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只有成都才能拍出《哪吒》丨CityWork

你或许已经习惯了在财经媒体的头条里看到成都，这是一座高歌猛进的“新一线”。

在2024年度《新一线城市排行榜》里，成都完成了连续第九年蝉联榜首的壮举，身后是一连串头有脸的名字，包括坐拥六小龙的杭州、在春晚大秀塞力斯超级工厂的重庆、被誉为城市投资标杆的合肥。而投中研究院在同年发布的《2023西部地区私募股权和资本市场发展报告》显示，自2018年以来注册在西部地区的基金共进行3925笔投资，投资事件数量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仅在2019年出现过短暂下滑，并于2022年达到峰值，达到949笔。

这些数据被大量引用，人们通过梳理一系列政策发布、当事人访谈、工商信息变更，反复描述着一个兼具实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行业趋势：对经济活动最敏感的投资人们，敏锐地洞察到了新一线城市产业升级的“野心”，双方一拍即合，决心共同开启了全新的时代。

到2025年年初，这座城市又“赢”了一次，因为票房已破百亿，还在不断创造中国电影史新纪录的《哪吒2魔童闹海》，第一出品方正是来自成都的可可豆动画，影片里满是三星堆元素和川普口音。导演饺子也是四川人，大学就读成都的顶级学府华西医科大学。

但作为在成都生活了小20年的居民，我对“新一线”这个词的情感还挺微妙的。或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所谓“新一线榜首”都是成都市民眼中的“笑话”。因为别看成都已经连续9年蝉联榜首，但这份榜单的历史也是9年。于是一个经典的江湖传说始终流传，人言这份新一线城市排行榜是“合作的产物”，两者之间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

在《哪吒2》还没有横空出世的时空里，如果要聊起成都的产业话题，作为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聊起来似乎总是绕不过“西南柬埔寨”这个黑称，绕不过“外包基地”这个行业定位，绕不过“千游之城”外壳下“月薪4000”的窘境。

而我们这一期栏目正是直勾勾的奔着这些看起来很“拆台”的关键词而来，试图弄清楚这些关键词背后的成因、可能存在的误解、目前的现状，以及为什么这些看起来不太体面的关键词能够支撑得起现象级的《哪吒》。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期的讨论很“丧”，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CityWork》到目前为止一共探讨过四座城市，从哈尔滨到杭州、到合肥、再到上海，自我剪辑下来的感受是成都市语速最慢的一期——这个特点或许很适合回答我们为什么深深的爱着成都这座城市。

本期研讨会成员：过载喜剧脱口秀演员 蔡师傅；半导体、军工赛道投资人 吕和糠；游戏茶馆创始人 王佳伦；投中网编辑 蒲凡

军工、游戏、文化，昨天、今天、明天（03:09）

蒲凡：咱们今天的组合可以形容为“昨天、今天、明天”。比如吕哥，他的主要投资赛道是军工。那为什么他能在成都做这件事？就是因为“大三线建设”是成都的“昨天”，整个四川吃下了大量的重工业、军工业转移，这才为成都的军工投资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佳伦老师的工作代表了成都的“今天”。游戏是成都著名的名片产业，有“千游之城”的称号。在最巅峰的2013年，成都货真价实地拥有上千家、正在研发或在运营的游戏公司。这样的产业集群效应延续至今，一直助推着佳伦老师的事业，从一家游戏行业的垂类媒体，逐渐拓展出了自己的孵化空间，偶尔还能投资一些小的团队。

那么“明天”，成都一直在强调自己“文创”“文化”的潜力，那就是蔡师傅的脱口秀生意了。

而且有意思的是，如今我们会默认脱口秀这些偏“娱乐休闲”的产业，与成都的城市气质非常贴合，但实际上“休闲”曾经也成为过成都的“烦恼”，这一点从城市口号的变迁上可见一斑——成都拥有过很多城市口号，最近几年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最出名的是张艺谋策划的“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而在2007年曾经提出过一套“四破除、四树立”口号，其中最后一条明确写着“破除休闲观念，树立爬坡意识”。

