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色情杂志文化真要被连根拔了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继色情杂志式微引发追忆后，最近的日本又陷入了一场新的怀旧浪潮，这次的对象是标有“惡書追放”四个字的白色邮筒。

这些由政府和组织设立的装置，看着非常性冷淡，而实际上吞吐的内容却十分生猛——专门用以回收色情文化产品，尤其是杂志和DVD。

从去年开始，日本政府基于维护成本太高、人手不够以及色情信息网络化的理由，正在对这些装置加速淘汰。

对于日本很多人来说，它们的退场，象征着街区诱惑力的消失，也代表着情色杂志文化正被时代连根拔起。

这些社区装置叫做“惡書追放·白ポスト”。

所谓“惡書”指的就是有害图书，“追放”意为驱逐，直译过来就是“驱逐有害书籍的白色邮箱”（以下简称恶书垃圾箱）。

根据现东京经济大学准教授@大尾侑子的研究，1963年日本与大阪市相邻的尼崎市出现了第一座恶书垃圾箱。

虽然它的起源，并没有明确官方文件记载，但根据口述史，它由一位传统且道德标准高的医生自制，摆放位置是医院门前，他希望通过这个设施让成年人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不把恶书带回家，好让日本战后青少年远离低俗文化。

从竖起第一个恶书垃圾箱开始，这种设施在日本全境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大人们将“未来会更好”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些简陋的设施上，希望它们可以成为保护青少年们免受成人文化的侵袭成为一座要塞。

可事实却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青少年都有过趁着四下无人往恶书垃圾箱空洞观望甚至盗窃的习惯，这让它反而成为了日本青少年窥探成年世界的一个微小窗口。

对于一些叛逆青年来说，只被小锁简单保护的恶书垃圾桶与其说是要塞，倒不如说是前互联网时代的移动硬盘。

几乎日本的所有地区都有精力旺盛青年撬锁盗书的报告，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多。比如1999年9月8日《每日新闻·香川版》的报道提到了这一状况：

“1996年之前每年只有6、7起恶书垃圾桶被盗事件，但前年增加到了47件，去年更是增长到了101件。”

虽然有人很头痛，但它却是一代日本人津津乐道的青年文化。现在，当你去在社交媒体询问去恶书垃圾箱偷书这件事，哪怕是40、50岁的大叔说起来，也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感。

随着打算报废恶书垃圾桶的新闻日益增多，人们突然意识到，这些回收欲望的垃圾桶，正和他们的青春一样渐行渐远，于是人们开始追忆、怀旧。

从去年开始，在SNS上出现了一批寻找恶书垃圾桶的账号，这些账号的主理人为这些斑驳的垃圾桶拍照解说，赢得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它甚至演变出了消费文化。

对于很多人来说，恶书杂志筒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人们购买“毛杂志贩卖机+恶书垃圾桶”的模型，用以追忆回不去的旧时光。

今天我们聊起恶书垃圾桶，在最初总会带着“性文化的趣味”去审视。但如果以历史视角去观察，就能感受到更富有深意的面向。

恶书垃圾桶，曾是一场富有野心的文化战争的符号。

战后，是刚刚军国主义还在宣讲“神国日本”现在立马成了“败战之国”，面对旧价值观的瞬间崩塌、美国的全面改造，看见过去战时管控的文化产品，迅速占据了平民尤其是小孩子的精神世界，老昭和人深陷文化恐慌，深感“道德沦丧与堕落”迫切地希望重塑日本的价值观。

比如，在1955年1月的第4回青少年问题会议上，时任日本首相@鸠山一郎说：

“...为了恢复我们国家的力量，建立自力更生的国家制度，我们首先必须提高每个公民的道德水准，建立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道德和互助精神。不良出版物的泛滥确实令人痛心，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它对作为国家未来的年轻人造成了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将在广大民间组织的配合下，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尽快消除这一问题，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社会。”

对“不良出版物”宣战的背景，是日本政府战后发动了一场全面文化战争。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新兴流行文化都陷入了被批判的境地。

在时尚领域，战后20世纪50、60年代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年轻人，不愿意穿着旧式校服出门玩，便学着美国年轻人的时尚懒散地穿着西装谈恋爱。

这种青年文化现象便引起了日本主流社会的不满，给时髦年轻人起了个负面称呼“御幸族”，并且派出警察对潮人据点进行扫荡，对外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年轻人。

