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弈阳 | 看见春运里的孩子，城市新移民二代还记得家乡吗？

李弈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春运就像海上的潮汐卷起月光，不需要响铃就按时匆匆卷起四散各处的人们开启一段短暂而温暖的漂流。倦鸟归林、落叶归根，春运一遍遍把我们带回故乡，也让乡愁缠绕在远离故乡的人们身上。但时代奔腾、一代代成长，家乡还能存续多远？春运中浩浩荡荡的人群，还能将遥远的家乡记忆多久？我想不妨问一问春运中的孩子。

城市新移民与失落的家乡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制度进步与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等打破了部分社会流动的隔阂，形成社会人口主要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趋势状态。社会环境变化给这类人群带来了在城市发展的新机会，部分农村人口适应并获得城市户口，留在城市成家生活，成为我们口中笔下的城市新移民，他们的社会身份由此发生变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劳动力组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人力资源，部分新移民也在移入城市中已获得比较稳定的工作和住所，选择在城市定居，从事的职业丰富，不仅限于单一体力劳动，也包括如白领、教师、私营企业主等职业，进而构成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

新移民们不仅要在生产生活上融入城市，在心理层面上，新移民们也曾经经历或仍然面临着从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生活经历塑造的农民角色转向城市市民身份的冲突。“离土离乡”虽然填补了城市发展所需的巨大人口空缺，创造了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机遇，但也使诸多变化、矛盾叠加复杂化，新移民的社会阶层、职业身份、工作待遇、生活保障和获得感、公平感等各个层面的问题不断产生，也成为各层级政府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注意力焦点和持续关注的重点。持续的单向度流动造成了不断延长的空间距离，而城市持续加速的生活节奏、固定的时间安排更进一步阻隔了亲缘关系的紧密联系、使个体以往的社会关系网络断链再在新的环境重塑、新的生活方式也让既往的集体家乡记忆受到冲击，由此，许许多多新移民们逐渐成为城市社会中数量庞大的“孤岛”，即便在异乡安家落户，不少老家的父母和新生的孩子也跟随着中间一代或短暂或长久的驻扎到城市中，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新移民个体孤立的窘境，然而，这无法抵挡记忆里的家乡生活共同体一去不返、渐渐消散，以至于他们都呈现出“有家无乡”的心理状态，不少新移民和他们的父辈都计划梦想着落叶归根。

同时，伴随着人口红利带来的城市、中心地区的经济、社会繁荣，农村、偏远地区的无人化、空心化状态也日渐严重，甚至一度阻碍乡村振兴和发展，另一方面，乡村新产业的发展，旅游业、资本的介入和改造都让曾经乡村似乎被定格在记忆中，被迫消散或停滞不前。假期的回乡、短暂的通话能够能够让新移民们再次勾起家乡的念想，但是四处奔忙的儿时发小、凑不齐一桌的团圆饭、逐渐老去的长辈、逐渐陌生的近邻远亲、商业化后面目全非的小城等等，乡村的衰弱、嬗变又或者城乡间的巨大生活落差，更让这份对家乡的怀念更加深远，不由得让人感慨“何处是家乡？”。

春运里的城市新移民二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农民工潮流的社会现象带来了城市新移民的相关讨论，随着时代发展，新移民们逐渐适应环境，在城市中生活工作、生育后代，新移民二代的故事也逐渐展开。

新移民二代们往往生来就获得了父母所在城市的户籍，从小在城市中长大，浸润于城市的社会文化环境，接受着当地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甚至能与周围的“本地孩子”打成一片，更是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不少当地方言和生活习惯，俨然成为城市新移民的典型模样。

我也是“城市新移民二代”，父母都是70后，分别来自两个湖北、陕西不同省份的农村家庭，从小帮家里做工、务农、放牛、卖菜，两人因为高考，来到外地——江苏，上了同一所大学，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生活、办理转移了户口、融入到新城市的环境中，之后养育了我，此后将近三十年，再没有长时间回到家乡去了。平常他们只能电话联系父母亲人，每年见面的时间，除了孩子的寒暑假抽出空来，特别是春节，能够与老家的兄弟姐妹们联络、见面，吃几顿团圆饭，其他也就是极特殊的情况了。而我，正如身边许许多多的“新移民二代”一样，父母工作繁忙，于是要么是爷爷奶奶，要么是外公外婆，会来到我们身边照看，当然，祖辈们大多始终没有改变户口，假期也会回到老家去，不可不谓是“老漂”一族。“老漂”们来自天南海北，聚集在社区的棋牌桌、凉亭、公园、菜场、小学初中幼儿园的学校门口，操着各地口音，不论听得懂听不懂，或许有一些相互交流和理解，作为操持家务之外的社交活动。与此同时，还和本地的同龄老人们打起交道，从他们身上“取经学道”，多少建立了自己在新城市的社会圈子，在新的生活规则和曾经的生活惯习的缝隙里找到立足之地。

