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干部的回忆：反右中几多荒唐可悲

01

吴老救了我

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若没有吴老(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吴玉章

但在吴老的鼓励下，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特别是参加了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右派。在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的错误中，我也有一份责任。对此我在1979年当面向他承认了错误。

所有这些，在我的脑际刻下了很深的痕迹，它不时会涌现出来，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因此，我必须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这一段痛史，以便根据真实情况来评判各人的是非功过。

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后，曾哀叹：“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认为，只要能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保留下来，青史的是非尽可由后人去评定，当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5年“胡风事件”中，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解放初期，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谢韬由于为胡风写给中共中央的“万言书”提过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

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经过吴玉章的追查，罗瑞卿(公安部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是决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

在清查“胡风分子”时，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赶回了学校。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把我找去征求意见，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

紧接着“胡风事件”之后，机关内部又展开“肃反”运动。我是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当要把一个1946年就已将历史问题交待清楚的教师定为历史反革命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后来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历史反革命。我听说后很不满意。因此我对1955年的这些政治运动是心存不同意见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为从1956年起，我开始被高教部调去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教材，觉得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从事历史研究大有可为。

同时，全国政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请吴玉章任院长，杨明轩、千家驹、聂真任副院长，要我去任教务长并讲授革命史。

统战部在社会主义学院提出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和讨论都非常活跃，全校充满了欢乐气氛。

1956年中共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暴风疾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应该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使全国的政治气氛趋向缓和，人们对前途都充满希望。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

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名誉；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没有积极参加。因为1956年我被调去编写教材，连党的组织关系(临时的)都转到高教部去了。

为了逃避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以免碰见人民大学的领导人(那时我和他们同住在东四六条38号)。

我平时在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组工作，假日则回西郊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与何干之为邻。我们两人对当时的形势都很关注。我最担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为“胡风事件”牵连着他。我主张他要对反右派表现积极，但又不可多说话，而且说话要特别谨慎，以免被人抓住辫子。我们当时哪能想到，人民大学的领导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头上戴呢？

当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前知道党的策略，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人民大学的领导人(党组书记)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帽子安在我的头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实在可怕极了！

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

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道：

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这个报道让读者看了，一定认为李新是吴景超、李景汉的后台，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右派分子。

我看了这个报道，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城里。回到家中，我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于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

吴老住在六条39号，就在我们38号的旁边。我见到吴老的时候，虽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声，但余怒未息，心里还是气鼓鼓的，吴老一定看得出来。

我把刊物翻到登报道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

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

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平常见他的时候，常到里面去看书。但今天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

稍等一会儿，我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

我这时的心情，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也不急，这其间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我估计吴老已经看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厅。

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们压在镇纸石下面。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

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

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

坐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细揣摩吴老那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我于是感到去请问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了。

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锡奎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02

引蛇出洞

第二天，胡锡奎找我谈话，说已经告诉高教部，要我回校参加反右派斗争。并且分配给我就近指导城内两个系的运动，这两个系就是新闻系和档案系。

档案系运动的情况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但新闻系一次会议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始终感到内疚。

那天是由新闻系召开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系主任安岗要我主持会议。我于是请大家对党的新闻工作发表意见。

大概到会的新闻系统的人员都不知道我党这次“引蛇出洞”的策略，他们的发言非常激烈，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

在会场热烈情绪的鼓舞下，安岗也忍不住起而发言了。他说：“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

我连忙暗地里扯了他两次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他的兴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会一刻钟，随后再继续开会。

在休会时，我把安岗拉到一旁，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等续会时，我故意问安岗是否继续他的发言，他说他的意见已经讲完了。我于是请别人发言，特别请校外的人发言。

这时，彭子冈起来发言了。她说话时激昂慷慨，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会场上为她鼓起了掌声。

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许多文章，很快就流传全国……”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根据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冈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记录对他的发言记得很少，上报时可能又有删节。彭子冈是校外来参加会议的，又是名记者，而且那天她讲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记录对她的话记得最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她自然就无法逃脱了。

彭子冈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冈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馆事件后招待记者，还是由子冈用电话新闻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报》上。从此，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03

林希翎和葛佩琦

这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

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右派。

但有的系，由于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

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林希翎才改成了这个名字。

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

后来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民大学来的。

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

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

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

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

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

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的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

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

葛被划右派没有经过党委常委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不很清楚。现在，为了写这篇回忆录，我特地查阅了他的传记和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

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

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

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来了)。

《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三篇批判葛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

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

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

到1982年，张腾霄(曾在反“右倾”中受到全国性的人民公社讨论会斗争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担任了人大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

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

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

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

1984年6月。葛佩琦的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在北京烤鸭店会餐，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即席赋贺诗一首，诗曰：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崎岖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我仔细地看完有关葛佩琦的这些材料以后，深深体会到，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头上。我后来的经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吴老的指点，我不是也会像葛佩琦那样去要求更正吗？而要求更正的结果是迎来全国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才能得救。

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对此，他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吴蜀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

吴老啊！您是多么好的中国人啊！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类先进分子，像吴老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爱和学习的。

在吴老指导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响下，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绝没有存心去害过人，而且是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特别是对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为他们说了话。但是，像林希翎那样的“名人”，我就实在是爱莫能助。就是像孟氧那样的人，我虽然说了话，开始也起了点作用，最后还是挽救不了。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续到秋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仍在进行。例如：社会学领域的全国性反右派斗争，就是秋后进行的。人民大学党组织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关手社会学问题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参加了领导这场斗争的党组。

其实，我不仅对社会学毫无研究，就是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社会学也毫无研究。我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会学鼻祖孔德的一些观点。至于孔德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

据我现在的记忆，批判社会学的那个党组好像是直属中央(或中宣部)的，组长是谁已记不清了，经常召集开会的是副组长赵守攻，他当时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

赵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过事，他一见我非常高兴。范老(文澜)也参加了这个党组，他是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派来的。

我见范老后，就向他谈了我在人民大学的情况，并表示希望离开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听后对我极表欢迎，并说：“我那里是和书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样复杂。”

此后，我就想法调动，最后，还是同吴老商量，先把我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过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

范老和我虽然都参加了社会学反右派斗争的党组，但我们两人都不积极，不过，对所有那些人被划成右派，我们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对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赵守攻把他说得很坏，说费是个大野心家，因此，把费孝通划为右派，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1979年，中美刚建交，社科院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美，费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时，我当众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说：那不能怪你。我说：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责任当然不是我，但我当时也确实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应该的，而且也是真诚的。从这以后，他又发达起来了。不过，我们似乎也未再见过面。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我知道的还有许多。因为我这篇只是写亲历的，其余的我就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