在我脑海萦绕。”时隔五十年，孙华仍能复刻记忆中的每个细节。在山高林深的广元，孙华看见古道蜿蜒，两旁艾蒿、杂草丛生，但古柏间的道路因百姓劳作常走，通行无碍。村民扛着犁耙，手牵耕牛，勤奋劳作的场景让他也心生感动。当考古队的皮尺丈量着陶瓷作坊遗址，这位青年忽然读懂：所谓“文化层”，正是无数这样的日常瞬间堆叠而成的史诗。

孙华还记得当时的翠云廊，在周围的环境中特别显眼，“站在高处可以看到，那一条线路格外绿意葱葱。如今因为封山育林，有些地段的翠云廊已经隐没在绿色的汪洋大海中，昔日的翠云廊更加引人瞩目。”大自然的雄奇与文化遗址的内涵，成为孙华后来坚定选择考古、文博作为自己人生志向的重要动力来源。

封面新闻记者探访古蜀道（张杰拍摄）

1977年，19岁的孙华考入绵阳师范专科学校（现绵阳师范学院）。虽然所学专业是中文，但他尤为钟爱历史和考古，自学阅读考古方面的大量书籍。1981年孙华被分配至绵阳地区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算是靠近了考古的大门。不过，要成为一个考古学家，还必须经过更系统的学习、训练。于是他努力备考进一步深造。1984年孙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院，在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指导下攻读考古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

在几十年的考古专业研究生涯中，孙华的工作是两方面齐头并进：一方面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工作者，承担相应的考古教研工作；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注重田野的考古学家，他常年带领学生去考古工地或文化遗产地参加田野实习。青灯黄卷与田野风尘，成为孙华的学术年轮中交织而成的“双螺旋DNA”——三尺讲台上，他是解剖文化基因的传薪者；探方土层间，他是触摸历史体温的追光人。当不少人困囿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迷局时，他早已将考古现场化作最鲜活的教案，让青铜器的铜锈与粉笔灰在文明传承中同频共振。

一线田野考古工作与高校考古教研的相辅相成，让孙华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西南地区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面，积累丰富，成就卓著。从1994年开始，孙华参加长江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先是参与为规划服务的前期考古调查，从1997年开始从事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一直到2007年。孙华以十三载春秋在忠县甘井口遗址写下立体学术注脚。考古既揭开战国巴人炊烟的余温，又为库区抢救性保护规划绘制经纬。此外，还以超前眼光架设人才虹桥——主持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与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重庆三峡库区田野考古培训班”和“西部地区文物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班”，将发掘现场转化为露天课堂，为库区锻造出既能从事田野考古，又能从事文博研究的当代社会的文博精兵。

他的幸运：

学术生涯恰逢三星堆惊天下

2007年之后，孙华的研究领域，除了中原地区的夏商周考古，还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自己家乡所在的中国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从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延伸到汉晋的墓葬、唐宋的石窟寺、宋元的山城、明清的土司遗址以及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等。身为西南地区考古领域的代表学者之一，孙华不仅是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协作的主要倡导者，也是中国文化遗产学科中备受瞩目的学者。

实际上，自从三星堆器物坑在1986年震撼问世以来，孙华便与这片土地极其丰富的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早期研究成果，如《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等，不仅从学术上对三星堆进行了系统论证，也为公众了解三星堆提供了新的视角。

孙华教授作品

2019年，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吸引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专业的考古、历史学者更是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致力于对其进行更精准地解读。孙华也曾多次往返四川与北京之间，密切关注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考古最新进展。

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事考古教育和研究多年的四川籍考古学教授，孙华研究三星堆和古蜀文明，堪称天时地利人和。三星堆文化本身就是他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三星堆遗址刚好在家乡四川。谈到三星堆，他激情高昂，“三星堆无疑是我们四川盆地、长江流域、中国乃至于世界考古学上的一个伟大发现。古蜀先民把神庙中的像设和陈设等进行宗教仪式活动的东西全都埋起来，这些东西没有被以前的古人发现，而是在我们当代才发现，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这是罕见又非常幸运的。而且，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的考古工作有了很好的科技手段、经济条件，我们的媒体传播也非常发达，能不断地跟踪它，报道它，宣传它，这也给考古研究人员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

早在20世纪50年代，俄国学者奥勃罗契夫写的一本地理科普读物《研究我们的乡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引进出版，影响了不少中国读者，其中就包括孙华。奥勃罗契夫在书中告诫有志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学子，起步要从探究自己的家乡开始。从一点一滴做起，然后逐渐走向外界，了解更广阔的大千世界。这给孙华很大的启发，“我一直受这本书影响，很早就有关心乡土的意识，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比如四川史、西南史，都特别注意关切。我向来认为，一个人首先要爱自己家乡，才能把对家乡的爱推而广之，上升到对国家的热爱。”

他的观点：

科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古代，学科专业划分很模糊甚至根本就没划分，这自然有缺点，但也有它的益处：有利于对世界的完整把握。到了近代，凡是卓越的学者，知识面都相当广阔。研究理工科的顶级学者，往往也都有非常好的人文素养。在当代社会，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考古学越来越技术化。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考古学是一个有诸多技术含量的专门学科。对此，孙华认为有必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无论我们用多少现代技术手段去从古代的遗存中提取信息，目的都是为了复原、研究古代历史提供证据。科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研究历史，考古学归根结底是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学又是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把考古学放在历史学之中，再把它放到人文学科这个更大的门类中，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考古学科的位置以及它的地位、作用。在考古工作中，科技手段的应用总是相对容易的，这些科技往往也不是考古学界原创的，而是从其他学科里面借鉴过来在考古学中应用而已。使用科技的目的不外乎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数据和信息，为我们考古工作提供更高效的手段，为考古研究提供更丰富和准确的数据。最关键的还在于，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和信息，去分析、判断、解决历史问题。”

孙华进一步解释说，历史学、人文学科跟自然科学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有很多的变数。因而在全人类普遍感兴趣的“三大起源”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文明起源的研究是最不确定，也是最艰难的。人类起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获得一些共识。农业起源，我们也可以通过很多研究手段获得大致的共识。唯独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研究困难最大，歧义可能性最多，“因为文明起源主要不是技术层面，而是社会政治层面的，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要从考古材料中去提取上层建筑这种精神性的存在，难度很高。从不完整的破碎的物质材料，上升到精神这个层面，寻求连接的路径是一个大问题。这个路径有的时候走不通，有的时候走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