回到我自己，我从小在江苏长大，一路读书到大学，在学校、社区邻里、陌生人那里还学会讲点当地方言，口音也有点南方，具体表现为前后鼻音不分，还交到许多户籍一致的朋友。但每逢假期，总要回到陕西或湖北，和父母两边的亲人团聚。因此，我也基本听懂两地的方言口音，同时因为两边都有祖辈亲人的血脉联系，加上年复一年，假期间短暂回乡见闻，父母常常讲起他们儿时的经历加深了我对两地的认知和念想，随着年龄增长，我更将这两地认作自己的陌生但熟悉“老家”，身边的新移民二代们也基本和我一样，生长在城市、户籍在城市，却有着一两个遥远的乡土的“家乡”，对老家的家族和伙伴或多或少有些留恋。

然而，客观上来说，我们这些逐渐成长的城市新移民二代，回到老家的日子屈指可数，长时间的城市生活早已将自己塑造为城市居民，几乎毫无乡村生活经验和技能，但在心底里却有些相信自己根源于老家，甚至对自己的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存在质疑，乃至于并不深刻的继承着父母祖辈浓重的“乡愁”。

换句话说，因为城市与乡村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生活模式等等差别，新移民二代的对城市、乡村依恋情感的矛盾始终存在于其精神世界，也外化于行动中。对于自己出生、成长的城市，新移民二代熟识其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因此，在城市中有着稳定的生活状态和固定的交往模式，对所处的城市带有比较强的依恋感，也能够比较自然的将这些模式应用到其他城市生活中，相较于其父辈祖辈由家乡进入城市生活时感受到文化差距，移民二代显然具有更强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但是回到老家，陌生的亲戚，与城市生活中截然不同的环境空间，社交习惯，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诸多差别对于新移民二代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而且往往刚刚适应乡村生活就限于假期结束、忙于工作学习等各种原因，急匆匆脱离老家回归城市中，或许这也是新移民二代即便意识到老家的亲人与自己有着斩不断的血缘亲情，但仍然对故乡情感上若即若离的原因，也导致新移民二代们回到老家后一系列的在团圆饭桌上不会向长辈敬酒，默默跟随长辈走在走亲戚队伍的末尾，在村头巷尾不爱结交朋友，不会干活看似偷懒，只能捧着手机自己玩游戏的“超脱”模样。

城市新移民二代就像是乡村生活的即时旁观者却很难成为真正的参与者，而随着年龄逐渐长大，面临的事情越来越复杂，祖辈亲人渐渐离去，回归老家的机会越来越少，更使得这些人群与老家的联系越来越浅，对故乡的念想也随之淡化，也就形成了新时代孩子们逐渐“断亲”、“脱根”的现象，我身边的许多朋友也不像小时候一样愿意回到老家过年了。当然，对于城市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而言，回老家最契合的时机还是春节，因此，不论是公路还是铁路，漂泊的父母带着孩子们返回故乡的场景始终存在于春运途中，作为春运中的城市新移民二代，年年相似的返乡经历是我写下这篇观察的缘起。

春运的新目的地——驶离还是开往家乡

经济社会的进步、旅游业的发展也给予了春运目的地越来越多的选择，春运中的孩子们也随着年龄成长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城市新移民、“老漂”和新移民二代，这三代人的漂游、扎根、徘徊，好像都预示着家乡的逐渐失落，那么，家乡的记忆如何存续，春运中的孩子能否记得曾经的乡土？我们时刻站在焕活乡村生命力的分叉路口，乡村的复兴也需要新一代孩子们建立起对家族的关注，对乡土的关心，我希望着未来的春运旅途看到越来越多的列车目的地驶向家乡，我们都不忘记除了城市的高楼，还有故乡的土地，不忘掉“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