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回忆我的父亲，孩子都怕他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

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

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

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

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十五岁的振华女生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旧居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

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

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

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

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

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1927年冬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全家福

坐者为杨父、杨母，前排左起：阿七，阿必，小弟；

后排左起：三姐闰康，季康（杨绛），大姐寿康，大弟宝昌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

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

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

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天,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

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为“很有道理”。

杨绛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

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

杨绛

我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

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杨绛

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