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就是觉得成都人骨子里太过于休闲了，以至于有点耽误生产力发展。

蔡师傅：对，因为我是2010年来的。来的第一周，我就给老师发邮件，说我到成都了，打算留下来，他的回复是：你去那儿干嘛，那边的人不上班的。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常年游学北美，回国之后又直接进入了大学任职，国内的生活不是那么经验丰富。不过他也来过成都，总共两次，前后待了大概半个月。他说他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这座城市总能看到一帮年轻人——他强调是“年轻人”——在上班时间喝茶、打麻将，所以就留下了“这儿的人不工作的印象”。

“留在成都”，曾经是个艰难的决定（07:39）

蒲凡：那既然聊到了“留在成都”的记忆，那咱们就按照“昨天、今天、明天”这个时间线聊起，大家当年为什么来到成都，又为什么决定留在成都？

王佳伦：我（留下来的理由）其实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四川女婿。我也碰到了不少有类似经历的人。

我在北京读书，毕业后去上海工作。来到成都是公司准备在成都建分公司，派过来之后认识我现在的太太。当然那个时候还很年轻，还希望回大城市，所以实际上我们曾经搬回了上海，住了大概10个月左右。但一段时间下来，我太太很不习惯上海的生活，于是又横向对比了几座城市，最终就决定一起回来。

蒲凡：听起来整个决策的逻辑很顺，但实际上应该没这么轻松，因为是成都是真的“远”。虽然高铁已经这么发达了，但是去全国任何城市还是远，去广州需要6个多小时，去上海坐高铁需要12个小时。去北京就不说了，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去北京工作，预算有限只能坐绿皮火车，在车厢里少则48小时，多则经历三个白天。久到我下了火车之后的头几晚都没办法好好睡觉，耳旁总会有哐当哐当的铁轨声。

第二难点在于，相比于北上广这些一线超大城市，成都并没有那么多的职业承载能力，我过去积累的职业技能并不一定能帮助我顺利扎根。

王佳伦：那时候确实整个产业基础比较差，这也是我回来之后开始自己做个人网站，做站长，然后做聚会、做IT茶馆的原因。

蒲凡：具体是哪一年？

王佳伦：2006年。总之我在上海的时候，做网站的或者创业者们总会自发地在周末聚在一块交流，整个氛围很好的，但来到成都发现没有。所以我才开始琢磨，要不自己来组织。并且最开始组织的那段时间里，会发现整个四川的互联网产业都非常非常差，没有任何一个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大的互联网公司。

蔡师傅：2006年那时候有第四城论坛。

蒲凡：对，我很有印象。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熟悉这个梗，但是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尤其是做过广告传媒行业的，都很熟悉“第四城”这个标签。因为有一段时间，成都很喜欢在品牌上喊出“北上广成”或者“北上广深成”，以至于那段时间有大量以第四城为名的产品或者组织。

王佳伦：但是它只是一个本地论坛。其他的就是一些垂直领域的网站，像建材网，还有个建筑设计行业里比较有名的网站，叫ABBS。其实这个网站在垂直领域是非常出名的，但实在是太细分了。

蒲凡：那你是什么时候归属感的？觉得自己算是扎下根了？

王佳伦：那肯定就是结婚买房子，结婚证是在2008年8月8号领的，印象还很深。那时候《天府早报》策划了一个活动，要收集成都市民的100张笑脸，刚好记者是我们邻居，他也需要收集素材，于是就在春熙路给我们俩一人拍了一张照片，出版在当天的《天府早报》上面。

但这是一座允许我“原地踏步”的城市（13:07）

蒲凡：蔡师傅作为一个广西人民，为什么不去广州，而是往成都跑？

蔡师傅：我去过广州。而且“北钦防”地区非常特殊，60年代才完全拨给广西的，大家对广州有一种天然的文化亲和感，心目中的省会就是广州，我离家出走的第一站也是广州，根本没考虑过南宁（笑）。

