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老同学燕子发了条朋友圈，描述给刚开学的孩子包书皮的场景。这让我想起小学时父亲给我们包书皮的往事。在跟家里的视频中，与父亲聊到这个话题。父亲短暂惊愕后，笑了：这都过去多久的事了，你还记得啊？我也笑了，一看就知道，父亲也还记得。
说来也怪，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新近发生的事越来越记不住，对遥远的事的记忆却越发清晰。小时候，年轮的刻度是以开学和放假作标记的，而开学的最大仪式感就是父亲为我们包书皮。
那时家里没有专门供我们学习和写作业的桌子，一张红漆八仙桌既是一家人的餐桌，也是我和弟弟妹妹的书桌。开学第一天的晚上，父亲催我们早早吃完饭，用湿抹布、干抹布把桌子擦了一遍又一遍，确保没有任何灰尘和油污。我们从书包里掏出刚领到的新书，父亲则像变戏法一样，拿出厚厚一摞报纸，再拿来裁纸刀、毛笔和墨汁。
父亲按照年龄大小，先给我的书包书皮。他将书端正地放在面前，放一张报纸垫在书下，根据书的大小折报纸、裁报纸，再将报纸小心翼翼地包裹住书。其实报纸不算理想的包书皮材料，它太软塌塌，不易成型，但在父亲精确的裁剪和反复抹平之后，竟也包得非常贴合。最后一步，是用大大的楷体在报纸书皮上一写上“语文”“数学”，再在下方用稍小点的楷体写上我们的年级和名字。
所有的书包好后，放在桌上晾一夜，第二天早上墨迹干了，我们各自装进自己的书包。上课时，掏出新书，一股墨香若有似无地荡漾开来。
我一直没弄明白那些报纸是父亲从哪弄来的。要知道，农村订报的人家很少。多年后，我才想起来认真地问他。父亲说很简单，他从我上学半年前起，就开始留意谁家有报纸，想着要来给我包书皮。时间一长，他对谁家有报纸就心里有数了，于是早早收集起来备着。
在包书皮这晚，父亲全程神情严肃而庄重。他乐于看我们嘻嘻哈哈地围观，却不允许我们在书皮包好之前碰触一下，哪怕我们把手洗得很干净。好像包书皮这件开学例行的“公事”，对他来说，很神圣，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己一点一滴地去找寻的。
不吹嘘地说，父亲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他靠自学，成为村里很早就学会下象棋、骑自行车、会珠算、修电灯、会用碾米和轧棉花机器的人。我们上小学时，父亲用算盘和我们用计算器比赛，结果无论速度还是正确率都不落下风。他的同龄人中，至今还流传着他上私塾时背四书五经过目不忘、被先生当作宝的传说。去年有次与父亲聊天，他还提到《孟子见梁惠王》的一段，而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的早就忘了。
我一直觉得，学习是需要些天分的，兴趣和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先天的不足，而父亲两者都具备。他本可以走读书这条路，考上一个好大学，有一个平稳而轻松点的人生。但命运给他安排的是另一条路：十岁出头即丧母，作为家里的长子，早早和爷爷一起，承担起操心生计、照顾弟弟们的重担。
父亲的读书生涯，终结在小学四年级。我们上学后，他好像看到了新曙光——让孩子们都走上读书这条路。这并不是简单的父母让子女去实现自己未实现梦想的故事。父亲希望的是，我们也能像他年少时一样，真正地热爱读书、热爱学习，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收获一个好未来。因为他虽对我们寄予厚望，但从不“鸡娃”，相反，他一向奉行宽松和鼓励式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会以身作则。
每次开学发下的新书，我们是第一读者，父亲永远是第二读者。暑假里忙“双抢”，一家人累得走路脚拖地，中午难得午睡一会儿，每次我醒来，总看到父亲坐在风扇前，专心致志地翻看我们的课本，有时是语文书，有时是数学书，有时是历史书。母亲调侃：“看这么认真，你要考状元啊？”父亲嘿嘿一笑，照看不误。
那个年代的农村，一些家庭并不太重视女孩子读书，我的同龄女同学中，不少人初中甚至小学读完就离开了校园。有人家还会“阴阳”我家让女孩读那么多书，我和妹妹很生气，又不知如何反驳。父亲告诉我们，不用理会这些人，读书是不分男女的事，我们家谁有本事读，都可以一直读下去。
后来，我们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加上上一代的小叔和小舅，父亲共送过5个人上大学。我们的同龄人成为父母后，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有人向父亲取经：怎么才能让孩子考上大学？父亲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要管得太紧，父母做好榜样。
那些沉进岁月长河中的报纸书皮，包进了一个农村少年沉甸甸的梦想，裹满了一个父亲对孩子桃李不言的爱，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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