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我眼中的王振义先生

2024年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以表彰其在医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和崇高精神。

为弘扬王振义先生“爱国奉献、为民服务；刻苦奋斗、创新突破；勇于担当、淡泊名利；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四大精神，从今天起，我们将每周推出“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振义院士学习”主题征文。今天发表的首篇征文，根据编者对陈竺院士的访谈整理。

1978年，我和陈赛娟成为王振义老师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当时赛娟已经在瑞金医院做了三年的住院医生了。她是1975年从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大医学院）毕业的。而我是没有读过大学的，当时是被破格录取的，所以我非常感恩王振义先生。

▲70年代瑞金医院血液学团队合影，王振义（前排右一）、陈竺（后排左四）、陈赛娟（后排左一）

王振义先生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医生。他对我们年轻医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有做得不对的，他批评起来是不留情面的。因为他说血液病的诊治就是生与死的搏斗。

但是，他对患者就如同对自己的亲人一样。他和患者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些患者接受他治疗后，要送一些贵重礼物表示感谢，王振义先生从来都是谢绝的。但出于对患者尊重，王振义老师也并非不讲人情。有一位袜厂的工人，罹患白血病被王老师治好了，送了几双袜子给他，跟他说：“王医生，这个袜子是我在机器上特别为您勾出来的，希望您能收下。”对于这样的礼物，他没有拒绝。他说：“患者是一名普通工人，如果我拒绝她的话，可能会伤她的自尊心。”王振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学术上有着极为严谨的态度，但对患者又抱有深深的人文关怀。

砒霜，从古至今在世人眼中就是一味毒药，砒霜的学名叫三氧化二砷，用它制成的砷剂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良药，在目前全球首选的协同靶向治疗方案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最初进行临床试验时，的确有不小的风险。白血病是死亡率很高的疾病，而砷剂的毒副作用也比较大，用一种副作用大的药物治疗一个死亡率很高的疾病，有的病人在用药后外周血白细胞升得很高，一开始甚至有人说“你们是给病人下毒么？”，王老师和我们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如果说在有些研究领域，我们可以有较为宽松的容错率，那么在挽救生命方面，我们要把错误率降到最低。既要谨慎，又要创新，要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又要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经过数天观察和对症处理后，患者白细胞终于下降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们的临床试验证明，使用过全反式维甲酸作为诱导治疗，然后用化疗来巩固强化后，又出现复发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使用砷剂是有效的，我们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无论是搞研究，还是在管理岗位，能让我们开怀大笑的时刻是不多的。这张照片，我记得就是第四个患者完全缓解以后，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拍的。就那么一瞬间，大家开心了一下，只有很短的时间，新的挑战又来了。

因为我们当时用砷剂治疗的病人，已经对全反式维甲酸和化疗耐药了，白血病克隆已经发生了演化，这时候给他们用砷剂，即使得到缓解，很容易又再次复发。于是我们就思考，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患者用常规疗法复发以后再用砷剂？我们在分子和细胞机理的研究中发现，砷剂和全反式维甲酸针对的是同一个靶点即由于15号和17号染色体易位产生的PML-RARA癌蛋白，但是它们的作用部位和作用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协同靶向治疗效应。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案搬到一线治疗，不是将砷剂放在治疗方法的末端，而是与维甲酸同时应用于新诊断患者的诱导治疗，这样就产生了“上海方案”，两个药一起用，后来我们就很少看到复发的病人了。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在实际中，大约90%左右是能够完全治愈的。当时我们做临床试验都是60岁以下的人群，60岁以上的也有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它的效果就不够好。所以王老师说，我们还要解决10%老年患者的治愈问题。

▲王振义陈竺获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

我记得，王老师在80年代与我们共同提出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的理念，同时，他也一直在提倡免疫治疗，我们现在用的CAR-T就是现代的免疫疗法。而早在四五十年前，王振义先生就已经提出白血病免疫治疗的思路并对某些中药制剂进行了实验研究。他有很强的前瞻性，这跟他多年来心无旁骛地钻研是分不开的。王振义先生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年轻医生学习。

说到王振义先生放弃全反式维甲酸的专利，王老师认为这种专利可能是一种临床应用指征的专利，不是说一个新药专利。王老师希望，对于患者，在治好疾病的同时，尽量不要让他们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即灾难性医疗支出。同时，王老师也认为，我们用的很多西药，都是国外的药厂、医药学家、临床医学家创造出来再传入到中国的，中国医生的发明创造也应该让全球患者受益。医药的发现，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

王振义先生曾以居里夫人为例，居里夫人发现的第二个元素是镭，当时知道镭可以用来治疗一部分肿瘤。也有人建议居里夫人申请专利，但她断然拒绝。她说，元素是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元素发现是人类共同的科学成果，是公共产品。所以王振义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和居里夫人类似的。

2007年，在被调到卫生部工作前，我向王老师告辞并求教，王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说，要去为人民做点实事，不仅是在一个病种上，而是为国家的卫生事业能够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其实我非常明白王老师的心愿。他视我们为己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人民病有所医和事业后继有人，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子献身医学，有更多医疗工作者来传承血液病防诊治事业。少年强则中国强。王老师大学毕业的时候，二十几岁就做了住院总医生，夜班时一个人管几十上百张病床，那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什么病都要看，为后续他在瑞金医院建立血液学专业奠定了坚实的大内科基础。

去年，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获得了202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这个奖是四代瑞金血液人的努力，是王老师很欣慰的一件事情。但是王老师不在那个奖项的名单上，陈赛娟当时去请示过他，他说千万不要把他的名字放在上面，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后继有人。

王老师是非常无私的，1989年我和陈赛娟回国以后，王老师就说，血研所的担子就交给你们了。当时，王老师就给我们讲了他的抛物线理论，他说，篮球投得再高，也要被地球引力吸回来的。所以，我不能等球快落地了，再让后边的人来抛第二个球。当我抛了第一个球以后，年轻的同仁就应该抛出第二个球，比我还更高一点。这样的话，后续者不断努力，球才能越抛越高。这个做法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

作为王老师的第一代研究生，我和赛娟也已经七十岁出头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王老师的精神传承下去。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下一代的血液学人已经很好地接班了，真正做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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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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