去了广州，也曾经去过深圳，一路下来觉得也就“不过如此”，有点厌倦，就回到了老家。

蒲凡：“不过如此”这个评价怎么来的？

蔡师傅：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幻想着自己在摩天大厦里面办公，每天挤电梯，太帅了。直到真正体会过后，才发现“就这样”。于是我回到老家，老家开个酒吧，每天喝酒唱歌谈恋爱——好死不死谈恋爱谈到了一个成都的女孩。当然我来成都也不是全都为了她，我也想着换个地方。想了一圈，只有成都没来过，于是就想来试一试。

有一个场景让我动了“留下来”的念头。当时我住在玉林，逛酒吧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几个作家朋友。我看过他们书的，但没见过面，很随机地相识。更神奇的是，聊天的时候，他们叫来了另外一位朋友。他们说这位朋友是川美毕业的，他8年前毕业的时候什么样，他现在就什么样，没变过。

不久之后，这位传说中的朋友迎面走来。他穿得非常邋遢，脚上塔拉着一双拖鞋叭嗒的就过来，乍一看就是那种没有任何正经工作的人，但他的神态却在告诉我，他活得很自在。

这次聊天让我觉得，这座城市允许的生活方式或许更丰富一些，可能很适合我。

蒲凡：你的这段经历让我很有感触。上一期我们在聊上海的时候，史炎老师说，上海的一个不变的内核，就是允许人们以各种喜欢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他把内核概括为“边界感”。而刚才听了你的描述，我觉得成都也有自己的“边界感”，并且这种“边界感”和上海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核——

上海的边界感，是允许你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做到极致；而成都的边界感，是允许你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断的原地踏步。

我工作了20年还是一个小职员如何？我毕业10年，还是那副样子又如何？

蔡师傅：我来的时候是2010年，和几个哥们出去玩的时候，开的就是一辆奥拓，但很意气风发，很明显看到没有自卑的底子，更多是自满自足的感觉。

蒲凡：对，成都有个别称叫做“奥拓之城”，因为作为全国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城市，大部分保有量就是靠奥拓这样的廉价、乞丐版小轿车撑起来的。

吕和糠：成都话里有个词叫“穷超”，很穷，但还是很超。

蒲凡：对，我也试着总结了一下，为什么成都有这种“沉迷于原地踏步”的情怀？

地理因素应该很重要，成都是盆地中仅有的一块平原，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4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资源会自然而然的往这方面涌，保证它穷不到哪里去。但是就像我刚才感慨成都太远了，这又决定了它不会成为风口首先汇集的地方，不会产生那么强烈的财富效应，富也富不到哪去。

在这种情况下，“原地踏步”就是一个无奈也有点凡尔赛的状态了。我可以永远的停留在这一个状态上，然后留下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可以聊天。

只要有“安全感”，就会有慢节奏（19:53）

吕和糠：我虽然年纪比较小，但我到成都的时间可能比大家都早，三岁就跟随父母的工作变动来到成都。

“故土情结”是件很奇妙的事，一旦你经历过迁徙，与故土的联系就会浅很多，所以实际上我没有刻意寻求留在成都。“留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是一个职业规划很明确的人，即使不在行业里最有名最头部的公司，我也希望能尽可能地留在这个行业里。但在北京上海，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终在成都拿到了合适的offer，就只有留在成都了。

刚刚大家聊到“慢节奏”，其实所有大城市都有节奏感很慢的一面。我们经常说上海很卷，但它也有永康路，跟我们玉林的感觉差不多。我觉得城市的居民如果能获得安全感，自然而然就会诞生出“慢节奏”。相应的，我们这种“漂”的人自然就会卷一点，因为你始终没有安全感，你总觉得你和这个地方的联系随时有可能被切断，你就希望有更多的资产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你就必须得拼命工作，拼命证明自己。

蒲凡：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我们今天的录制场地上。我们今天录制的场地是火车南站、凯德天府。再往南都是成都新开拓的城市建成区，也正是大家眼中成都最像浦东，最像中关村的地方。我在想，你作为典型的老城区孩子，如今在南边的金融城上班，你会有一种错位感吗？

吕和糠：我倒还好，2015年一毕业时候就到金融城了。但当时我约本地的同学一起吃饭，那位同学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他说了一句，我是不会到你们华阳来吃饭的。印象太深了。

