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刘俊来
我的家在渭北高原腹地一个三面梯田围绕的塬上。这个家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中艰难探索绝地求生，在枪林弹雨中体悟到读书的重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成为知识经济大潮里的一朵浪花。
爷爷兄弟6人，爷爷是长子。父亲兄弟姐妹9人，父亲是长子长孙。爷爷生在清朝末年，父亲在渭北高原大饥荒后的1931年出生，8岁时跟着爷爷成了小长工。新中国成立后入伍，父亲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复员回村当农民直至去世。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唯一的70后，在开启改革开放的1978年读小学一年级，一路苦读并接受了高等教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陕西农村，温饱问题严峻，全家人每日为柴火和吃饭忙碌。父母以超乎寻常的辛勤劳作和坚定信念供娃娃们念书，把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最多时，我们家有4个学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从我记事起，父亲一直是这个八口之家的大家长，总是比别人更早出工更晚下工，在炎炎烈日的中午依然要去地里找活干。他反反复复讲了许多次，早早就刻在我的脑子里：娃娃们一定要念书，要多念书，有了知识有了文化才能改变命运。父亲年幼时没机会上学，一直是农民，但他放下农具拿起笔和纸就会写信，能准确表达想法。后来我查阅了父亲在军队上的档案，他入伍后参加识字班，集中突击学习，掌握了1000多个简化汉字的读写，还被评为学习标兵。母亲一辈子不识字，但她能记得各种面值的钱，会算加减法，所以她一直管着家里的钱。当时不少人难以理解，饭都吃不上还要供娃们念书，我也是后来慢慢体会出父母的用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背馍上学”是黄土高原上农村孩子上学的时代特征。村里只有小学一到四年级，五年级和初中3年要去乡上的学校读。星期天下午，我瘦小的身躯背着装满了白馍和父母殷切希望的布袋子，坚定地走向学校和知识的海洋。从家到学校的路，弯弯曲曲延绵在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带上，时粗时细时深时浅，两头各三四里，中间翻一道沟。每次背着馍从沟里爬上去，我就能放松下来，有时背诵几句路遥小说《人生》里的文字，一次又一次下定决心要走出贫穷、走向远方。多年之后，我与妻子因爱书结缘，儿子出生后，我们和岳父母生活在一起，成了五口之家。像父辈用尽一切力量托举我们一样，我们用尽心力去培养儿子对书的热爱。岳父母用他们勤俭持家的智慧和付出保障了我们有充裕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我的阅读广而博，尤喜新知；妻子读书细而深，对传统经典很有心得；儿子读书非常专注且速度飞快，从开始的好玩逗乐扩展到兴趣广泛。
我们家的书香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平凡中蕴含了几代人一如既往的持续奋斗。父母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岳父母生于40年代，他们有读书的潜质和愿望，却错过了最好的读书年龄。我和妻子生在70年代初，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和良好的高等教育，我们家有一个名为“旭耕堂”的书斋，我们把最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上。儿子千禧年在北京出生，从牙牙学语开始，就和我们一起在书海里遨游，对书的感情很深，上学后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在读博士生。2021年，我们的家当选“全国最美家庭”。
我犹记得，在1992年暑假的晨曦中，只要听到父亲在窑洞外窗下轻轻的咳嗽声，我就会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抹把脸就扛着锄头跟在父亲身后去地里干活。父亲说：娃啊，一定要好好念书。2017年11月，在写给儿子成人礼的信中，我又这样勉励儿子，一定要勤勉用功，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你的智慧，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 人民日报 》( 2025年02月17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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