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的沪语，八成从她的脱口秀里学

方言是与家乡联结的一个渠道。许多人正远离家乡，身边缺少伙伴和乡音，而Norah想以方言之名，用她的真诚和幽默感触及这些人。

“先生完全听不懂的，我用‘沪普’跟你讲。阿拉（我们）先把difficulty（难度）稍微level down（降低）一点，行不行？”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Norah（杨梦琦）的履历令人向往：在上海出生，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出国读研，回国入职外企。

她的人生轨迹在2016年发生转折。一次她受邀在开放麦演出，观众反响热烈。她拿起麦克风后就没再放下。

8年间，Norah全网粉丝累计超900万人，演出门票场场售罄；她在近年还成立了厂牌SpicyComedy，签约演员也都大受欢迎。对她来说，做差异化的多语种喜剧有值得去探索的市场。

每周末的票都很快售罄，这让Norah与团队有了信心，开始自建场地，演出慢慢从只有周末场增加到有周五场、周四场和周三场，循序渐进。有了足够的需求，他们开始思考开办更多种语言的演出。

2023年9月，Norah第一次主持了一场沪语脱口秀。门票依然秒速售罄，观众反应热烈，让她看到了方言脱口秀的可能性。次月的黄金周，她和两位演员共同推出沪语拼盘演出。

从双语到方言，她像个多语种喜剧的开荒者，深入原本陌生的领域，凭着自己对不同语言文化的熟稔和幽默感，一点一点拓宽语言表达的边界。

Norah说自己“不喜欢投资，从来不买股票”，如今看来，推广方言脱口秀是个符合她个性的、正确且稳妥的决定。她觉得，沪语表演能顺利推出，被很多人看见，这已经开了个好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听力挑战”

自己没有演出的时候，Norah经常坐在后台，观察观众的反应。

笑声是脱口秀最直接的反馈。Norah认为，脱口秀本质上是面向顾客的服务行业，让来的人看得开心和投入是最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抛出去的梗受到喜爱，演员本人也会出圈，但是如何长久地留住观众，是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开拓新语种演出之前，团队会举办内测场。决定做方言脱口秀前，Norah也是这样做的。如果她发现观众能接受且效果良好，笑声和掌声不断，再将其带到正式舞台上。

2025年1月的一个周二，结束采访后，我参加了他们的读稿会。当晚进行的是英语、沪语和普通话三语内测。观众多是20—30岁的青年男女，他们有序进场，自觉坐满前三排。

线下脱口秀演员喜欢与观众互动。有时考虑到观众不一定能完全听懂，用英语演出的演员会尽量用最简单的词语。

到了沪语场，情况发生变化。

有演员做了统计：观众中只有五六人举手自称是江浙人，但能听懂大部分沪语。演员会兼顾外地观众，在抛出沪语梗前先进行铺垫，偶尔询问：“晓得伐？”随后全场哄堂大笑。

沪语演员的语速轻快，讲述的内容多是家长里短，跟英语场多在讨论“韩国人涌入上海”，以及普通话场频繁提起的“职场人际关系”不同。观众和演员的距离一下被拉近，像几个人在巷子口的大树下围坐闲聊，而非台上台下的关系。

Norah也深有同感。据她观察，沪语场的观众大都很放得开、自来熟，更愿意参与互动：“方言场更像在跟邻里聊天，聊天感非常重，距离感也会非常近，（跟其他语言的专场比）蛮不一样的。”

演出时长、语言、价格、主持人和上场演员等信息都会在预告里标明，任观众选择。

但是Norah留意到，正式演出的时候，无论是英语场还是沪语场，大概都有5%左右的观众听不懂这两种语言。他们有人会跟上海本地人结伴，让朋友在一旁翻译；有人可能一心想挑战听力，甚至抢坐到第一排。“感觉能通过物理距离的拉近，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Norah笑道。

SpicyComedy规定入场观众年龄是12岁以上，而沪语专场观众的年龄跨度从12岁到80岁，常常能看到一家老小同来。Norah认为，电影可能有理解门槛，但脱口秀的核心就是好笑，加上方言带来天然的亲切感，能为家庭提供新的选择——除了农家乐、动物园或迪士尼，家庭活动还能是一块儿看脱口秀。

最近一场演出让Norah觉得很有意思。团队现在不仅有常规的拼盘演出，还在尝试开办一些演员的个人秀。其中演员“71”的演出时长可能达到四五十分钟，他的观众有年轻人，也有带着孩子来的家长，甚至还有被家人带来的老爷爷。演出中，一个小男孩因为喜欢演员而非常激动，而他的爷爷则因为演出时间较晚而显得有些疲惫。于是，演员通过与观众一次次的互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有时，翻译沪语也会是一个笑点，会让演出氛围很好。

场内不同年龄段、不同状态的观众的反应差异，让乐于与观众互动的Norah觉得有趣。她总是边讲边观察。同样是一家人，有人是主动想看表演，有人是被带来的，这导致他们的反应不一样：“有人觉得你讲话太快，有人希望你多讲点。每次观众的反应都挺让我们惊喜，以及能够让我们看到市场拓展的可能性。”

减少羞耻感

随着长大，人们抵达的地方更多，遇到更多的人，似乎进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周围的人所说的方言总是不同，于是只能用普通话交流。