蒲凡：我也遇到过同样一个梗，前几年成都车展第一次放到西博城来办的时候，我朋友圈里一位成都本地朋友发出感叹，成都车展居然展到仁寿去办了，我说你这么说仁寿人很开心，天府新区的人可不开心了。

蔡师傅：是这样的。近六七年我都住在双流，我的那些邻居，我把来这儿（火车南站）叫“进城”，他们叫去“成都”。

“躺”出来的“工程师天堂”？（28:23）

蒲凡：所以我一直在想，成都人追求“休闲安逸”的另一面，会不会隐藏着一种被我们低估的不服气呢？骨子肯定有一部分不甘心，觉得我们的东西未必就比你差。包括蔡师傅遇到的那些艺术家，他们之所以愿意在玉林的小酒馆里，以看起来很“颓”的状态度过十多年，骨子里的原因或许就是自信，就是不服气，我的东西就是比你好，只是你不认可我的价值而已。

王佳伦：人的性格我还不太会研究，但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出人才的地方。从古代到现在，人才基数就是很好的。我来成都之后对这一点特别有感触，

早些年的时候，成都的人才大量外流，毕业之后就会去北京、上海，然后留在那些城市。我们游戏行业更典型，我去和腾讯、网易这些大厂交流，遇到的四川人特别多。之前我们做出海，对接谷歌、Facebook的人，一聊也有很多四川人，只不过生活在海外。

所以我觉得，未来会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产业基础发展起来，人才就会选择回流，回流的人才又继续加速产业的发展。我们每年会在全国各地办活动，北上广，包括二线的武汉、西安、厦门，都会去办活动，所以我们能很直观地进行对比，成都应该的确是这些城市当中发展最快的一个。

吕和糠：对，我其实有点这感觉，成都有“躺”的一面，但其实也有很卷的一面，是一种“工程师文化”的背景在里面。

蒲凡：从都江堰开始吗？

吕和糠：从哪里开始我不知道，但是我有几个观察。比如为什么游戏能在成都发展好，就是因为大量的软件开发人员，软件工程师也是工程师。比如半导体，中国芯片的上市公司90%都在成都有研发中心，在硬件工程师方面也有很强的基础。

我们投资的一个企业，最开始总部和研发中心都在上海，后来都迁到了成都。我专门问过他，为啥要到成都建研发中心？他讲了两个点。第一，那些毕业于复交的大学生，理论水平可能还不错，但动手能力往往不如成都的同届毕业生，甚至不如成都理工大学的（学生）强。

第二，成都人做事还挺“把细”的，人也很稳定——我们在浦东这样的地方，今天挖过来的人，明天可能就在饭桌上被人开出更高的工资，挖走了，很不稳定——我们在成都的研发中心，极少有人主动跳槽，很适合工程师的培养，而长期的波动不利于一项技术的成型，因为做一个芯片，从设计、研发、涂片，到最后量产，这是一个跨度两三年的周期。这两三年里如果你的工作出现变动，甚至你都不知道你的东西最终会有怎样的呈现，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积累起你的know-how。

所以我觉得成都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人才基础，而当更多人愿意在这里来，愿意把他一部分能力、一部分需求转移到成都来，自然而然就卷起来了，躺到深处自然卷。

“新一线”，为什么老被黑？（40:09）

蒲凡：你们是如何理解“新一线城市”？你们第一次听说“新一线城市”称号的时候，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什么？至少我的观察是，社交网络上关于成都的评价，明显从新一线这个称号开始之后，有了明显的个分化。之前大家会觉得成都就是安逸的城市、旅游的城市，是一座不错的文化名城。而在那之后出现了很多嘲讽的声音，觉得在标榜“一线”之前先解决一下“电销之都”“来成都找工作首先要打800个电话”这些问题。

尤其是微观到“找工作”这件事上，人们抱怨中的潜台词是，新一线城市需要有足够的可能性，需要这座城市的经济多样性能够支撑我各种各样的活法，哪怕原地踏步下去也好。但当他们真的来到这里以后，发现做到这一点很难，并且找的工作的范围特别有限。

