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年间政府对朝鲜八包贸易都有什么样的规定？

清朝承前明制度，于顺治初年设会同馆用以接待外国贡使。朝鲜景宗元年（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宜显入京，由于会同馆被俄罗斯人占领，因此朝鲜使臣被安排在北极寺居住。景宗四年（清雍正二年，1724）由于俄罗斯人先到北京入住会同馆，由此决定会同馆由先到北京的外国使臣居住，另外拨干鱼胡同官房一所以供朝鲜使臣居住，交由礼部管理。

“乾隆二年，奏准自雍正二年定议俄罗斯人到京准于会同馆居住。自是以来俄罗斯人到京必入会同馆，因循成习。朝鲜人役众多，每令住干鱼胡同官房，但人马多有不便，应将此房缴还工部，别择安定门大街内务府属官房一所，以待朝鲜每年贡使至。”并设置监督官员监督馆内的互市贸易。

朝鲜英祖四十一年（清乾隆三十一年，1765），洪大容随其叔父来京，所居住的是南馆。朝鲜正祖四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朝鲜的两批使臣在京相遇，干鱼胡同不够住，又设西馆供另一批使臣居住：“遂设会同馆于干鱼胡同，都统满丕之宅也。丕之被戮也，家人多自裁，故馆多鬼魅。或我国别使与冬行相值，则分寓西馆。年前别使先寓干鱼胡同，锦城尉以冬至使，寓于西馆。”

也就是说，有清一代朝鲜使臣的居住和贸易场所并不是固定在会同馆内，而是先后有几个场所：会同馆、北极寺、南馆、干鱼胡同别馆、西馆以及内务府官房六个场所。清廷根据便宜为朝鲜使臣提供合适的场所。

因清承明制，所以会同馆正馆的位置并未改变。其他六个场所，据祁庆富和金成南的考证可知：北极寺的具体地点在今宣武区琉璃厂西前青厂胡同一带。南馆是会同四译馆的别馆，其故址当在今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大楼一带。干鱼胡同的“别馆”的位置在今王府井大街甘雨胡同，安定门大街内务府官房位置在今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西馆的具体位置是今民族文化宫北面的中京畿道胡同。

顺治初年允许朝鲜人在会同馆内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并且不对其贸易时间作出限制：“凡外国贡使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由部移文户部，先拨库使收买，咨覆到部，方出示差官监视，令公平交易。”朝鲜孝宗四年（清顺治九年，1653），定“朝鲜人来京贸易者奏闻方准贸易”。此外，据《清史稿》记载，“礼部议准朝鲜使臣来京，禁从人在馆外贸。”清政府也沿袭明政府免税的政策，对朝鲜使臣免税，“凡朝鲜国贡使往还与内地客商互相贸易，不拘何项货物，内地商人计价一两收税银三分，朝鲜人免税。”

朝鲜人来中国贸易，清政府收取本国内地商人的货物税，却不征收朝鲜人的税，可见对朝鲜的优待。朝鲜孝宗四年（清顺治九年，1653）清廷下令：“今后朝鲜国照依定规入会同馆交易，不许沿道交易，如有违反者，应行议处”。自此清朝恢复明朝的会同馆贸易制度。等到正式开市时：“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若贡人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清朝沿袭明朝的会同馆管理制度，并且规定：“两平交易，如赊买及故意拖延、骗勒远人、久候不得起程者问罪，仍于馆门首枷号一个月。

若不依期日记、引诱远人潜入人家私相买卖者，私货各入官，各铺行人等枷号。”清朝百姓也不可以私自与朝鲜使臣贸易，《大清律例》规定：“外国人入贡经过地方，街市铺行人等，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如买卖货物不系违禁者，均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货物入官”。朝鲜正祖九年（清乾隆十五年，1785）清朝还新增要求沿途官员查验朝鲜使臣的行李、贸易货物以及车马数量：“仍令各界地方官于报单内注明经过日期以便稽察，若途中车马捐乏，即令前途豫为雇觅。并小心防范，无使行李货物遗失。”这一行为也是为了防范使臣在进京沿途私相贸易。

清政府要求：“礼部题，外藩货物，有该国王印文开送者，准其贸易。”朝鲜方需将货物名称、数量开列出来，列出来的表单上还要有朝鲜国王的印文，并由礼部核验才准交易。要求朝鲜每人只许携带不超过八包八十斤的人参，并且要求详细检查斤数、包数，刑部也需负责查看使臣所携带的八包本金。如果查明朝鲜使臣私带的货物没有详细开列在单子上，就会被驳回咨文、拒绝开市。

