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别让书生搞政治

李零

别让书生搞政治

题记：只有挑战格局的人才能成为大师，只有挑战格局的人多了，才能成为大师辈出的时代。

从人文史的视角出发，无论是古典学还是语文学以及语义学（以下简称“三学”），都可以说是一门立足经典、关乎交叉与有机整全的学科。

因为住得近了（搬到清华南边的蓝旗营，有门可通其内），身体“亚健康”，我开始强迫自己，像溜狗一样，每天早上，牵着自己到清华园里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脑筋。所谓“溜脑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摇头晃脑念一阵再背一阵，检验自己的记忆力。这是常常让我想起王国维先生的地方。

他的墓，我也去过，在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独处，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横排，向右看齐，旁边有个漂亮女孩作伴。

还有一个让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饭馆。如今的饭馆，几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组成的短墙，里面是鱼鳖虾蟹，生猛水族。它们在晶莹闪亮的水箱中摇头摆尾，上下游动，让人分享其乐。等菜的时候，我老拿眼瞅它们，瞪着瞪着，就会想起一句话：“只欠一死”。

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联想，和我对先生的敬意并无关系。

有人回忆，1927年6月2日（阴历端午前二日），有一长辫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就在万寿山下，牌楼西边不远），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效屈子自沉，留下遗书一纸，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就是学林共仰，我也佩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

过去，我到鱼藻轩凭吊，曾惊讶湖水之浅，浅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只有脚脖子深（小时候，我常在那儿划船游泳，这是昆明湖中最浅的地方）。这怎么会淹死人呢？是不是当年的水比现在深？我也纳闷过。但答案是否定的。

我从前人的回忆琢磨，他老人家是赴死心切，不知深浅，竟从临水的高台直接下跳，而且是以头入水，扎在泥中（也许在呛水之前，先就已经摔死了），可惜了。

从照片上看王先生，我并不觉得可亲，甚至觉得可畏，让我有难以接近的感觉。但读其书，我非常佩服，想了解他，也想理解他，觉得他离我们并不远。

王国维先生生于1877年，死时只有51岁，是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宋以来殉节者的惯用语，如宋谢枋得遗书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七）。“经此世变”，盖指他奉旨进京，先见溥仪出宫，后逢南军北上。“义无再辱”，则典出李陵谢汉使之召。史载李陵被俘，武帝族其全家，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及昭帝即位，汉使召陵归汉，说你的老朋友当了大官，“来归故乡，无忧富贵”，等于给他平反昭雪，把他的“汉奸”帽子给摘掉了。可李陵太倔，竟说：“丈夫不能再辱”（《汉书·李陵传》）。他心里的道德标准，那是大丈夫不能叛变，更不能反复叛变。昔我降胡，已是奇耻大辱，今再归汉，则更添一辱。四句话连一块读，总之是个“死”字。王氏“一辱”在辛亥（1911年），“再辱”在丁卯（1927年），而不一定是家里闹出的事。后者即便有，也顶多是诱因或催化剂。我的理解是这样。

在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各种推测中，除政治原因和精神苦闷，也有强调“长子之丧，挚友之绝”。台湾出过《王国维之死》，罗列众说，始终没有考清楚。而诸说之中，当以“罗振玉逼债”说最难置信。然而无独有偶，学术界却至今还在流传罗振玉剽窃王国维作《殷虚书契考释》的谣言。加之王体弱多病、木讷寡言，予人以“老实可欺”之相，更引人同情。他死后的评价多是理想之辞（比如陈寅恪先生的碑铭）。郭沫若“抑罗扬王”，一心想把学问很大的王国维和思想反动又是公认汉奸的罗振玉划分开来（《鲁迅与王国维》），其实办不到。我们应该划分的倒是同一个人的政治与学术，对罗对王都是如此，对所有历史人物都如此。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

王国维和罗振玉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成对出现的双星。罗比王年长，是研究上世纪前半叶“五大发现”（包括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轴、大库档案和外族遗文，今多去后两项不数，称为“三大发现”）的先驱。王走上学术之路是受罗诱掖奖进，作学问的一切条件，钱、书、材料和训练，都是仰仗于罗。学界把这个学派叫“罗王之学”是很恰当的。