蔡师傅：我觉得参与讨论的人群有关系。我注意到，网上大部分黑成都就业的言论，都和“打电话”“做电销”有关，这和大量企业在早期将运营中心、客服中心迁移过来有关，也意味着成都有大量的工作种类是没有被讨论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军工企业，它的就业容量很大，待遇也很好，这些产业就很少有人讨论。

当然他们可能因为工作单位性质的问题，不能被太多讨论，但是最近像英特尔在成都扩建封装测试基地，这些大厂带来的工作机会，也很少被讨论。

吕和糠：对。首先，制造业的发声比较少，而互联网的情绪往往会被那些善于表达的人群所定义，因此社交网络的评价并不能充分反馈成都所有就业人员的感受。其次，“安逸”是一个幻想，你可能所有人都安逸。“蓉漂”尤其不可能太安逸。漂过来的人，先天就有不安全感。你又想安全又想安逸，这是一种很难兼得的状态。

蔡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出在“新”这个字眼上。北上广深是大家公认的一线城市，那些老牌城市都不需要再证明自己的实力，而你是“新”的（就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所以有人会吐槽那些“成都黑”，说你们在北京混的不行，你们就觉得是自己不行，不是北京不行；你们在成都混的不行，你们就觉得是成都不行，不是自己不行。确实也是这个道理。

当然在第三产业上，北京上海这些老牌发达城市，已经发展出了清晰且完整的层级。而在成都，因为发展相对滞后，所以职位会更多集中在中低层次当中，抱怨会因此比较多一点。

被低估的创投环境背后是一条“产业鄙视链”？（45:56）

蒲凡：我觉得还有一层“产业鄙视链”因素。一提到北京，我们会说是文化中心。一提到上海，我们会想到金融行业很发达。一提到广州，那我们就大谈外贸。而成都的产业关键词是消费、是游戏，是吃喝玩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这都属于在“消耗”，是不创造任何价值的，不是值得拿得出手的招牌。

我觉得那些吐槽“新一线”的声音，还有一句潜台词，就是成都作为“新一线”，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产业——在这样讨论里，成飞集团或许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论据，因为会被认为来自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你的历史使命——那么能够惠及老百姓的产业有哪些？

吕和糠：我稍微反驳一下，“三线建设”的确是国家赋予成都的历史使命，但并不是所有三线建设都能建设到这么好。我们就拿成飞为例，从当时的时点来看，实际上是对沈飞等一些一线、二线区域的企业进行分流，并不是全部的主力参与支援建设，而沈飞西飞也不仅仅支援建设了成都。而到今天，成飞做出了不亚于甚至超过他原来单位的成绩，这是很不容易的。

王佳伦：但我觉得，说10年前、15年前的成都是产业链鄙视链底端是可以的，那个时候确实如此，腾讯的布局轨迹就很典型。那时候腾讯在成都有2000人，其中有一大半是客服。以此类推，所有的大厂在这边的布局绝大部分也都是客服部门。但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腾讯更愿意在这里布局研发部门。微信在这里有一支技术团队。用安卓手机的朋友，手机里使用的QQ浏览器，也是在成都完成研发的。还有美团、快手、字节，它都在成都设置了做自动驾驶、做AI的团队。

（对“创投环境”的吐槽）可能还是历史积累的问题。我对（如今“电销之都”的黑称）也感到很奇怪。2004年，公司派我到成都建立的分公司，就是电话营销部门，整个规模是100人。但实际上在整个电话营销领域，当时全国最牛的是广州——广州真拼，一名员工一天能够打200 、300个电话——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离开了这个行业，现在也不是“电话营销”的时代，没想到这两年互联网忽然又把“电销”和成都联系起来了。

吕和糠：也可能和产业结构的变迁挂钩。如果我们把时间调到10年前互联网还很火的时候，网上有一篇很经典的文章，大谈“上海错失互联网”，一片唱衰说上海的经济体系老旧了、不行了。但是把时间线调到三年前，大家的论调又变成了上海脱虚向实，在半导体、大飞机产业上发力，把有限的精力都放在硬科技上。