以上海为例，陌生人开口第一句话多是普通话，鲜少以沪语开场。路上，用沪语交谈的声音也越发稀少。但一旦遇到会讲的，人们会天然地生出一种熟悉感，彼此的神情和态度会瞬间不同。

Norah小时候，家里所有人都讲沪语，小学同学聚会时，大家还会讲。到了中学，尤其是女生宿舍，说普通话的人比例开始变高，她印象中“男生宿舍还稍微多讲一点”。到了大学，就更没有人讲沪语了。她的三个室友基本只能听懂但不太会讲，所以Norah在大学里完全没机会讲沪语，这种无数同龄人都在面对的情景，让整个地区在短短几年内形成了语言断层。

Norah工作之后，这种情况更明显。Norah的第一份工作在香港，同事间主要用英文交流。后来，她回到内地入职外企，以普通话为主，即便遇到上海同事，也很少使用沪语交流工作。

在Norah看来，一方面是因为社交圈逐渐缩小，结识新朋友的机会减少，身边大多是熟悉的人；另一方面是即使有新朋友，会讲沪语的人也少之又少。比如她的团队里虽然有上海同事，但很多人只会听不会讲；如果对方用普通话交流，而她坚持用沪语，则显得格格不入。

据她观察，80后、90后大多还会讲沪语。但再下一代，尤其是十多岁的青少年，很多只能听懂却讲不来。一个家庭里，有一个人不是上海人或者父母不讲沪语，孩子学习的机会就会少很多，语言断层形成的速度非常快。

这也是Norah想要推广方言的原因——她希望大家能增加对沪语的喜爱，减少使用时的羞耻感。

比如，Norah的父亲会用沪语和外国人讲话，用开玩笑的方式让他们学习沪语。而通常外国朋友们也会觉得很有趣，甚至学会一两句简单的问候语。

Norah觉得父亲的做法很奏效，语言不通的人一起聊天，气氛也能逐渐升温。“只有他能做，我还没有这么厉害，真的非常自信。”

母语像呼吸一样自然

尽管做了方言演出，Norah也没有系统思考过沪语和上海的关系。

提到上海，Norah的第一反应是家乡，随后是更有烟火气息的场景：狭窄的小巷、热闹的小菜场，串门和过年有许多习俗。那些具体的细节构成了她眼中的上海。

对孩子而言，目光所及的就是全世界。上海的小学生要先拿到绿领巾，成为儿童团员，才有资格成为少先队员。小时候的Norah理所当然地认为拿绿领巾是每个小孩的必经阶段，长大之后才发现，绿领巾是上海特有的，学校里大家也都慢慢开始讲普通话——原来世界不只如此。

在她看来，沪语不只是“特别的存在”，而且是足以承载自己全部人生的东西：它是母语，是她与家人最常使用的语言，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物。

与此同时，Norah觉得沪语确实很难懂。很多字有三种读法，随应用情景而定。但一些新词却难以找到对应的沪语读音，例如：大家知道“二”在作为数字时的读法，但不知道“二维码”里的“二”怎么读；同理，“微信”的“微”字也一样。

因此，创作沪语脱口秀剧本并不容易。若用自创的读法写成方言段子，会让观众产生语言的陌生感，在有限的演出时间里很难达到好的效果。加之诸如“微信”和“二维码”等话题比较普适，用普通话去演绎会更好。

内容创作需要时刻保持敏感性。Norah跟朋友在外吃饭、逛街或看剧时，一旦想吐槽，她就会在手机里记录一个框架或短语，待创作的时候再把它们拿出来拓展，其中包括许多沪语段子的灵感。记录话题只是最开始的步骤，当时的情绪或语气无法用文字表达，她需要通过脱口秀表演还原，唤起更多人对语言趣味的共鸣。

在脱口秀中，地方文化和城市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总能轻易引起共鸣。

Norah觉得，方言的魅力或许就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粤语栋笃笑始祖黄子华说过，他不会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外的地方演出，因为用普通话讲有本地特色的段子，会失去独特的味道。

Norah希望团队的演出除了能吸引本地人和新上海人，还能吸引语言爱好者和海外华人。

去年，Norah和团队进行了海外巡演。她发现，无论是英语、普通话还是沪语，当地华人都高度接受，尤其是当他们听到熟悉的乡音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不少观众的反馈都是“好亲切啊，快听哭了”。这让她意识到，方言演出在海外华人圈中有巨大的潜力。

她说，或许不会在国内其他城市做沪语演出，但在海外华人多的地方可以尝试做沪语演出，让更多人听到乡音。

除了沪语，Norah和团队也在探索更多方言的可能性。后台常有观众留言说想看粤语演出，于是去年10月团队在上海新天地剧场做了一场粤语演出，观众的反响也出乎意料地热烈。门票一如既往地秒速售罄。

他们很受鼓舞，也看到了发展的可能性。2025年，他们希望通过与方言演员合作，增加粤语演出，满足渴望看到不同方言表演的观众。

从沪语到粤语，每一种方言背后都是鲜活的人。他们通过只有彼此才懂的语言和幽默串起对家乡的记忆，这也是Norah正在思考的问题：如何将方言文化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区，让方言脱口秀演出不仅是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更成为一种有意思的、有效的文化传承。

编辑 詹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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