研究王国维的治学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以甲午、辛亥分为前后三段（甲午是受外国刺激，辛亥是受革命刺激）。

甲午（1894年）之前，1877—1893年（1—17岁），他博览群书：好《史》、《汉》、《三国志》，厌《十三经注疏》，治举子业，并不成功。甲午之后，1894—1910（18—34岁），他弃贴括不为，专治西学，先迷西洋哲学，后治词曲说部。辛亥（1911年）之后，1911—1927年（35—51岁），他才“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罗振玉《观堂集林》序），通过与罗共同整理出土材料，因而取得很大成就。

这三个阶段，除第一阶段，后两个阶段，皆与罗分不开：不但学术上分不开，政治上也分不开。读《儒林外史》，我们都知道，落第举子，失意文人，其出路有三条，一是入幕，二是坐馆，三是“自甘堕落”（比如泡戏院子玩女人，作词曲，写小说，占星炼丹，行医卖卜，上山入伙、加入洋教），原来都是属于“外史”。如果没有这两次沧桑之变，他是当不上那个“王徵君”的。

在王的学术生涯中，辛亥革命是转折点。辛亥革命前，他治西学，主要是想解决自己的人生苦恼（虽然，最初也有改革教育的目的），但他出哲学入文学，始终徘徊不定，“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怀疑将来的选择或在“二者之间”（《三十自序》二）。辛亥革命后，王尽弃前学（据说，为了表决心，还把旧作拿出来烧掉），改治国学，折衷感情理智，最后归宿是史学。

他治国学，是此年随罗振玉东渡才开始，和后来的郭沫若一样，也是蛰居日本，才学问大进。这种选择应与遗老派“拒食周粟”的态度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有关。沈曾植曾跟他开玩笑，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见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一文的回忆），可见他是“无聊才读书”。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做官干政、急于用世的习惯（有人叫“担当”，我看是“恶习”，李敖叫“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杨树达先生曾检讨这一问题。他说：“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救药；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绝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日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在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积微翁回忆录自序》）。我觉得他的检讨可能过了点，因为这样的“恶习”不惟是几千年的“恶习”，就是1949年之后，也还是读书人的“恶习”，不是全部，但也绝不是一两个人，比如50年代的前辈，他们就特别容易“上钩”。

其实，人对政治关心不关心，那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在政治本身怎么样，赞成、反对和弃权都是政治表态，全看你的立场和能力。王国维对政治的参与虽不及罗振玉，但他并非一心读书的遁世之人。他不喜欢当时的“世变”，但他应感谢这个“世变”，因为它绝了读书人向上爬的路子，让他们想关心也关心不了。没有这种冲击，吴敬梓嘲讽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王国维就不会拿16年治西学，也不会拿16年治国学。

王治国学，从表面看，似与西学无关，前后判若二人。但我一直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如果不是中国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同“西学”刻意对比，本来是没有什么“国学”的。王国维治国学，时间很短（连学带干才16年），但成绩很大，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比别人厚（当时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因为两条，一是他西学训练好，有贯通文、史、哲的人生体验，“识”比别人高；二是他在罗氏身边，于新出材料有近水楼台之便，与欧洲和日本的学者有广泛交流，“见”也比别人广。

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所治“国学”，不但是“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二》曾以此自况），也是“不中不西之学”。吴宓说王氏之学“冠绝一世”，“发前人之所未发”，乃得益于西学（《空轩诗话》），这是很有见地的。

王国维是反对革命、绝望政治才死心塌地做学问。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不以“天下为己任”，而以“文化为己任”，好像古代失其官守、抱器而逃的史官，对保存和延续文化有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虽然碰巧同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合了拍，但却不是明识时务，自觉自愿，而是情不得已，充满痛苦。如果说，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该向他们学习，置民水火于不顾，那不仅是没有良心，而且是绝对昏聩（“何不食肉糜”）。我们尊敬“大师”，但不必美化“大师”，更不必用西方知识分子的“可怜下场”安慰自己，赋予“大师”太多“学问”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伟大意义”（对陈寅恪我也抱如是观）。

