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南京保卫战的摩托车手，扎“芦苇排”渡江求生

作者：北京老蚂蚁

口述人：程峙（1922—2019）

访谈人员：薛刚、王立军

一、年幼命运多舛

在我年幼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我还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我对父亲的记忆都来自他人的描述。听说他是个经商的，在汉口与人合伙开商行。

父亲去世后，我妈妈守寡在家。在那个封建年代，一个小脚女人，既不能再嫁，又没有工作没有文化，生活非常拮据。无奈之下，妈妈把我带到外公家，外公是个铁路运输工人，一个月辛辛苦苦能挣到三十多块，是外公养活了我们一家。

我七岁在武汉江岸的江岸扶轮小学读书。这个学校是铁路局办的职工学校，外公靠他的关系，把我和我弟弟都送到扶轮小学读书。二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和别的小孩在一起打架，把别人打伤了，因为这件事我被学校开除了。

（2017年9月19日接受访谈时的程峙）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那一年我刚满九岁，妈妈得重病去世了。妈妈去世后，外公也病了。外公就把我和弟弟送到住在江岸的祖父家。这个时候，我奶奶已经死了，后来祖父又找了一个老婆，我们喊她婆婆，我就跟着她。

祖父是个摆小摊子的小商人，把我送到江岸一个破庙里面念私塾。祖父原本也是教私塾的。就这样我上了一年多的私塾。

1931年武汉发洪水，把祖父家的房子冲垮了，小生意无法继续支撑下去，那个后婆婆也离家出走了，生活难以维持下去。祖父把自己的小房子卖了，搬到日本租界下面小街上摆摊子。搞了几个月，生意还是不好，他就带着我和弟弟回到了孝感老家。

我们祖孙三人到了一个叫翟家湾的地方下了火车，徒步回到了农村。祖父过去是个教私塾的教书匠，老家既没有田产，也没有房子，只好在村口一个破旧小庙宇里临时安顿下来。

为了生活，年迈的祖父又重拾旧业，在一家私塾教书。那时候私塾的学费都是学生家送些米或其他东西抵充的。就这样我祖孙三人在一起，艰难地维持。

日子虽然过得很苦，但祖父一直没有放松对我们学习的要求。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先背书，背了书后，还要捡柴火、煮饭。

到了我14岁那年，生活更加困难，家中经常断炊。我对祖父讲：“爹爹（我们老家方言都把祖父叫爹爹），箱子没有米了，我要出去找工作。”

祖父说:“你年龄那么小，你找工作能做什么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出去看看吧。”

二、无奈投亲靠友

几天以后，我记得是1936年的阴历五月初八，我刚满14岁，祖父把我送到孝感翟家湾火车站，送我上火车，回到武汉江岸。

我外婆还在江岸。我的小舅舅只比我大六七岁，外公去世后，他接替了外公的班，在铁路上做加煤油、打信号灯等杂工，一个月能挣到十几块钱。

我独自一人找到外婆家。外婆问我：“你不是跟到爹爹（祖父）吗，跑出来干啥？”我说家里没有米了，我出来找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外婆是个长年吃斋念佛的善人，她跟我小舅舅说：明天你把汉鑫啊，送到你姐哥（意为姐夫）那里去。

小舅舅的姐夫，也是我的二姨父，叫黄天骙，是黄埔六期的军校生。他当时是在武汉二分校当教官，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到了二姨家，一见面，二姨用米尺比着柜子一量，然后叹气说：“你这个子这么矮，那么小。”然后把我留了下来。

三、轻狂少年惹事

二姨家有个读高中的侄儿，叫黄训华，他觉得我家穷，很藐视我，总拿些话刺激我。常说，你是个穷小子，才到我们这儿来，他家很大，有钱等等的话。时间一长，把我激怒了，我们两个人经常顶嘴，一顶嘴就打架。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又争吵起来，越吵越凶，然后动手打了起来。当时他满17岁，读高中了，我刚满14岁，个小，打不赢他，一下子把我鼻血打出来了。我打他一拳，没有打到他，打到小台桌上的玻璃板上，把手划出一道大口子，都能看到骨头了，血流如注。我急了，把他的衬衣抓过来撕了，把受伤的手包起来。但是血流不止，搞得房间里到处是血。