在音乐领域，日本政府也希望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思维构建。

政府想要积极、阳光、向上的歌成为流行歌曲，他们希望高级的西方音乐取代低级的日本音乐，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味的旋律、歌词太过幽怨，不能鼓励国民精神的重建。

成为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生运动的代表音乐@西田佐知子的《アカシアの雨がやむとき》在那时就被视为丧歌，被政府大加抨击，称为低俗。

在图书文化制品上，日本政府的攻势更显凌厉。

恶书垃圾箱的出现，代表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恶书追放运动到达了新高潮。根据公开史料，1966年恶书垃圾箱风潮便从关西蔓延到了东京，3年内的时间建立起了500多座垃圾箱，之所以能这么快，就是因为它们是由日本警视厅少年一科和东京母亲协会一起推动的。

这不仅仅是竖起垃圾桶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全面价值观伸张，想想《哆啦A梦》（1969年）里大人对小孩看漫画的态度，你就能了解到那时的心态了。

“那时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是，如果你要把不适合小孩看的书拿回家，被人知道了，你就是坏人，没有身为家长的资格。”一位亲历者回忆。

《哆啦A梦》描写的画面还是太温馨了。

出于保护未成年的态度对色情内容的审查无可厚非，可在恶书垃圾桶崛起的年代，并不是只有色情杂志被视为有害的读物：漫画和以黑帮、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颓废文学都被视为是平凡生活的核废料，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

这种粗暴地把“成年人的书籍=不健康的书籍”的思路，很快就被思想解放的日本民众所抨击。1971年2月5日作家@金子光晴就在《朝日新闻》发表评论，称这些恶书垃圾桶散发着思想控制的可疑气味。

以全球视角下观察日本的“恶书追放运动”便会发现他是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它由麦克阿瑟引入日本，深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

如果从日本历史来看，你能发现这套文化倡导带着旧军国主义的味，只不过公民社会的崛起使得他们遇见的阻力大大增加。无论是政府压制时尚、还是管控漫画，总会引起公民社会反对的声音，在这样的状态下漫画分级制度也开始被完善。

今天，当人们聊起日本恶书垃圾桶的时候，人们总认为这是因为时代变革，色情资讯都跑到网上的结果。

但其实，早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承载政府道德野心的“惡書追放·白ポスト”就已经成为了鸡肋。

让恶书垃圾桶成为鸡肋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与实际功用不符。

首先，作为政府倡导价值观的符号“社会能见度”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恶书垃圾桶必定要出现在人流量密集的地方。

但东亚的文化传统就是耻于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偏好，更别提在公共场合处理带有“极强个人隐私偏好的文化产品”了。

因此，虽然数据显示恶书垃圾筒每年可以处理数以万计的“不良文化产品”。但基于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更多日本人还是偏好将它们扔在人迹罕至的角落，这种做法反而使得青少年更加容易找到不良书籍。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前报道《为什么日本野地里会长出黄色杂志？》中做过阐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去看。

其次，是实行这件事的管理者自己都不信。1968年《社会教育月刊》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A市公民馆举办的少年问题协商会现场，协商会成员X公布了要建立恶书垃圾箱的计划，当他宣布每个月要在警察、妇人会和委员会见证下将这些不良书籍焚烧处理的时候，与会成员面露难色。 ‘太可惜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在这样的呼声下，协商会的成员想到了‘取其精华’的解决方案。 每个月他们在焚书开始前一天，从恶书垃圾箱中挑选出精华产品，抽奖分给大家。然后第二天再装模作样地和一无所知的妇人会和警察焚烧书籍。”

大多数管理者对这种倡导并不以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就不再记得它曾经所要倡导的价值，而是仅仅把它单纯当作一个色情作品据点或是一个口小一点的垃圾桶，什么都往里扔。

这种状态代表着它早就成了一场运动的遗骸，只不过等到2024年才埋。

回望日本政府曾经废了大劲整的恶书追放计划，你会发现最讽刺的事情在于他们曾经想要管控的低俗文化，最终是被时间连根拔起。

而那些过去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文化现象，只要没有违背黄金法则，时间也为它们正名。

如果说荒废的恶书垃圾桶，能给人带来什么反思，我觉得兜兜转转不过印证了一个古老的箴言：

时间才是真正的审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