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利借贷所到信用合作社，百姓口袋空空不再愁肠百结

文│任哲峰 李俊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身而出，毅然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抗日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在党的领导下，山西地区的红色金融事业，尤其是信用合作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01

巩固政权，稳定经济

八路军在太行山

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依托太行、太岳两山脉，开始创建晋冀豫根据地。1938年4月，以成立晋冀豫军区为标志，正式扩建为晋冀豫根据地，后来，又扩建为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工作团通过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改造旧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晋东南和冀西地区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抗日根据地的农村，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土地关系问题凸显。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和太岳区，根据对黎城、潞城、壶关、平顺等县123个村庄调查，占总户数44.86%、总人口39.63%的贫、雇农（包括赤农），只占有全部土地的26.11%。在这种情况下，贫、雇农为了生计，只好租种地主和富农的土地，除正租外，还附加有名目繁多的杂租，且地租榨取和高利贷盘剥又是密切结合的。旧债高利的重重盘剥与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许多中农破产、沦为新的佃户。

八路军挺进太行山后，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气焰。然而，侵华日军的烧杀掳掠、地主阶级的长期压榨、流氓土匪的横行乡里和连年发生的水旱虫灾，使广大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为了团结广大民众，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把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政策，把妥善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根据地建设与发展的重中之重。

减租减息促使各抗日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把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增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从政治上、经济上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这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全面战胜敌人极为重要。

在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为了打击高利贷盘剥，根据地组织创办了“农民低利借贷所”。这成为当时最受当地农民欢迎的、群众迫切需要的信用合作组织，对配合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打击高利贷，支持抗日战争，巩固根据地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02

低利借贷，广受欢迎

冀南银行

晋冀豫根据地的建设巩固面临着种种困难：战争阻断了法币流入渠道，日伪通过大量发行伪钞取代法币，掠夺根据地物资；根据地货币流通混乱，金银、法币、日伪币、地方杂钞同时流通，给日常贸易和群众生活造成困难；国民党政府停止向八路军供应粮饷，军需供应日趋困难；日伪的频繁扫荡，极大破坏了根据地的生产……因此，在开展减租减息减税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统一货币，保证供给，支持抗战”成为根据地建设的当务之急。冀南银行此时应运而生。

冀南银行从1939年成立始起，就开始发放贷款支持根据地农业生产，但由于机构和人员过少、驻地经常变动、业务繁忙等原因，在创办初期主要通过民政部门放贷，很难满足农民群众的金融需求，也不利于贷款管理与清收。为了保证贷款适时到位，冀南银行在设立区村兼职银行业务员的同时，开始在太行区创办了农民低利借贷所。罗陶然（1941年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副行长等职）回忆说：“当时我在边区银行工作，为了活跃农村金融，打击农村中严重的高利盘剥，扶持贫困农民生产生活，在边区就办了577个‘农民低利借贷所’。办低利借贷所，很受欢迎，农民情绪很高。当时，低利借贷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农民低利借贷所”为了战争中的需要而产生，又因为战争而停办。这就是山西信用合作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早期信用合作的萌芽期，尽管不到两年时间，却是值得记载的辉煌的山西信用合作第一页。

03

生产自救，互助合作

农民合作社成员往前线送军粮

1942年，日寇加紧对沦陷区的统治和对根据地的进攻。对根据地，敌人在经济上采取各种措施，妄图把根据地军民困死。

罗村位于原屯留县西北部，距县城60华里。1939年日寇轰炸屯留县城，县政府迁驻罗村，直到1945年赶走日寇，县城解放，县政府才搬回县城。

面对根据地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特别是极端困难的经济形势，太岳区行署和屯留县政府号召军民团结起来，开展生产自救，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卫根据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员郭玉堂受组织委派，开展罗村地区的生产自救工作。

1942年春，郭玉堂先在罗村西北的庙后沟增组农民变工队。17户人家参加，全劳力、半劳力共33人，耕牛17头。变工队组织男劳力开荒、女劳力织布，互相变工。一年下来，不但各家各户有吃有穿，还为部队提供了粮食50多担，粗布100多匹，县政府及时予以表彰。第二年，在庙后沟农民变工队的基础上，罗村成立了农民合作社，动员13股，筹资5000元，首先办起了购销店，一边收购农民的粮食、油料、畜皮、中药材，一边组织货源销售土布、食盐、火柴、煤油、卷烟、纸张、鞭炮等日用品，方便了军民生活，缓解了物资紧缺。四个月时间，合作社就有了盈余，股民也分得了红利，提高了农民对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认识，激发了大家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七天时间就吸收620多人入股，筹集资金达到60多万元，就连开办多年的店铺也来投股入伙，罗村农民合作社迅速开展起来。