朝鲜孝宗四年（清顺治十年，1653），清朝允许朝鲜向中国销售人参以及毛皮。禁止使臣在沿途以及会同馆外开展贸易。朝鲜显宗二年（清康熙元年，1661），清朝允许朝鲜交易免开货物咨文，任其随便携带物品贸易，到京城后报备即可。清政府对待朝鲜人的贸易的限制是不断放宽的。1直至显宗三年（康熙二年，1662），清朝废除了朝鲜商品咨报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废除被张存武认为是“清入关后对朝鲜贸易政策从纯经济动机转入了中国以贸易为柔远外交道具的传统轨道”的体现。自此之后，朝鲜对清的八包贸易更加繁盛，不断走向巅峰时期。

虽清廷规定朝鲜使臣仅能在会同馆内开市贸易，不允许沿道交易，也不允许潜入商贾人家贸易，但是朝鲜使臣的八包贸易实际上已突破了会同馆这一界限。“至康照末年，天下已安，谓东方不足忧，禁防少解。然游观犹托汲水行，无敢公然出入也。数十年以来，升平已久，法令渐疎，出入者几无间也。但贡使之子弟从者，每耽于游观，多不择禁地。”使臣们还会去琉璃厂以及街坊市肆等处购买书籍及其他物品。李?的《燕行记事》中有载：“皇阙大清门内，亦列置市肆，无异城外，纳税甚多。

至于市上买卖之有定价者，亦渐腾翔。若古物器玩之无定价者，尤有甚焉。一书帖、一画簇之价，或为屡十两，或为屡百两银子。十笔之价，多至四五两。一香之价，多至一两余。而彼人之愚弄我人，成其俗习。”徐庆淳在《梦经堂日史》中也记载：“馆门外左右几百家门楣，板揭天泰人参局、广盛人参局等号，皆是交易我国物货之所。”

并且朝鲜使臣可以在境内随意通行，没有阻碍。这就说明清代朝鲜使臣的八包贸易并不局限于会同馆内，但仍以会同馆为中心。清朝朝鲜使臣在会同馆正式的交易时间也是在使臣进献方物、会同馆出挂开市榜文后。但是会同馆并不是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处于开市状态，李?记载当时的会同馆日暮则停止贸易：“衙门申严门禁，则设凳列坐以守之。日暮则入馆中，搜逐诸商，挥鞭喧聒，出尽而后闭门”。

金昌业也记载会同馆未时关门：“每日未后，通官等锁重门加封，日出后始来开之。其开其闭，军牢来告于使行。门临闭，甲军入来，呼出买卖胡人”。清朝朝鲜使臣贸易天数不受限制，只要在进献方物、开挂榜文之后，使臣就可以进行贸易，直至使臣上马宴后离开京城。如朝鲜孝宗七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麟坪大君九月二十二日到达京城，十月十九日“衙门始挂开市榜文”，直至十月二十八日开市结束，二十九日出发回朝鲜。而朝鲜使臣在京的八包贸易最活跃的时期，一般也就是在归国前十日。

朝鲜正祖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等一行朝鲜使臣到达京城：“例于公事毕后，所有携带布匹、纸张等项，许令行家、铺户人等入馆交易。兹当开馆伊始，各行户等情愿交易者，务须遵照法例：现银售买，不得賖欠拖延。以便该国员役得以及时启程回国。”如使臣进京是在正月，据洪大容的《湛轩燕记》记载：“正月初，衙门禁诸商，不得入馆。十六日，提督挂榜告示。”

也就是说，使臣在正月内想要进行贸易需等元宵节过后，会同馆提督才会张榜开市告示，正式开市。清朝规定的朝鲜使臣在京贸易的违禁物品也基本是史书、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缎等物品，并且严格控制军需物品的出口。如朝鲜景宗元年（清康熙六十年，1721），朝鲜使臣李正臣记载了当时会同馆的开市榜文，其中列出了清朝严禁朝鲜使臣贸易的三类物品：“其榜略曰：闲杂人，不许买卖大花、西蕃、莲纹及五爪龙文、黄油青等缎；史记、兵书、天文、地理等册；兵器、硫黄、焰硝、貂皮、人参、铜器等物。皆系禁条，并勿许买卖。

”前两种物品，如有人违禁卖给使臣，则“枷号一个月，发近充军”；贸易军需违禁物品，“为首依私将应禁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斩监候，为从发近边充军。”但在实际操作时，清朝并未像明朝一样严格限制朝鲜使臣购买书籍的行为，反而采取宽松放任的态度。清朝对朝鲜的使臣八包贸易采取了较之明朝宽松的政策，也促进了八包贸易在清朝发展繁盛到鼎峰。后来随着边境贸易的兴起，在北京的八包贸易趋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