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人命关天》｜郑小悠：对两篇书评的回应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小悠与两位青年学人共同讨论其专著《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10月）。本文为郑小悠对两篇书评的回应。

《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郑小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10月

十分感谢张欢博士对拙作的细致阅读与中肯批评。书评对拙作的最大肯定，在于提到本书具有较大“启迪”价值，能够帮助读者根据现有架构、观点，进行延展性思考，进一步提出更深或更新的研究命题与研究方向。至于张欢博士书评中的批评意见，真诚恳切，对笔者同样具有启迪价值，其中最能引发思考的，是刑部是否直接参与户婚细事裁决问题。

从理想状态上看，清代刑部不具备这样的职能。按照制度安排，刑部所办为“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定三流以上罪，内自八旗、五城御史诸案牍”。在外的三流以上罪，自然不包括笞仗细事。而发生在京师地区，需由刑部官员面讯现审的“在内”案件，也系八旗、五城御史，以及步军统领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衙门移交而来。理论上讲，那些自理词讼、民间细事，都应在前序衙门断理完毕，无须也不应移交刑部进行处理。刑部衙门工作繁忙，监狱空间紧张，常年存在已决重犯、待质两造，以及干证、家属混合关押的情况，如果前序衙门以轻作重，将民间细事滥行交部，容易引起牵连拖累，长期羁押，乃至瘐死狱中等问题，此即国家之虐政，是不能被允许与助长的。清代《实录》《上谕》中多有此类表述，以示严禁。因此，单从制度与职能角度上看，刑部不承担笞杖小案的覆核、审断任务，移交到部之事，至少应在徒罪以上。这是拙作几乎不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张欢博士的启发下，笔者想到该问题的另外一个侧面，即在清代现实生活中，一定存在，且很可能大量存在前序衙门将笞杖轻罪移交刑部现象，其原因或许是初审官员过分谨慎、判断失误、推卸责任等等，不可一概而论。这种情况下，刑部如何应对？是拒不接受、原路退回？还是有选择性的扩大职能范围，避免前审衙门、官员脸面难堪？如果是后者，就意味着刑部也会接触并处理不少笞杖小事，而与其制度层面的职能设置出现参差。这是个十分重要但不易察觉与研究的问题，如能在清代史料中找到相关文移、档案，以及涉事官员的文集、日记，即可作为突破口，进一步讨论清代刑部的职能范围与衙署关系问题。

至于张欢博士提到的边疆、民族问题，确是笔者在架构设计与文章写作中的薄弱环节。相关内容需要阅读海量民族语言文献，且完全可以自成体系，独立成书。惟寄望于对此有兴趣、有能力的师友，深入挖掘，早出佳作。

十分感谢马奏旦博士对于拙作的批评与深度思辨，提出的三个问题，即“人命关天”的含义、满汉关系中满官一方的话语权，以及“就地正法”的实质影响，都中肯而值得参考。对此，我简单做出如下回应：

拙作系博士论文改造而成，论文原题为：《清代刑部研究：刑名、政务与官员》，无“人命关天”字样。新书出版前，经与编辑协商，改用现书名。采用“人命关天”为主标题，既体现其在古今常规语境中的本意，即“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之谓；又用以表现刑名事务在清代国家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刑政受到皇帝格外重视，在制度上不遗余力地进行强化，这与清朝政治合法性建构密切相关，超越“治理”层面，直达“统治”高度。天，可以作为君主、政权的隐喻。因为书名是在审校完成即将下印时确定，所以正文内并无直白的“破题”文字，但第一章第一节内容，可算作较有针对性的综合解读。

关于刑部满汉关系问题，马奏旦博士认为，应至少在方法论层面，对满文材料进行对等关照，以展现刑部满官如何办理满案。这一建议很有道理，虽然清中期以后，刑部办理旗民案件，已经以汉文为第一工作语言，满文案卷、公文，只做事后翻译存档之用，但至少在乾隆中期以前，满官以满文办满案的传统，还是大体保持不变，理应加以系统分析，或至少从个案入手，讨论其阶段性变化，及其与汉文书写作、处置的异同。这是拙作的漏洞所在，感谢马奏旦博士批评指正。

再就是集权国家的治理效果，与“就地正法”的实质影响问题。需要强调的是，笔者更倾向于将就地正法解释为对清王朝经过二百年设计、建设、调整而形成的“理想”刑名体制的破坏，而非对“理想”刑名体制与就地正法临时举措做出价值判断与效果评估。换言之，笔者也并未将晚清大案频出，归为就地正法策略的广泛使用，而是总结为“从同治中后期起，刑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与督抚们进行对峙。第一是大力揭发地方所办的冤假错案，借此证明地方政府在办理刑案问题上，无论能力还是态度，都存在严重问题，就地正法的施行无异于草菅人命，这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极大破坏……”在理想刑名制度下获得最大权力的刑部与刑部官员，毋庸置疑致力于恢复旧制，相反，最高统治者倒是更注重央地关系平衡，避免令已经适应就地正法举措的封疆大吏骤然失权，心怀不满。二者都不是出于，或至少不是出于国家治理效果，与法制是否清明考虑。对于这一点，拙作的论述或许不够清晰明确，如有机会加以修订，当再做出相应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