成都也是一样的。在互联网时代，成都确实有错失，这个是不需要掩饰的，毕竟互联网是一个典型资本驱动的行业，是一个需要靠投入烧流量烧出来的行业，成都没有这样的资本基础，就不可能诞生出大公司。但到了今天，很多行业不能靠钱来推动。或许再过5年，大家也会讲“成都人民，脱虚向实”。

“小富即安”，成都创业者们的集体特质？（51:57）

蒲凡：所以你们会留意到，来自成都的创业者——成都人或者在成都上学、长期生活过的人——他们在性格特征上会有一些明显的特质吗？

如果别人问我成都的创投性格，我往往会让他们去品品几家明星公司的风格，B站、网易、搜狗，聚美优品、知乎。这些明星公司的创始人或者CEO，都是成都出身。丁磊是电子科大的，陈睿是信息工程学院的，周源是成都理工的。他们的产品往往性格十足，又显得特别佛……

蔡师傅：感觉没什么野心是吧？

蒲凡：他们也追求商业化，但是又没有商业化那么彻底，还总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梗，比如“猪厂”。互联网大厂里，唯一一个以公司冠名的情趣产品线就是“网易春风”系列，你什么时候听说过阿里和腾讯做过这些事情？这就挺有意思的。

吕和糠：这个特质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早些年做投资的时候，外地朋友来成都普遍会产生一个观点，觉得成都的创业者容易“小富即安”，公司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那么拼了。

宁德时代曾老板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字很有名，叫“赌性坚强”。什么意思？你做企业就是要敢赌，愿意承担风险。但大多数成都创业者对风险是有一定厌恶的，不愿意去把把梭哈。当然梭哈也是一种智慧，只是我们不是这种风格。

通威是一个例外，他们的几次转型都是在整个市场的底部做的决策，算是一种“赌性坚强”。哪怕过去一年行情并不是那么理想，他们还做了一次大的并购，还要做定增，这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成都企业家都走得比较稳，他有一些独门绝技，往往能够在一个方向里做得特别精，但把一个方向做深之后要延展到所有方向，这不是他们的特色。

蔡师傅：包括文娱行业也是这样，没有太大的野心。我的性格都有点被成都同化。

我很早就有一个小时的内容可以做专场，但是我总觉得不够，还是希望追求内容产品上的打磨。从经济环境上来说，我也想赚很多钱，但又总觉得现在的情况也足够了，正好允许自己有空间和时间去做我追求的东西，可以缓一缓。

包括咱们现在录制的场地也是。我们（过载脱口秀俱乐部）到现在做了七年，严格来说做（两年前）搬到这个场地之后，我们才进入商业化。当初也有一位大哥想要投资我们，我们也想要。但是思前想后发现，我们拿了钱不知道用来干嘛，因为喜剧这个东西，你花钱也不会让它变更好笑。我们也不想马上租一个场地，要占一个市场领域什么的，因为总觉得自己想不是这个路子，野心也没有那么大。虽然200万拿到手烧一烧，也能烧得到行业顶峰的状态，但先熬着也没什么问题。结果一熬熬了5年，团队性格都比较一致。

文创，真的能成为城市的依靠吗？（57:55）

蒲凡：你看，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它们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创投。可以被创投的项目，往往没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它写出来了也没有那么多人喜欢看。这就是一个困局。

王佳伦：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成都的特色。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成都能发展好游戏产业，其实从刚才你们的总结里就能发现，成都就是适合做内容型产业、创造型的产业，这里面生活在这样环境里的人才能踏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款游戏。

我是在2013年听到这个观点的。那时候游戏茶馆刚创立，我们在成都办大会。有一个北京的人过来，他说他觉得成都特别像西雅图，这里的人很能沉下心来一点点去做内容，很适合游戏这样的产业。

我们再扩大一点范围，整个文创产业都将受益于这样的特质。像《哪吒》这部系列动画电影也是成都制作的。我们确实不擅长资本运作，你说一定要这样吗？我觉得不一定，为什么我们做企业一定非要融资、一轮一轮融资、上市，为什么要这样？不一定，产业的发展轨迹有很多种。

