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马其顿战士到过新疆？破解伊犁河谷青铜武士俑身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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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河谷出土的这尊铜武士像可以说是东西交通史、艺术史乃至于网络“比较史学”（即斗兽）等相关领域文章的常客了。然而，有关这尊武士像的身份，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性，或指其为古乌孙人、斯基泰人/塞人；更时髦的观点，则认为其是希腊人，甚者，将其视作古希腊神话中战神阿瑞斯的塑像。各类文章众说纷纭，令人困惑，故而本文尝试梳理相关材料，以期能探清这尊神秘武士像的身份。

武士像出土位置及相关信息

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出土一批青铜武士俑等珍贵文物》一文报道，该尊武士像于1983年8月初出土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新源县城东北部约20公里处）的兵团农四师七十一团场一连渔塘旁的土墩墓葬（下文简称“渔塘古墓葬”）。

武士像通高42cm、空心、重4公斤、头戴尖顶带弯钩状圆帽，双手各残留一方形小孔。报道中认为可能原来握有“剑或刀”，该像面目丰满、双目前视、上身裸露、赤足、深目、高鼻梁、有鬓角。

墓葬信息方面，报道中将该墓葬定性为“古代乌孙土墩墓葬”，并描述为“一排南北向并列”，后文也采取“墓葬群”的措辞，因此非单一墓葬。

另外，出土器物并非考古科学发掘得到，而是现场“征集”，除本文的主角-青铜武士像外，还征集到了“一件青铜三足大釜、一件铜铃、一件青铜对虎距伏纹饰圆环、一件青铜对飞兽相同纹饰圆环、以及一件残损的青铜喇叭形高足灯。”

这批器物被确定为“古代乌孙人的遗物”、报道还进行了初步断代，为“青铜器后期文化，距今约有两千多年历史”。

另据刘文琐《新疆的“三夷教”考古发现与研究》，同批出土铜器还有件“方座承兽方盘”，以及卫斯《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兼论新疆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一文补充。

在1984年对渔塘古墓的发掘中还发现有陶器及铁器（包含外包金箔的高圈足球形器和铁刀，铁带扣），并认为该墓葬属铁木里克类型、绝对年代在公元前约700-前200年左右。这批文物应系科学发掘所得，与前述征集所得青铜器非同批次出土。

综上，可以看到1983年报道的信息并不完全，卫斯先生文章虽有补充，却也没有详细信息，且由于渔塘古墓为多墓组成的墓葬群，第一批次文物为征集方式获得、第二批次为发掘，因此完全无法确定是否为同一墓中出土，更无从谈论其考古背景信息了。

再检阅相关论文，发现在《伊犁河谷新发现的古城堡及相关遗迹》一文中介绍巩乃斯南岸文物部分有引述一篇题为《新源县七十一团一连遗址》的文章，该文发于《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

从标题和时间来看，其中应该有对武士像出土地区墓葬具体情况的介绍。然而，笔者翻检了众多数据库、均未能找到该篇文章的资源，仅日本方面收藏有该刊的纸质件，然精力财力有限，无法前去借阅，因此，本文仅能通过现有材料对渔塘古墓葬群作有限的分析，而不能完整系统地进行说明，颇感遗憾。

以上，结合1983-1984年发掘的器物来看，渔塘古墓葬群的年代应在新疆青铜文化晚期至早期铁器文化之间。再从其他出土器物如各类兽纹饰品，墓主可能属于游牧人群。

再从墓葬群的分布方式看，墓葬群中各墓应有所联系，或为一个游牧家族墓。至于武士像的年代，目前学界主流观点为【战国时代】，如1999年巩留县发现类似青铜武士像时，伊犁文物管理所报道提到“二者应属同一时期文物，即公元前5至3世纪”。

尔后如祁小山、王博编著的《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单月英《移动的文化桥--黄金草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近年部分博物馆相关介绍也均将武士像断代至战国。

武士像身份的争议与观点流变

前述提到，在1983年报道中，已将武士像等器物定性为“古代乌孙人的遗物”，因此，武士像的身份也应当是与“古乌孙人”相挂钩。但“古乌孙人说”的提法并未流行开来，后来更多学者从时空方位分析，认为其身份当为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塞人”，这也是目前接受度最广的观点（下文简称“塞人说”）。

前举《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移动的文化桥--黄金草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皆持此说。不过，由于武士像头戴的“尖顶带弯钩状圆帽”的形制特殊（某种角度上与古希腊的弗里几亚盔相似）。在后来东西交流史研究兴起背景下，有学者将这尊武士像与西方的希腊-马其顿相联系。

笔者首见于孙英刚《犍陀罗文明史》一书，该书认为武士像“带有希腊战士特征、或者仅仅是戴着希腊式头盔的战士”，并将此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东征相联系。这一观点（下文简称“希腊马其顿士兵说”）出现后，迅速流传开来，目前网络上已经有不少采用此观点的文章。

甚至于，一些博物馆介绍亦受此观点影响，如新疆博物馆文创公众号《[一起看文物]No.1-来自伊犁河谷的国宝级文物》中直言“（武士）头上戴着一顶尖尖的希腊式武士盔”、单月英《移动的文化桥--黄金草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一文被转载至“玉门历史文物”时，玉门市博物馆的编者还特意在介绍武士像的部分添加了“也有像亚历山大马其顿士兵一说”，可见是说影响之广。

而这一说法在一些民间文章中被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所谓“战神阿瑞斯”说。该说法缝合了前述“塞人说”与“希腊马其顿士兵说”，一方面认为武士像是由塞人（持此说的文章一般称“斯基泰人”）制造，另一方面又因为黑海地区斯基泰族群崇拜信仰战神阿瑞斯，而认为武士像就是“战神阿瑞斯像”。

