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众不同的臣子观：别的皇帝喜欢臣子做的事，在他那行不通

自古以来，封建王朝的皇帝们，大多不太喜欢那种无欲无求，不怎么贪财，在民间名声也很高的臣子。

在绝大多数皇帝们看来，只有贪财好色，且不顾及名声的臣子，才不会觊觎皇帝的江山社稷，否则，这些臣子的命运往往岌岌可危 ，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秦朝灭六国的战争中，秦始皇曾经委派大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打楚国，王翦为了消除秦始皇对自己节制六十万大军的担忧，就不断向秦始皇索取田宅、土地，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追求仅限于此。

西汉开国之初，丞相萧何在开国功臣群体中以及民间的声望很高，汉高祖刘邦总是担心萧何会造反，为了打消刘邦的疑心，萧何就故意霸占封地乡民的田产，败坏自己在民间的名声，刘邦看到萧何贪财且在民间声望大跌，他的反应是非常高兴，萧何也因此避过了刘邦准备除掉自己的打算。

以上两位历史名人的行为都证明了，功劳大的臣子要想让皇帝放心，就必须表现出贪财的欲望，并且，不能让自己的名声太好。

除此之外，在封建皇权的规则里，臣子对于皇帝赏赐的物品，绝对不可随意转赠他人，更不能妄图利用皇帝御赐之物来收买军心和民心，一旦触犯这条底线，无疑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西汉时期，霍去病奉命出征匈奴，汉武帝深知霍去病喜好美食，特意赏赐给他大量的美食以及几名御厨，力求让他在艰苦的征战途中也能享受美食。

然而，由于古代食物保存技术有限，霍去病在行军途中根本无法消耗完这些御赐美食，许多食物最终都腐烂变质。即便当时军中因粮食短缺，士兵们饱受饥饿之苦，霍去病宁可承受苛待士兵的骂名，也坚决不敢将皇帝御赐的美食分发给部下。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此事，并认为霍去病不懂得关爱士兵，算不上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但实际上，司马迁未能理解霍去病的苦衷，皇帝御赐的物品，又怎能被随意用来收买军心呢？

再将目光转向清朝，乾隆皇帝对老臣张廷玉心生不满，便找借口派人抄了他的家。抄家时，发现张廷玉家中藏有数万两白银，乾隆皇帝以为终于抓住了他贪污腐败的把柄，但经过审问才得知，这些白银都是历代先帝以及乾隆自己陆续赏赐给他的。

张廷玉对这些御赐白银十分敬畏，既不敢花费，也不敢转赠他人，只能专门腾出一个房间来存放，甚至还摆上香案进行供奉。

白银本是用于流通购物的货币，可皇帝御赐的白银，在张廷玉眼中却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只能供奉在家中。这个事例深刻地表明，有些皇帝赏赐的物品，臣子不仅不能转赠，甚至连自己使用都要小心翼翼。

王翦、萧何、霍去病、张廷玉等历史名人的故事，充分印证了臣子在皇帝面前需要表现出对钱财的贪恋，切不可收买民心和军心，对待皇帝御赐的物品更是要谨慎有加。

在古代，绝大多数皇帝，哪怕是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这些被后世誉为英明神武的君主，对于这些关乎皇权稳固的事情也都极为在意。

但是，这种绝大多数皇帝都忌讳的事情，在一位特殊出身的皇帝面前，就失效了，这位皇帝就是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的想法跟绝大多数皇帝不一样，他无比反感官员贪财，也不在乎臣子把自己赏赐的东西送出去，用王翦、萧何、霍去病、张廷玉等人对待皇帝的方法，在朱元璋那完全行不通，反而会引起朱元璋的讨厌。

还是举两个史书中记载的实例，分别发生在朱元璋生前钦封的九位开国国公中的两位身上，一位是颍国公傅友德，一位是信国公汤和。

傅友德就曾经专门找朱元璋讨要田产，他是不是有学习先贤，以贪财的表象换取皇帝的放心的这种想法不得而知，但他的行为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呵斥，《明史·傅友德传》中记载：

二十五年，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曰：“禄赐不薄矣，复侵民利何居？尔不闻公仪休事耶？”

在傅友德找朱元璋讨要田产被拒绝的两年后，傅友德被赐死，他的死因虽然不一定是因为他贪财被朱元璋厌恶，但朱元璋因此产生的厌恶却一定对赐死贪得无厌的傅友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再来说汤和，这位明朝开国功臣曾经因酒后失言得罪过朱元璋，因此，在明朝建国后的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汤和以朱元璋麾下武将中第一的资历，却仅受封二等的侯爵爵位，他的国公爵位直到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才封给他。

显然，因为汤和曾经的表现，朱元璋有意压制他，在这种情况下，汤和应该更加小心谨慎，以免被朱元璋找茬，汤和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明史·汤和传》中就记载说“和晚年益为恭慎。”

可谨慎的汤和却做出了把皇帝赏赐的田产、物品送给家乡的乡民和老部下这样看起来是用皇帝御赐之物收买民心、军心的事情，《明史·汤和传》中记载：

所得赏赐，多分遗乡曲，见布衣时故交遗老，欢如也。

这是嚣张如霍去病，谨慎老辣如张廷玉都不敢做的事情，汤和却做了，而朱元璋也并没有因此忌惮汤和，反而给了他善终。

从上述明朝开国功臣傅友德、汤和身上发生的故事可以知道，朱元璋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在一些事情的考虑上，跟绝大多数皇帝完全不一样。

朱元璋与传统皇帝在对待臣子态度上的显著差异，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出身和经历塑造了朱元璋独特的价值观和治国理念，使他在面对臣子的行为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