我不敢和二姨说实话，就说是自己摔跤划到的。二姨一看伤得这么严重，知道我没说实话。她把她侄子喊来，问明缘由，罚他在中堂里跪了几个小时。

四、自寻出路从军

南京丁家桥有个陆军交辎学校，战车营第3连连长胡时敬跟我姨父是同期同学，又是老乡，关系很好。他受命到湖南、湖北招学兵。招兵结束时，胡时敬到我姨父家来辞行，我二姨对他说：“你把我这个侄儿，也招兵带到南京去吧，他没爹没妈，家里饭都没有吃的了。你做个好事吧。”

就这样，在1936年六七月份的样子，胡时敬带我坐大轮船到了南京。船上都是新招的兵。

我是招兵结束后托关系入伍的，到了南京后要插班。但交辎学校招收的都是初中毕业生，而我只是小学文化水平，插班插不进。胡时敬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营长。营长叫彭克定，也是湖北人。他也没有办法把我补上学兵，就安排我当勤务兵，也叫传达兵。我说只要有饭吃就行。

战车营驻扎在南京江宁县的方山，营长把我安排进了欧阳靖夫的连里。欧阳靖夫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就这样，我正式入伍当了一个二等兵。

连里还有其他的传达兵是在排上，要照顾排长、副排长好几个人。一个人管几个，我就只负责照顾欧阳靖夫一个人。一个月军饷十块多银元，可以买很多东西。我基本上不花钱，每次发了军饷，就汇五块钱给祖父。

五、风风火火战车营

当时战车营一共有几十辆坦克，都是英国产的威斯克，买的英国旧坦克。我所在那个连还有水陆两用的，可以在水里面走。陆地走的是六吨半，可以在水里面走的是三吨。

1936年底，出了一个事儿：几个连长联名把营长告了。营长彭克定是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为什么要告他呢？那时战车营所有的汽油都是政府包干给一个外国公司的，一个月供给五万加仑汽油，但实际上用不完。向上面报的是五万加仑，这家外国公司克扣下大约两万加仑，兑换成比油价低的现金给营长。这个事被几个连长知道后，联名把营长告到军法处去了。

后来上面新调来一批军官，把原来的营长、连长都撤换，关起来了，部队成了半瘫痪状态。杜聿明也是这个时候调来的，他原来是25师副师长。他来了以后把战车营扩建为装甲兵团，他兼团长。

我们那个连长赵国政也不见了，来了一个叫胡献群的，当了连长。他也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

杜聿明到任后时间不久，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这时我在排部。排长、排副看我不多说话，又很勤快，又能写字，正好部队扩建为装甲兵，排长就问我：“你想不想当学兵？”我说：“我文化不行呐。”他说：“没有文化可以学，你就在这里当学兵吧！”

装甲兵团从武器配备到人员，都按照德国编制，一个营增派了一个补给连，也就是第4连；一个连里面原来是三个排，现在第四排就是补给排。

排长问我：“你会不会骑脚踏车（自行车）啊？”我说：“不会。”他说：“要成立侦查组、传达组，要会骑德国聪达普摩托车，你连骑脚踏车都不会，怎么能骑摩托车呢？”我说：“我学嘛！”他说：“可后天就要考试了。”我说：“后天我就能学会！”

我们连里有一部脚踏车，我搬到操场上，边上放一个板凳，我站上板凳骑上脚踏车，然后脚一蹬，就跑起来了。跑是跑起来了，结果看到人就撞人，看到树就撞树，也没有人给我做保护。大概两三个钟头，不知摔了多少跤后，我就会骑了。

