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民政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结婚人数只有610.6万对，同比下滑了20.5%！
这个数据创下了45年（1978）以来的最低纪录。相比2013年高峰时期的1346.93万对，2024年结婚人数直接少了一半之多。
在结婚人数暴跌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数据值得注意，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同样不断走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比2023年增加52万人，自2017年以来首次回升，不过相对于2012年的1973.05万人，也整整少了1000万人。
作为拥有14多亿人口的国家，一年结婚人数只有610.6万对，出生人口不到1000万，整个社会可以说几乎已经“绝育”了，年轻人“不婚不育”已经成为现实。
面对这样的人口形势，政府也倍感危机。可以看到，近两年从中央层面到地方政府均出台了不少文件，旨在营造适合婚育的环境，从延长婚假、到整治高价彩礼，甚至是直接发钱等等。
去年8月出台的《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更是取消了结婚登记提供户口簿的要求，也取消了过去对登记的地域管辖的规定。也就是说，现在只要男女双方同意，拿个身份证就可以领证，不会再出现“偷户口簿结婚”这样的情节了。
但是，这一系列隔靴搔痒的操作对于扭转局势可能于事无补。年轻人不婚不育的最大原因，还是来自新的三座大山，也即住房、教育、医疗。
自2013年以来的过去十余年，我国结婚人数和出生人口不断下滑，但这一期间却是我国房价暴涨的时间，全国大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县城的房价都翻了几番，远超过收入增幅，房价与结婚人数和出生人口明显呈负相关关系。
关于房价与人口的关系，市场上分析很多。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对于城市人口结构的分析，以及更深层次的利益分配失衡问题。
过去三十年，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2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2%上升至67%以上。
回顾中国城镇化的路径，一方面在城市扩张中，城郊农村地区变为城市，由此实现了城市面积的扩张；另一方面是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城市工业化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也就是说，在中国城市人口中，有极大部分人是来自农村的新城市居民，尤以80后、90后居多，这个群体正是当下结婚生育的“主力军”。
然而这部分新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工资薪酬，他们并未享受到土地红利。
而作为城市的“土著”或者在房改之前拥有城市不动产的人。他们只是凭借“天时地利”和高超的“投胎技术”，便可坐享地租收益，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包租公”、“包租婆”等词语，用来称呼那些坐拥大量房产仅靠收租就能获取财富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新时代的“地主阶级”。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在土地财政的刺激下，城市土地价格暴涨，原著居民纷纷成“暴发户”，但新城市居民面临巨大的购房压力。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人为的造成了新城市居民与原住民之间先天性不公平。
在中国，没有房子就很难成家。目前的情况是，那些能够掏空6个钱包在城市买个房的人基本上已经买了，而那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在没有其他资金支持情况下，基本上很难成家，多数人只能够维持自身生存，即买不起房，也很难进入婚育，这部分人口规模应该十分庞大。
针对部分城市居民住房困难，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廉租房、公租房等制度，但实际上也只是杯水车薪，部分廉租房、公租房还被关系户占有放租，很难惠及普罗大众。
而要解决如此庞大人口的住房难题，政府财政实际上也难以支撑。权宜之计，应当向拥有众多城市“地主阶级”征收重税，并将税收收入大规模补贴给住房困难的新城市居民。如此一来，可以在不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下，即可解决民众住房难题，同时还可以扭转贫富悬殊的问题。
留给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时间只有10到20年，这是当下该成家立业的80、90后还能够等待的时间。如果这部分人在年过半百时依然无处容身，恐怕会对社会彻底失望，届时政府需要面对的可能不止是住房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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