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人生四分赛，归来赤子心

陈行甲

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四分赛”，如何能在历尽千帆后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公益人陈行甲带着新书《别离歌》，与资深媒体人杨澜对谈，聊聊他的少年时代，和他心中的少年，也分享那些不得已的离别和与过往自己的和解。

以下为本场对谈部分精彩内容：

1

从乡村里走出的少年

杨澜：陈老师，咱们过去并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但我觉得您这个人有“少年心”，人到中年历尽千帆，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油腻感和江湖气，反而还有一些非常诚恳和真实的东西。

人有少年心，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想先问问，您的少年时期是怎么度过的？十四五岁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

陈行甲：我出生在湖北鄂西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山村里，我们老家属于湖北省宜昌市，就是长江三峡所在的地方。

宜昌市有88个乡镇，而我老家的乡镇到今天为止，仍然是相对贫穷落后的。我在那样一个山村出生、长大，到11岁多一直是跟着母亲，我就是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

我的父亲在遥远的地方工作，一年回来一次，他有一次因为要过“革命化的春节”，甚至春节都没回来。

我11岁多的时候，本来在乡镇念初中，但是正好初一下学期，我的父亲调进了县城工作，县城的教育条件更好一点，我就转学到县城，跟着父亲继续读初中、高中。所以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正在县城读书。

杨澜：您和您父亲是怎么斗争的呢？

陈行甲：我的爸爸长我30岁，我今年已经53岁了，我的父亲83岁，我跟我父亲同一天生日。这个春节，我把父亲接来深圳过春节，一是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我的至亲长辈只剩父亲一个人。

我以前一直觉得他的身体还好，尽孝的时间好像还很充足，但是去年他意外摔伤了，我回去照顾了他半个月，那时我就产生了紧迫感。我说，我们一定要尽力，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享受天伦之乐，把父亲接过来。

我回到老家，把老父亲从县里接到县城，再到市里坐8个小时动车到广东，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坐动车。春节应该是其乐融融的，但是我要在这里跟我父亲道个歉，因为我还在跟他“算老账”。

我们争论起我跟着他念初中的时候，他是怎么批评我的，我那时有多么难受。我那天一说，眼泪出来了，然后我爸爸就很难受。

当年我在学校被霸凌了，因为我是从山区农村来的孩子。我回家哭诉，结果我父亲就说：“他怎么不打别人，只打你？”我完全无法回答。

但是父亲的工作也很忙，我母亲那个时候还在农村，他一个人要急忙回来给我们做饭，我跟他哭诉的时候，他就正在做饭。

2

不遗憾、不纠结、不后悔

才能保持少年心

杨澜：您这样的一位乡村少年，很聪慧，又很刻苦，所以考上了湖北大学数学系。您还是当时学校里的校园歌手和诗人，很有文艺青年的色彩。

陈行甲：我之所以会成为文学青年，是因为进校大概一两个月，我在全校的新生文学作品征文比赛中拿了二等奖。一等奖只有一个，是中文系的一个女孩拿了，二等奖也只有两个。所以后来学校就希望我们进入湖光文学社。

从大三开始，有一个女生开始跟我“匀饭票”了。她后来成为了我的爱人，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她很优秀，学习成绩好，拿一等奖学金，又是大城市长大的孩子，当时还在我们系学生会当宣传部长，写得一手好字，是我们校书法家协会的理事，还会跳舞。所以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山区农村来的孩子，跟人家隔着一个“阶级”。

在大学三年级一次比较沉闷的课堂上，下课的时候她随手递给了我一张纸条，纸条上抄写了一首诗，叫《有一种缘分》。

她递给我之后就说，“这堂课比较无聊，我抄了一首诗，看你是文学社的校园诗人，我就送给你。”

当天晚上我一夜难眠，第二天早上我就翘课了，到图书馆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搜肠刮肚地来解读这首诗，然后拼命地夸她的字好，不敢多说别的，写好之后狂奔到教室，假装不经意间路过她旁边递给她。

这首诗后来一直都是我的书签，插在我的书里。我们从相识、相恋到结婚，中间跌宕起伏，经过了8年时间。

我在异地为官的时候，跟她隔着四五百里路，两三个月才见一次，但是我那个时候想浪漫一把，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网站来制作我们结婚20周年的纪念相册。

我精心设计了20页，最后那一页，我就直接把她当年递给我的那张纸条拍成照片放上去，故意安排在结婚纪念日把相册寄到她的手上。当天晚上，我爱人就给我打电话，欣然说，“行甲，你的礼物我收到了”。她的语气特别喜悦。

您刚才讲到少年心，我很喜欢少年这个词，这是对于人生中那些比较简单的、天真的、幼稚的，甚至是荒唐的、迷茫的、惆怅的人生过往，都不遗憾、不纠结、不后悔，你就还是一个少年。

3

人生四分赛，归来赤子心

杨澜：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人生四分赛，归来赤子心”。

“四分赛”也是您的儿子对您的“殷殷教导”，这是什么意思？也请您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发现您的儿子好像跟您有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经常能给您带来醍醐灌顶的人生启迪。

陈行甲：儿子给我的启发是在我45岁那一年，辞职决定转场从事公益慈善的时候。

我一直很崇敬彼得·德鲁克，德鲁克有篇文章叫《管理自己》。他曾经说，人生其实可以像一场足球比赛，分成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45分钟，中场休息之后我们看下半场。我那年正好45岁，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召唤我。

我后来在很多的公众演讲讲到人生上半场这座山峰，我努力了，我去攀登了我的山峰，那么人生下半场，我决定下到山谷，从零开始，去攀登另外一座山。

我在慈善领域也算是打开局面，这座山峰，我不敢说已经到了什么位置，但是我自己判断已经爬到了半山腰，因为我的架构已经形成，项目设计好了，执行到位了，管理规范了，财务透明了，得到了社会很多的信任，把一帮年轻人带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到了人生半山腰。

所以我在准备写《别离歌》时候，儿子就跟我讲，“如果拿体育比赛来隐喻人生，为什么必须是足球？也可以是篮球，篮球比赛就是四节，你的人生可以是第一节读书从政，第二节做慈善，做到你人生的终点。但是你还可以继续开辟你的第三战场和第四战场，你的第三节可以当作家”。

他特别喜欢我的文笔，他说，“以我的文学底子，我判断你会是一个好的作家”。他这么说就给我很多力量。

再说第四节，我是个户外达人，横穿过两次真正的原始森林，也横穿过大漠戈壁，在我的驴友圈子里，我算是“骨灰级”的人物，我团聚了一批热爱自然，热爱攀登，热爱旅游的朋友。

儿子就说，“你可以去周游世界，当旅行家，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