综上所述，关于武士像的身份，可以概括为四种说法--“古乌孙人说”、“塞人说”、“希腊马其顿士兵说”、“战神阿瑞斯说”，目前主要流行的是后三种说法，下文也是对这后三说进行分析，看哪一说法更为贴近实情。

武士像的真实身份

首先，造成武士像身份争议的根源，就在于对其头戴的“尖顶带弯钩状圆帽”的判定，持“塞人说”者一般将此帽判定为草原游牧民族间流行的“斯基泰式尖顶帽”。

而持“希腊马其顿士兵说”与“战神阿瑞斯说”者则认为其帽乃“希腊马其顿式头盔”（新疆博物馆文创公众号介绍还额外补充认为盔上突起部分是“长盔缨”）。因此，要搞清楚武士像的真实身份，必须从其“尖顶带弯钩状圆帽”切入。

武士像头戴物的可以拆分为三大部分：1.宽大的圆形帽檐；2.稍微前弯的尖顶；3.位于尖顶上的连接后背的弯钩状突起物。

这三部分特征，也同样见于巩留县于1999年8月收缴的另一尊青铜武士像，该武士像的头戴物特征按翰秋《新疆巩留县发现一件青铜武士俑》一文的描述为“锥形帽，背负月牙形曲首扁平器（过头顶与帽顶连为一体）”

笔者认为，从这三部分所反映的特征来看，其即不是常见的“斯基泰尖顶帽”，也不是所谓“希腊马其顿式头盔”，这更可能是伊犁河谷当地塞人部族所发明的一种特殊形制的头盔或帽式。

一方面，【宽大的圆形帽檐】这一特征已经直接排除了该帽为“斯基泰式尖顶帽”的可能性。刑义田先生在《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一书中曾将各式尖顶帽汇总成表。可以看到，无论哪一式的尖顶帽，都没有武士像那般宽大的帽檐。而且，尖顶上也无“弯钩状物”存在。

同时，帽檐这一特征也排除了绝大部分希腊式头盔的可能性。目前可知有帽檐的希腊式头盔仅波俄提亚的部分变种（其他如阿提卡盔仅前部有檐，且整体偏小）、常见于希腊化时代，如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与埃及托勒密王朝。

前者形象可参考欧克拉提德斯金币，后者可参考西顿的托勒密士兵墓葬石碑，从外观来看，二者皆有宽大帽檐，帽顶的长盔缨也可与“弯钩状物”对应，然而，无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式的波俄提亚盔还是托勒密王朝的波俄提亚盔，其盔型均无尖顶这一重要特征，因此，仅从外形上也基本可以排除武士像头戴物为“希腊马其顿式头盔”的可能性。

即使退一步，将这种“外形”的差异归咎于工匠的创作。从前引孙英刚先生《犍陀罗文明史》中将武士像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东征联系的角度来说，“希腊马其顿士兵说”也难以成立。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东征的文献材料，仅见于斯特拉波《地理志》引Apollodorus的说明，其文曰“他们拓展其帝国甚至远抵Seres和Phryni。”这则材料在西方学界都受到广泛质疑。

而即使接受这一材料，如纳拉因、坎宁安，也只将Seres与Phryni分别比附为疏勒、蒲犁。（转引自杨巨平《互动与交流：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两地分属喀什与塔什库尔干地区，去武士像所出土的伊犁河谷尚远。

近些年，虽有学者进一步根据阿加托克利斯、潘塔莱翁、欧西德莫斯二世三王发行有铜镍合金币，认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可能还将商路拓展至且末、小宛地区，以获取当地的铜矿石。（可见于徐晓旭《“大宛”和“大夏”：张骞带回的两个希腊族称》）

以上观点都存有较大争议，但无论如何，即使我们认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曾踏足新疆，其至多也只在西域南道活跃，而未染指伊犁河谷所在的北道。再就年代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东征年代大致在欧西德莫斯王朝，即德米特里厄斯一世至欧西德莫斯二世期间。

参考曾晨宇先生《钱币学视角下的希腊化世界的王位传承与嬗递-对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早期历史的再审视（下）》一文所列王表，大致在公元前二世纪前期（前195-前170）。而前述，武士像年代大致在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左右，换言之，仅从年代上就无法对应。

以上，我们排除了“希腊马其顿士兵说”，最后的“战神阿瑞斯说”其实就更好排除了。

前面提到，与武士像同批次出土的器物还有一件青铜承兽方盘和带兽纹的青铜环，而此前（1966-1976年间）新源县城附近还出土过青铜翼兽方盘，按前引刘文琐《新疆的“三夷教”考古发现与研究》，这些器物可能是献祭仪式中的祭器，属于早期祆教的遗存。换言之，这些器物反映了墓葬主人的信仰当为祆教。

那么，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制作异教的神像呢？

综上，“希腊马其顿士兵说”与“战神阿瑞斯说”都不足为信，武士像的身份，应当是“塞人”，不过其头戴物品并非“斯基泰式尖顶帽”，而更可能是当地族群的某种特殊盔型或帽式。

参考资料

巴依达吾列提,郭文清：《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出土一批青铜武士俑等珍贵文物》

刘文琐：《新疆的“三夷教”考古发现与研究》

卫斯：《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兼论新疆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

张玉忠：《伊犁河谷新发现的古城堡及相关遗迹》

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

单月英：《移动的文化桥--黄金草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孙英刚：《犍陀罗文明史》

翰秋：《新疆巩留县发现一件青铜武士俑》

刑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

杨巨平：《互动与交流：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

徐晓旭：《“大宛”和“大夏”：张骞带回的两个希腊族称》

曾晨宇：《钱币学视角下的希腊化世界的王位传承与嬗递-对巴克特里亚王国中早期历史的再审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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