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祺 | 从“争相宴客”到“拒绝洗碗”，春节家宴撕开中国女性的代际困局

陈乐祺

（华中农业大学）

一、春节娘子军作战实录

轰轰烈烈，我们从2024年迈进了2025年。空气中似乎还飘荡着尚未消散的烟花味儿、菜香味儿、酒香味儿，我们又开始期待2026年的春节。过年一向是这么过的：除夕前一个星期，大街小巷已经洋溢着春节的喜庆，张灯结彩，家里也预备着大扫除。年前，我、外婆和妈妈就开始忙活着收拾家里的东西，家里的一些穿不上的旧衣服、以及各种用过的纸盒都收拾起来，扎成捆卖给收废品的，又把家里沙发上的衣服，角落里拆过封的箱装牛奶、箱装水果，摆在案头上的书全部都藏进柜子里，妈妈感慨“平时真是太忙了，都没工夫收拾，以后有空了一定要仔细收拾一遍，现在么先藏进柜子里，表面先看得过去”，我的姨妈也是如出一辙，“一天哪里整得完，要待客人么，先这样弄一下，表面功夫啦！”最实在的功夫是用在拖地和洗杯碟碗筷上，家里的地要先扫一遍、再用湿拖把拖一遍，最后用海绵拖把拖一遍，必要的时候还得撒点洗洁精水，拖出来才亮；柜子里尘封一年的漂亮盘子、漂亮碗拿出来洗一洗，平日饭桌上一向是看不见这几位“老员工”。

当然这些只是基本操作，最重头戏的是请客吃饭的“饭”，晚上妈妈和姨妈就坐在一起商量菜谱，根据我的观察商量的过程主要秉持这样几个原则：首先，上菜要快；其次，不能太考验厨子；再次，得让客人吃得满意。针对这几项重要原则，给出的方案是要多弄几个“蒸菜”，蒸菜放在蒸屉里一次能弄好几个菜，且备菜简单，放上葱姜蒜末洒上料酒即可；再弄几个炖菜，可以提前几天做好，当天放在锅里一热就好；再多几个冷盘，可以提前买好，一切就可以上桌了，不过也不可太多，得弄几个炒菜才显得荤素搭配、相得益彰。针对让客人吃得满意高兴，妈妈姨妈也自有妙招，小孩子们得多放点炸薯条、烤鸡翅、可爱的猪猪包；年纪大的，一个个都怕血糖高、血压高的，弄一些玉米汁、黑米汁，放些冰糖，又健康又体面，大家肯定爱喝。外婆坐在一旁，也认为这个方案甚是妥当，并且对我说：

“等以后外婆和妈妈老了，做不动了，这些事情都要你来了，你会不会弄？”

“我不会弄，要么不请客吃饭了，要么全是预制菜。”

“这样会弄得来的？”（方言，意为这样不行）

“妈妈，你还是期盼我能挣很多钱吧，这种我没用的。”

后来，妈妈和姨妈去买菜了，我和外婆一起看电视，她又悄悄地和我说：

“你以后嫁人一定要嫁得近一点，不能大老远地去，最好是能够嫁在本市，这样么外婆和妈妈还可以帮你去干一点活，太远的话，外婆车不会坐。你看你家务也不太会做，菜也不太会烧，要被婆家嫌弃的，样样不会，娘家人过来帮你做，婆家也没有什么好说了。”

我哭笑不得，心里觉得很感动又觉得很无奈，引发了对长期以来“女性与家务”关系的思考，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都很火热，90后00后们普遍觉得家务是没有经济价值的付出，是婚姻对于女性的剥削。但是在50后60后乃至70后80后眼中，似乎会做家务，烧得一手好菜是一个优秀女性必备的技能，是一种美德。尤其是在过年期间，春节家宴，似乎成了长辈们的年度KPI大比拼。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50后60后任劳任怨，70后80后任劳不任怨，90后00后不任劳也不任怨”。长辈所认同的“男主内，女主外”的性别分工，年轻一代所反对的“性别剥削”，到底是分工还是剥削？这种代际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从“生产性家务”到“义务性家务”的价值崩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回到“家务”本身的性质上。家务究竟包括了哪些事务。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家务”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边界模糊且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过去的家务范围和现在完全不同，过去的家务，包括看管孩子、洗衣做饭、养蚕缫丝、宴客办席等等，并且其侧重点在于养蚕缫丝、喂猪养鸭等具有生产性质的家务上。过去所倡导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所体现出的女性的家庭职能是生产性质的。并且相当一部分的家务是男女合作的，例如养蚕缫丝这一项家务，由女性承担养蚕和缫丝的部分，但是由男性承担种植桑树的工作，而如宴客办席等，由女性承担烹调的工作，而男性则承担食材、揽客等工作。而现在的家务范围则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侧重点不再是生产性的，而是侧重于管教孩子、保持人居环境等以照料他人为主的义务性家务。因此，事实上今日之女性与过去之女性所承担的家务性质完全不同。