蒲凡：但是文创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它的资产很难量化。在传统的会计体系里，知识产权、创意积累等等很难体现在账面上，无法定价的。更何况文创产业里最核心的资产就是人，就是人的感性创意。“感性”这件事怎么定价？这个问题就会给人一种不安全感。相比之下，制造业总会留下点东西，哪怕做游戏也能留下一套代码，留下点素材。文创、尤其是脱口秀，风口过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蔡师傅：我们之前跟一些资方有沟通过，他们给我们的定义，厂牌也好，节目也好，在资本的眼里这些都不是资产，最重要的资产是你手上的演员，只有当知识产权具象到一个人、一个演员身上，它才是值钱的，才可以被算出来。

蒲凡：所以我一直在想，如今成都将“文创”与“未来”牢牢绑定在一起，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明天，但“文创”真的能带动一场新的“蓉漂浪潮”吗？

毕竟文创行业的工作容量真的很小，很多文创项目的核心环节只需要一两个人就完成了，其余都是一些帮助项目执行、落地的助手等功能型的职位。其次就是刚才提到的不安全感，资产无法定价，也无法量化生产，就是审美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没有了。

王佳伦：这也是我自己的观点，文创或者创意型产业，需要拉很长时间慢慢沉淀，一旦沉淀下来这个价值就非常大了。参考日本，在里约奥运会的东京8分钟里，主角就是哆啦A梦、足球小将、Hello Kitty与马力欧，它们已经是一张国家的名片，也都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沉淀。此外还有火影、龙珠，它们的价值都非常大的，只是它不是当时凸显出来的。

所以如果去评价成都对于“文创”的重视，可能需要拉更长的时间。我们这两年每年都会去日本考察，你可以看到IP产业能够形成一套非常完善的产业体系。比如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熊本熊会突然火，背后就是一套完善的IP孵化体系，帮助新IP完成文化输出。甚至我去欧洲参展都会很惊讶，日本的文化IP在欧洲也有很大的受众群体，游戏展会里面有1/3是日本IP相关的游戏。

“成都人”，创业者最好的模板？（1:07:15）

吕和糠：我觉得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能够被评价为“优秀”，它一定是丰富的，不是单一维度的产业结构，不拘泥于单一维度的评价标准。我们经常以日本举例，说娱乐它有娱乐，说制造它有制造，并不拘泥于单一维度。

所以我觉得，对文化、文创、娱乐的宣传就是有很大的价值。你要真正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要有硬的一面，势必也要有软的一面，既要让科技富强，也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旺盛的精神需求，只有这样城市才是立体的。很多城市都经历过在特定阶段，因为某些产业实现腾飞，又因为产业结构很单一，在特定阶段之后开始没落。

成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一线”，它一定需要多方面的融合，吸纳多样性的人群，需要有些东西来消解（转型过程中的沉没成本），而文娱就是用来消解这些负担的好东西。这些消解出来的生机和力量，总有一天会重新投入到更有生产力的地方去，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真的是很有价值。

蔡师傅：而且你要比对来看。我2024开始在南宁老家也做了一个厂牌，和成都相比有很明显的体感变化，一个城市的文娱产业之所以丰富，和实体经济支撑有很强的关联。

而且国内的文娱产业和国外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国外有很多国民性的功能城市，比如拉斯维加斯承接了全国人民“看秀”的需求。但中国没有这样的地方，文化消费需求有很强的在地性。在这种局面下来做文化行业，就更需要本地的实体经济支撑，本地居民不消费起来，你根本没有机会那么活跃。

我印象最深就是和脱口秀演员程璐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老蔡，成都真是个好地方，酒水消费全国第一”。很多城市有消费能力，但并不一定有文化消费的需求。

蒲凡：所以我能不能这样总结：成都之所以决定要以“文创”为名片，将“文创”作为未来规划方向，反向证明它的实体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基础了，等得起、熬得住。毕竟就像刚才佳伦老师说的，IP能够兑现巨大的价值，但周期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像马力欧、宝可梦，都经历了四五十年的发展历史，那就要等得起。

