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的安东·契诃夫抵达萨哈林岛沙皇监狱两个月后,他给他的朋友寄了一封信,他写道:“我看到了一切,现在的问题不是我看到了什么,而是我如何看待它。”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个提醒,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先得看见,然后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看待眼前的一切。
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用几行字描述你四周的一切。你不用担心会遗漏,也不用担心写得不够准确,因为我们对地点的观察和再现必定基于我们当下的特定的视角,它会传达那个当下特定的关注和情绪。而且有时候这种即兴的观察反而会比煞费苦心的观察要更打动人,教师朋友经常让学生根据记忆描述一个地点,然后去现场再次描述这个地点,无一例外,总是第一次的描述会更有生命力,第二次的描述因为有太多尽职尽责的细节而让读者失去兴趣。
当你有了这段即兴写出来的内容时,第二个问题,你的描写是不是以视觉为主?大多数人对地点的描写,往往都是以视觉细节为主,这一点不可避免,但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利用全方位的感官“唤醒”一个地点。你可以列出一份五种感官全部参与的清单,写出你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图像、气味、声音、味道、质地、纹理和触感等。
有了这基础的两步,你应该就能大致完成对一个地点的再现了,但显然这还不够,我们除了要让读者了解一个地点有什么,我们还要追求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这就是涉及对氛围的捕捉了。可氛围似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由哪些东西所构成的呢?以契诃夫为例,契诃夫在描述萨哈林岛的一个地区的时候,他以统计数据开头:“一年中雨雪天气平均是一百八十九天,其中下雪是一百零七天,下雨是八十二天。”紧接着他描述当地居民在这些雨雪天气下感受到的压抑,而在这个段落结束,他把这些数字和潮湿阴冷天气归拢到他观察到的一个时刻。他写道:“有一次,在一个晴天里,我看到浓雾像一堵乳白色的墙壁一样从海面上涌过来,仿佛是从天穹落下一道白色的幕布。”
我们可以从契诃夫这段找到营造气氛的门路,首先是聚焦描写这个地方在一天中某个时刻的状态,其中天气是一个很好的着眼点,但是只是天气与环境可能还不足以调动人的感受,我们还要关注天气和环境的时空组合,它们作为背景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契诃夫写的是湿冷,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描写正午的酷热,她写道:“赤裸的小脚踩在沙地上,烫得他们又忙不迭地跑回屋檐下的阴凉处,不得已要出门的妇女用硕大的橡胶树叶来遮阳,或者用湿衣服包着头。”从这一段你能更直接地看到,要让人感受到酷热,要写的不是酷热本身,而是人在酷热下的反应和行动。在所有的这些基础上,契诃夫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他会写下一个能够浓缩环境中强大力量的画面,当他写“浓雾像一堵乳白色的墙壁一样从海面上涌过来”的时候,这一幅画面瞬间唤起了我们对湿冷的感受。所以,我们也要试着捕捉这样的画面,你不妨以“……是那么……,以至于……”这样的句式来锻炼你捕捉和描述这样画面的能力。比如安德鲁·考西在写苏门答腊岛的雨季的时候,为了让读者感受到倾盆大雨的力量和速度,他就用了这个简单的句式,他写说:“水涨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排水沟看起来漆黑一团。”
另外,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比喻在这个过程中作用很大。我们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写作课上都学过比喻,甚至背诵过一些固定的比喻搭配,像契诃夫的一些比喻也许确实是一种文学功底的体现,但比喻本质上还是一种联想的能力,目的不在文采,而在于把你不同领域的经验联系起来,比如安德鲁·考西在写挖泥土时的感受,他说:“鼻孔被湿气充满时,我还闻到一股非常微弱的臭味,就像夏天发现衣服在洗衣机里洗太久一样。”而更好的比喻除了打通不同领域的经验,它还能超脱自己的经验,进入你写作对象的经验领域。余华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写《活着》的时候,写到福贵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福贵在月色下回望儿子经常走过的一条路,余华先是试过将这条路比喻为“一条苍白的河流”,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比喻了,但余华仍嫌花哨,觉得这不像一个农民脑袋里能产生的联想,最后他找到了“盐”这个意象,他形容这条月色的小路“像撒满了盐”。盐对农民来说是很熟悉的东西,然后盐与伤口的关系又是所有人能够理解到的,写到这一步,余华才满意。而这一步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让“比喻”超脱自己的经验,进入写作对象的经验领域。