连续骑了两天，我去参加考试。考试考在很窄的地方调头，结果我考上了。我被安排到补给排，学开聪达普摩托车。聪达普摩托车有两轮的，也有三轮的。

后来我们连留在南京，担任卫戍南京的任务。卫戍司令是唐生智。

六、城破死里逃生

南京保卫战开打的时候，安排我跟着一个排副传达官。我的任务就是开着摩托车接送这个传令官，来往于光华门外上坊镇的前线阵地和丁家桥指挥所之间。

日军攻打光华门时，我负责带着这个传令官从丁家桥到光华门，来回跑了两趟。前线过去就是山坡，日本人就在山坡那里打，老远听到枪声、炮声不绝。经常看到前线上用门板抬下来的伤员。其中有一个把我吓到了，十几岁的士兵，被子弹打到胸部，血咕噜咕噜往外冒。第一次见到这个情景，心里非常害怕。过了一个多钟头，伤员下来多了，看得也多了，就不怕了。

本来我们部队驻扎在中华门外的方山上，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所有摩托车都停放中华门外的雨花台，经常是刚回到驻地，一下车，空袭警报就拉响，日本飞机就来了。

我们装甲团在光华门外战斗中投入了很多坦克，但都被日军摧毁了。没多久，光华门失守。前方作战部队退到交辎学校、丁家桥一带，一看又守不住，赶快撤到下关准备过江。

12月12日，我们撤退到下关江边时，需要找到趸船来装载装备。我骑的摩托车是新的，我舍不得扔，就把摩托车停在江边的坡上。传令官说：“你在这里把车子看好，我们去找船，我们就在这里登船。”

我一直守着摩托车，等到傍晚，也没见他回来，而且当官的一个也没见着。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连长胡时敬的部下叫胡星礼，是我们孝感老乡，我们经常一起站岗，他们觉得我年龄小不懂事，很照顾我。他看到我还在守着摩托车，就说：“你还在这里把守车子干什么？”我说:“传令官说了要我把车看好，船来了就上车。”他说:“哄鬼的啊，当官的都跑完了，连长、执行官、排长、排副悄悄都走了，炮兵都跑了。”

我原本还是半信半疑，听他这么一说，才反应过来。我说:“难怪没有见到人呢。”他说:“赶快自个儿想办法。”

这时长江边到处是想逃命的人,有的找小船，有的找木排。他们两个人，一个杨宋交，一个胡星礼，是我们一块当学兵的，他们都会游泳，也学习过横渡长江。但我不会游泳。他一发动，让大家找木板，我们就找了个木板，搞啊搞的缠个半天，到11点才把木排扎好，是用当兵的绑腿捆绑的，很不结实牢靠。

木排摆到长江边上的水中，我往下一跳，木排往下沉，吓得我不敢走了。没有见过那个场面啊，我又不会游泳。

南京冬天12月份天气很冷的，衣服都湿透完了。我说：“你们两个人走，我不走了，你们把手榴弹留给我。”他问：“你留手榴弹干啥？”我说：“我找个角落躲起来，日本人来了，我打死一个就够本了。”他们一看作难了。胡星礼对我很关心，他看我不走，就从木排上下来，说：“你不走，大家都不走。”

我们就在附近一个破旧的趸船里暂时安顿下来。这个时候南京城里已经乱了，枪啊、炮啊，打得一塌糊涂，到处都是枪炮声。在这乱战之中，我们勉强睡了一觉。拂晓的时候，外面更加乱了套了。

七、机智勇敢过江

接连不断的枪炮声越来越近，胡星礼他们把我喊醒，说：“马上走，不走不行。”他找了一个小椅子，说：“你坐在中间，我们来划水。”

他们拿起工兵那个小圆锹做桨划水。天色尽亮，木排慢慢顺着江水，漂到了燕子矶八卦洲那一带。木排在江里，浪把捆扎的绳子打断了，木板一块一块都分散了。最后那块门板，承受不起三个人，胡星礼对杨宋交说：“你把程汉鑫照顾着，我游泳过去。”