吕和糠：我觉得这才是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我有个朋友，他在某个高校做航空发动机材料的研发，搞科研很牛逼，实验室被很多国家领导人接见，但也是个夜店小王子。年轻一代或许就是这样的，他们有成果，但是不妨碍他唱歌。

蔡师傅：包括大家对西雅图的认识，往往会带入硅谷IT男的形象，但他私底下这些研发大佬们也会出来玩哈雷，玩摇滚、玩电子乐。

蒲凡：所以创业者群像发展到最后，大家都会蜕变成“成都人”。在荣格的心理学体系里，人们寻求异性伴侣，最理想的状态被称为“原型男性/女性”，就是假设世界是个坐标轴，我们需要寻找坐标轴上与自己对称的那一个，才能让那个自己的世界实现最大程度的完成。

“成都”可能就是一个相对于传统创业者画像的“原型”。未来一个更加理想、更加健康的创业者形象，或许会包含很多“成都”特质。

老子明天，要上班？（01:11:17）

蒲凡：当我们聊到现在，解构了一系列刻板印象，是否可以下一个结论，成都将是越来越重要的创业城市？

吕和糠：我觉得可以，成都很适合“未来的创业”。过去的创业，大部分行业其实都是靠资本驱动。固定资产型的企业，比如房地产，需要靠高负债、银行借款来驱动。互联网行业，要靠投资人的钱去烧流量来驱动。甚至新能源，也要靠融资建产完成驱动，都是相对单一驱动型的事情。我觉得未来，单一驱动型的项目会变少，多元驱动的项目会变多。它们需要稳定的人才、长期的技术积累，将很多东西综合起来完成创业。在这件事上，成都可能相比其他地方有一点优势。

蔡师傅：还有一个是发展阶段问题。大概9年前，我做过一个影视类的PGC工作室。有次我们受邀前往北京，策划一场发布会。忙到晚上睡不着觉，溜到在国贸楼下抽烟，那时候非常明显地感叹，北京的人才是真的很充沛。觉得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的人，拿到成都人才市场里已经算是中上层的水平。

但随着这些年发展，或许是生产方式上的改变，或许是出现了AI这些新工具（这种感觉消失了）。人更自由一些的时候，成都就会更舒服。

蒲凡：对，我想自己回答一下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决定留在成都？我当年刚毕业的时候，曾经北漂了一年多党京当足球记者。那时候公司刚拿到投资，正是急速发展的时候，根本没有假期，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醒了就上班，睡觉下班。

有一天值夜班的时候，电视上刚好在放《中国好歌曲》，轮到谢帝上场，唱了一首《老子明天不上班》。当时我就在办公室里哭了，一直在琢磨为什么要来北京，为什么要出现在知春路？当时我的工资是税前4000元，而知春路的房价早就突破4万了，干一年也挣不了一个厕所。正是那一刻，让我决定回成都。

王佳伦：其实我只要见到在北上广“漂”的人，我都会建议他回成都创业或者来成都创业，就是因为成都刚刚处于一个“性价比最好”的状态。一方面它的人才密度足够多，到这来能招到你需要的人。另一方面，它的成本又“恰好到处”的低于北上广。

我们有自己的会员网络，遍及全国各地。我们从会员那里能了解到，很多城市成本会比成都低很多，房租特别便宜。但成本更低的城市招不到人，招不到人你就做不了事。而能够很快招到人的上海，办公成本直接是成都两倍三倍的。成都刚好处于适中的区间，特别适合。

再加上刚才提到的产业变迁问题。以前（互联网时代）是因为智能手机带来了红利期，红利期就需要砸钱，快赶大上，能及时铺上就能完成领先。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红利期了。哪怕是AI，可能除了大模型需要砸钱之外，更多的创业机会是大量的应用产品。这个时候你在上海还是在成都差别不大，相比之下成都的性价比更好。

蒲凡：所以谢帝那首歌可以改一改，“老子明天要上班”，这是一种更幸福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