不同性质的家务对于家庭中的女性意义是不同的。过去的家务首先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女性所负责的养蚕缫丝、卷烟喂猪，是可以实实在在地换算成为一定数量的金钱。家务是否干得好是衡量一个女性的重要指标。比如，在《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就多次提到“秀莲”的勤快，是地里的一把好手。其次，过去的家务具有道德价值。家务的情况直观地反映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习惯，并且这种生活习惯常常在亲朋邻里的话语体系中与道德品质挂钩。即便是到了今天也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在走完某户亲戚回到家中后，常常会开始议论这家的菜做得怎么样，如果家里的卫生情况格外堪忧的话，紧接着就会说“家里这么乱都不收拾，难怪如何如何”。这种道德价值与女性的联系格外紧密，常常会听到“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老婆不行这个家会好吗？”等等类似的表述。而对于家务做得好的情况，则往往会获得一系列的夸奖。我曾跟妈妈表述，“家里已经够干净了，不用天天扫地”，妈妈立刻反驳我，“你去看看你姑婆家干不干净，你舅婆家干不干净，那真的是地上一根头发丝都没有的，那是真的干净”，后面就紧跟着赞扬其做事情认真、细腻等等，整个家庭的形象便紧跟在家务表现之后油然而生。再次，过去的家务也具有社会价值，春节家宴其所承担的便是维系家庭社会网络的功能。家中整洁，酒席办得好的家庭乃至一个小家族都会非常的有面子。如在酒席上呈现了比较昂贵或是比较罕见的食材、酒水，便会引发对其子女工作发展情况的揣测，对于其社交圈子的评估，在这样的酒席家宴中联络感情、交换信息自然不必赘述。相反，年节家宴中没有认真操持家务的，便会被人诟病，丢了面子。女性所承担的家务不仅是她个人的，也是其家庭的社交资本。

因此，过去的家务的确承担着重要的家庭功能，为一个小家庭乃至小家族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操持家务过程中，女性能够感受到家务的必要性和价值感，并且得到外界的认可和赞扬。

然而，在今日的家务中，上述提到的三种价值都在迅速的贬值。首先是经济价值，照料孩子以及洗衣做饭等义务性的劳动，其受益者主要是被照料的家人，且家务的时间、强度难以估算，因此其经济价值在迅速贬值，且是隐形的。其次是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建立在社会评价体系之上。过去的社会评价体系以家庭乃至家族为基本单位，如过去常常说“挣人家”“把日子过起来”等，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社会评价，因此家务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具有道德价值。而现在的社会评价体系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现在的话语是“你一年能赚多少钱”“你每个月工资有多少？”而不是“你们全家能赚多少钱”，甚至于当下的年轻人热衷于“断亲”，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社会评价体系的拒绝。这导致了家务在新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失去了价值。年轻女性更愿意用金钱来说明自己的价值，而不是用家务。再次是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建立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上，“面子”的形成在熟人之间。而随着人员流动的加剧，过去以血缘、地缘为主导的社会网络正在被解构，人们的关系网络被业缘、趣缘所主导。

家务在过去对于家庭发展至关重要，而现在家务成为照料性的义务劳动，女性的价值感和社会认同感也快速下降，更何况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有更多的路径去发展自身。因此出现了“50后60后任劳任怨，70后80后任劳不任怨，90后00后不任劳也不任怨”，其背后是整个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三、我们该如何看待“代际矛盾”？

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对于家务的不同认知，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惯性。由于过去家务与女性的长期深度绑定，导致现在的话语体系中女性的职业价值是失声的。在饭桌上男性们谈论工作、政治、经济，而不会有人问女性“你在哪家公司？”“工资多少？”尤其是对于已婚女性，其职业价值在话语体系中彻底失声。我们从小农经济走向工业经济，价值观被不断地重塑。年轻一代的女性，一方面受限于正在瓦解的传统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又无法通过家务获得足够的认同感和价值感，故而成了过年家里“最没用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