他脱光衣服，游到岸上去了。杨宋交护着我，慢慢划到了江边。靠近江边时，很多老百姓站在江边接应。老乡拿着竹竿，或者拿着麻绳，听到有人呼救，就把绳子丢过来，把人拖上岸。我们就是这样被救上去的。

这时已经到了13日中午，南京城已经沦陷了。上来后，衣服湿透了，又饿又冷。慢慢走到八卦洲岸的那边，希望能找到东西再过河，到长江对岸去，这样才能真正脱离危险。

八卦洲上坝、下坝相隔五里地。听说八卦洲上有个维持会，打的“万国十字会”的旗号。他们利用旗语跟日本人交涉，说中国士兵把武器交了，就可以送我们到对岸去。我们感觉哪有这样的好事？想打死你都打不到啊，还把我们送过去，不可能！

我们刚上岸不到五分钟，听到三架飞机“嗡嗡嗡……”飞来了，掩护江面上的四艘日本兵舰，把下关封锁了，沿江咚咚咚地打炮。日军把机枪摆在快艇前面，在江面上扫射。水里有人他就打，不晓得打死了多少中国人。

我们在八卦洲上待了两天。15日那天，有个老乡说，当地人逃水荒时，没有船，就把江边的芦苇扎成捆，前后弄两个木棒捆起来，中间架上个门板，这样就可以渡江。杨宋交、胡星礼他们一听，觉得这个方法好。我们一起动手，搞了几个钟头，扎了一个“芦苇排”，还在中间门板前后多加了两捆芦苇。他们两个人游泳游得很好，就在水底下，一前一后，推着“芦苇排”走。如果渡江时遇到日本鬼子的快艇，就叫我躺在里面，是死是活，只有听天由命了。

八、鱼水情深得助

15日那天是个晴天。接近傍晚时分，我们推着这个简易的“芦苇排”下水，向对岸划去。不到半个钟头，天渐渐黑了。没有月亮，估摸半夜时，我们终于划到了对岸。

岸边是淤泥坑，没办法行走。一步下去马上就把人陷住，脚都拔不出来。我们把鞋啊、袜啊都脱了，我们知道，匍匐前进不会陷到里面，就慢慢地在淤泥里爬行。好不容易爬了出来，三个人总算上到对岸了。

夜色漆黑，什么都看不清。我们只好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走。走了很久，看到有个小屋里有微弱的灯光，我们就进去了。那一家人很好。家有一个老太太，看上去很有权威。她看着我们三个人，跟家里十来个男男女女说：“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跟你们一样有父亲、母亲，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就是为了抗日！”老太太对我们说：“你们衣服太湿了，还是军装。白天已经有日军来到镇上了，你们穿这一身走不了。不要嫌脏，老头子的旧衣服，破破烂烂，凑合穿吧。”

老太太又叫她的媳妇和女儿切了腊肉，用糯米煮了稀饭给我们吃。她说：“你们不要多心，不是我赶你们走。日本人已经白天来过了，你们白天的时候走不掉，你们先吃饱，我叫小儿子送你们走一程。前面有个岔路，右边到安徽合肥，左边到滁县。那里是我军的地方，有火车站，火车还在走。在那里你们就可以坐火车回到内地去了。”

吃饱喝足了，老太太让儿子把我们护送到岔路口，叫我们走滁州这条路。我们走了一通宵，第二天中午才走到滁州，大家都筋疲力尽了。

在滁州等了一天，到了晚上，滁州车站来了火车，是没有车厢的敞篷车。我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上了那列火车。这一晚，雨不停地下，人挤人把我挤得抬了起来，双脚不能落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睁眼一看，才知道到了安徽蚌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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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其倾心力作《这才是战争：抗美援朝（第一卷）敌我详情及初战》现已出版，获得解放军档案馆、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清华、北大、浙大、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的肯定和订购。后续各卷正努力写作中。《这才是战争》和《这才是战争·将略》还有少量余书。有关信息敬请关注公众号“这才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