发展起来的农民合作社，从借住的几间旧房里搬到罗村古庙中，扩建了购销门市部，兴办起药铺、油坊、粉坊、染坊、织布坊、铁匠铺、木匠铺，开展了销售生活用品、收购农副产品、看病卖药、织布染布、制造家具等业务。合作社继续组织农民互助变工、开荒种地，鼓励个体商贩和手工业者搞好经营，公平竞争。在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后，合作社开办信贷业务，加大资金融通。在罗村及周边较大的松交、吾元等村镇，一街两行，店铺林立，商贩云集，各业生产热火朝天。

郭玉堂

罗村农民合作社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多，有商贸活动、农业生产活动、手工业生产活动、农副产品加工活动、金融活动、卫生保健活动。为了保障各种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往往还伴随着武装军事活动。在敌人重重包围下的罗村农民合作社，是亦商、亦工、亦军的多功能综合体。

罗村农民合作社的有效运行，推动了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生产，平稳了物价，调节了金融和商品流通，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繁荣，粮油、蔬菜等各类生活用品满足了当地民众和驻地军政人员生活的需要，还把一大批各种物资的储备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前线，为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据屯留县志记载，1945年7月，县农会统计，全县共组织起长期互助组148个，876人；短期互助组295个，2550人，占全县劳力总数的35.7%。全县开荒10849亩，其中机关干部开荒743亩。

罗村农民合作社受到了重视和表彰。太岳区行署把罗村农民合作社树为一面旗帜，在太岳区群英会上，授予郭玉堂“合作英雄”称号。

罗村农民合作社是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为生产自救创造出来的一种组织模式，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成立的供销信用合作社、农业互助、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保健院等一系列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先期试验，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04

总结得失，稳步发展

罗村信用合作社旧址

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生产热情高涨，金融需求也由以往单纯的贷款需求变为存款和贷款需求并存，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日益迫切。顺应农村形势变化，在农会的领导下，在冀南银行的指导下，农村信用社（部）开始在太行、太岳区首先创办起来。

1945年5月，冀南银行总行提出了“通过放款工作，逐步扶植合作社的信用业务，恢复群众的借贷关系，以活跃农村经济”的方针。同年，太岳区行为解决银行资金不足，也提出“帮助合作社开展信用业务，由合作社吸收农村大量游资”的措施。

1945年7月13日，为支援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冀南银行士敏（今沁水）、屯留等支行积极组织试办，在罗村农民合作社基础上，促成了山西省首家农村信用社——屯留县罗村信用社的诞生，就此点燃了山西农信事业的星星之火。

1946年1月，冀南银行进一步发展信用合作事业作出了积极稳妥的安排，明确提出上半年每个县试办一个典型的要求，并针对不同情况确定了相应措施，迅速掀起了信合事业发展的热潮，1946年底信用社（部）为43个，1947年则达663个，根据地的信用合作组织热火朝天地发展起来。

冀南银行主动与刚办起来的信用合作组织建立了往来透支关系。信用社（部）资金富余时，银行吸收其存款，在周转不灵时给予透支；对资金缺乏的信合组织则贷出资金予以支持，由其获取利差，克服创办初期的实力不足，从而生存下来。在此基础上，积极总结信用合作组织创办过程中的得失，推广涉县和合乡组织劳力生产入股、壶关县黄山乡组织劳力劳资结合等成功经验，帮信合组织建立健全了基本管理制度，精心呵护助信用合作组织渡过了“幼年期”的生存危机，走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

05

团结群众，支持生产

1947年底，冀南银行太行二分行在认真总结了信用合作社创办的经验教训后，对下一阶段巩固改造发展信用合作社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根据目前信用合作社的情况，广大农村也具备了成立信用合作社或信用组的基本条件，但在尚未成熟的地方要慢。一经土改结束，农民致富的思想树立，在今后大生产的浪潮和需要的情况下，要普遍大量发展，并必须遵守四条原则，即在组织信用合作社工作中要贯彻自觉自愿、存借两利、民主管理、为社员生产服务的原则。

壶关县的信用合作社，是该县黄山信用合作社经理赵土生参加县劳模会后广泛传播经验，才在全县普及的。该县百尺乡是手工业、铁业工人聚居地，工人要求发展铁业生产，因无资本而未能组织起来，工人们便自发地把工资集中起来，建立了信用合作社。王松牢作为百尺信用合作社的干部 ，利用自己打铁的专业特长 ，一有空闲就打铁 ，以此补贴信用合作社的零星开支，并弥补信用合作社经营上的亏损，给解放区的信用合作社树立了榜样。解放初期，百尺信用合作社发展成为全国信用合作社的一面旗帜。

长治在合作社社长会议上决定由县里统一领导，会后不到半个月就发展了9个信用合作社。这主要是村干部分头动员群众组织的，长治关村位于集镇，村干部在群众会上动员组织信用合作社，群众都叫好，就办了起来。信用合作社把集中的游资用到生产中，方便存借款。

解放区的信用社组织起来后，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依靠群众灵活经营，为支撑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创办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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