以上我们都是在讲对一个地点的再现,但在再现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接着思考我们应如何看待它。人类学的写作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有所不同,人类学格外注重将事物放置到一个比较的框架中去考量,并由此来分析事物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中所处的位置。这么说有点抽象,但这件事其实可以通过一个又一个很具体的步骤展开。比如对一个地点来说,我们一定对它有一个固有的印象,那么我们能立马做的一个比较就是,将我们的固有印象与我们的实际考察作比较,看看其中的出入,并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纳拉扬在书中说,你甚至可以尝试列出那些在大众想象中与你计划写的地点相关的图像,譬如人的类别、物体的种类、活动、颜色、气味等,然后逐一作比较。
人类学家米尔顿·辛格曾总结西方人心中纷繁复杂的印度形象,他写道:“有由印度王宫那富丽堂皇的,由黄金、锦缎和香料构成的印度;有被贫困、疾病、种姓压迫、女性受压迫等问题缠身的印度;还有由古代文献、非暴力抵抗、大师、冥想、瑜伽等组成的灵性的印度。”所有这些都是印度,但又都不完全是印度,这也正说明比较的重要性,我们或许能在比较的出入之中看见一个更真实的印度。
除了印象在变化,地点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尝试比较不同时段下该地点的景观和人类活动,这一点也很有必要。比如在《萨哈林旅行记》中,契诃夫在写到杜伊卡河谷的时候,他就将他的观察与一位动物学家在9年前对该地点的观察做了一番比较。动物学家当时记录了该地有巨大、古老的森林环抱着河流,还有湿软的沼泽,而9年后,契诃夫看到的则是干涸的河床,四周的土地被填平成了定居点,并且还在持续扩张。契诃夫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架起桥梁,然后他进一步思考这种景观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是谁给此地带来了这样的变化,谁在当中受益,谁又在当中受到剥削。他在书中写道:“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付出了多少劳动,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啊!在水深没腰的烂泥潭里干活,还有严寒、冷雨、怀念故里、屈辱、笞刑。想到这些,我们的头脑里就会浮现那些可怕的身影。”
我们应时刻挑战自己的视野,这种挑战包括引入他者的看法,尤其是来自当地人的看法,尝试站在当地人的角度观察和思考。你可以通过描述当地人在四季中最期待的是什么来刻画一个地点,在他们的期待中展示他们如何看待当地的景观地貌和社会实践。再有,我们还可以挑战的是,在刻画典型的、常规的事物之余,有意地去关注当地隐秘的、边缘的、非典型的事物,尤其我们不应该忽视一个地方的痛苦和灾难,因为常常是在一些灾难性事件中,我们会更清楚地看见当地社会的运转。
总的来说,与固有印象的比较、引入他者的看法其实都是试图提升写作的客观性,让写作不至于脱离当地的真实情况,而关注一个地点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关注人类活动在这种变化下的影响,并追溯这种变化的来由,还有关注一个地点隐秘、边缘、灾难性的角落,并分析这背后的社会运转,这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性。如果“道德性”这个词过于抽象的话,我们可以换成契诃夫的一个说法,那就是“富有同情心”,对当地的自然和人的处境富有同情心,不遗余力地探索影响当地自然和人的处境的力量,思考这到底是一种好的力量,还是一种坏的力量。所以,保证客观性,秉持道德性是写好一个地点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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