王国维的后半生，著作数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选的《观堂集林》一书。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静安先生年谱》）。可见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论著虽然还有（如《史籀》、《急就》、《苍颉》之书，两种《金文著录表》、《纪年》研究和《古史新证》等），但其思路、观点和研究范围皆体现于此。印行《集林》的蒋汝藻说，此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蒋氏作《观堂集林》序）。

读《观堂集林》，我们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殷墟卜辞；（2）两周金文；（3）战国文字；（4）西域汉简；（5）汉魏石经；（6）敦煌文书；（7）铜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礼制；（10）古文源流；（11）字书韵书；（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计算，等于每年都开辟一个领域（王有不断变换题目的习惯）。

这些研究，是一种介于宋、清金石学与外来考古学之间的东西。王国维的“二重史证”其实不是来自西方考古学（西方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是两门学问），而是来自宋代“考古学”（它是铭刻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史学研究），但他的研究还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考古学（台湾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语所，大陆的考古原来也是设于历史系）。

王治甲骨是从帮助罗振玉校写《殷虚书契考释》入门。此书原稿于1951年由罗氏后人售于陈梦家。陈在《殷虚卜辞综述》58—61页对稿本原貌有说明，可以证明“剽窃说”是无稽之谈。王氏追随罗氏，贡献主要是用殷墟卜辞印证《史记·殷本纪》（《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从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语所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证实了殷商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王国维治金文，也是利用罗氏所藏，除铭文考释，所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和《两周金文韵读》，都是重要工具书。他在这一方面贡献很多，但有些说法，如“四分月相”说（《生霸死霸考》）和“王号（西周早中期的）生称”说（《遹敦跋》），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这两种说法对研究西周铜器断代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都有问题。

战国文字，当时出土资料有限，王氏所见无多（只是根据战国玺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这样伟大的假说，寥寥数语，对研究战国文字、秦汉小学和汉魏的古文传授，全是凿破鸿蒙的东西，不但启发了后来的战国文字研究，也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大问题，甚至对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的研究多属陈寅恪所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则属陈氏所说“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还有他早年的文学研究，也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三者都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光，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东西（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颠扑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论”，而是把每个细小的问题都纳入大的范围来考虑，善于即小见大，它更关心的是问题的整体推进。除了从小到大，还要从大到小，特别是从大到小。

王国维是文艺批评家，也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更重要的他是历史学家。陈梦家先生曾说“要充分了解一个古字的意义必须先有充分的古代社会的知识”，“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他释文字虽有“不少是悬空设想而不甚确实的推测”，释对的文字，数量也不多，但所释文字却多是关键字，“要比孙（诒让）、罗（振玉）所释重要的多”（《殷虚卜辞综述》61页）。

现在我们的古文字研究，在细节上有不少可以超越王氏之处，但王氏的历史眼光却是学界所贫乏。针对于此，我想陈先生的话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2003年3月10日改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一：

此文原来的题目是作《我读〈观堂集林〉》，过于平板，现在改了一下，我记得他的墓是在一排墓的左手尽头，旁边是个漂亮女孩，最近去了一趟，发觉不对，不知是墓的位置移动，还是我的记忆有误。

附记二：

中国学术界苦于大师不出久矣，就像孔夫子慨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一样。学者徒唤奈何，却很少反省原因。原因何在？很简单，主要是无大格局。有大格局，自然有大师。无大格局，居然无大师。而大格局者，只有社会剧变，思想风气、学术范式随之转移的时代才会有。中国近代、民元、五四以后，新学势如潮涌，旧学阵脚大乱，即使遗老遗少，也不能不受时代风气感染（反对本身也是感染）。是时，一切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即使驽钝中才之人，预临其事者，都是祖师爷，当然大师辈出。及新学立，各自分疆划界，自立门户，学者惟祖师爷是从，弟子各得其一体，犹如富家分产，日久必衰，虽聪明绝顶，也不过是添砖加瓦，增广其事而已。大师之统还在，大师之体全无。大师是自然不会有了。

只有挑战格局的人才能成为大师，只有挑战格局的人多了，才能成为大师辈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