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随一夜去　春逐五更来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子要吃新年糕，老头子要戴新呢帽。”这首流传于北方地区的年节歌谣，生动地传递了旧时民众盼望新年的热切心情。

　　尽管现在“天天吃好的，天天过大年”，尽管现在限制放鞭炮，年夜饭有时都跑到饭馆去吃，但物质生活的丰富始终没有改变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一年不赶，赶三十晚”，每年春运期间返乡过年的汹涌人潮，12306上抢不到火车票时的焦虑，都反衬出了春节对大家的意义。“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结，对于不能回家过春节的人来说，总有一种漂泊的失落感，总感觉新年开头开得不带劲儿。

　　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的《春节》一书结合简明的史志文献与生动鲜活的地方节俗调查报告，系统梳理了春节传统民俗：从节俗起源、典故、诗文，到节俗活动及其文化内涵，沿着春节的时间进程，对各项节俗逐次展开叙述，主要包括腊八、祭灶、扫尘、年节食品备办、洗浴、装饰门庭、团年、守岁、压岁钱、爆竹迎年、拜天地祖先、拜年、贺年、送穷与祭财神、人生日、迎春、闹元宵等。大家在品味着浓浓的年味的同时，亦会清晰地看到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

　　老北京人过年的时候要吃荸荠，谐音“必齐”，说的是亲人要新年团聚，没有回来也要摆上一双碗筷。在许多地方，年夜饭的餐桌上必定有鱼、肉做成的丸子以及其他象征团圆安乐的菜肴。年夜饭的背后，是亲情与相聚，是交流与感激。平时吃得再好，也没有年夜饭吃得有滋味。正是这些年夜饭、压岁钱、贴春联、放鞭炮、舞龙灯、走亲戚、逛庙会、闹元宵等等的新春仪式，营造了过年的喜庆气氛，增加了亲人朋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欢乐和传递欢乐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强化与更新。

　　学者张能为先生在《经验“节日”，更好地理解和创造存在》一文中说，“节日就是共同性”，并且是共同性本身在它的充满形式中的表现；节日还是人的交往活动中的意义交流、情感共享，让人们在共同体中理解个体存在以消除隔离性，并不断反复地去寻求节日表征蕴含的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关于世界存在的普遍性意义理解和解释。

　　《春节》先是讲述了春节在历史上的源流，认为其可以溯及上古年终岁首的年节祭祀，其中体现了古人对神秘自然的礼敬。秦汉以后，作为岁首的春节，其社会意义更为明显，朝廷以此展示和加强君臣之义，民间则作为乡里聚会的良辰——后世春节的基本形式可谓已基本形成。至汉代，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此后历法虽几经修改，但正月岁首就此固定下来。此后历经发展，年俗越发丰富。宋以后，新年称为“元日”或“元旦”，王安石的《元日》一诗就描绘了新年场景，其中放爆竹、贴春联等与今日大体相同。明清时期，如今我们熟悉的一套年俗臻于定型。像穿新衣，祭神祀祖，出门拜年，品尝美食等等，尤重除夕、新年和元宵。

　　春节与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我国汉族四大传统节日。除旧迎新的春节根源于上古先民的时间感受与时间意识，起源于殷商时期年终岁首农作物丰收祭神祭祖的庆祝活动。譬如，《诗经·豳风·七月》就记载了周代人禾谷登场后，凿冰藏鱼，涤扫场地，设朋酒以飨宴，杀羔羊以为肴，捧美酒登公堂的农人春祭赞歌。“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年”本义指农作物的丰收。甲骨文中的“年”字，是人背禾的象形字，指收成。甲骨卜辞中常有“受年”“受黍年”“求年”等。《说文》云：“年，谷熟也。”在农作物丰收之后，人们要举行庆祝活动，祭祀神灵，感谢赐予，并祈求来年的丰收。由于当时禾谷一年熟，人们自然将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商代并不特别看重禾谷成熟周期，而周代以农业为立国的基础，农业丰收是王朝大事，因此以禾谷收获期作为年度时间名称。以农作物生长、成熟为时间段落标志是原始先民的习惯，它在一些后进民族中保存了很久。大年、新年由周代确定之后，成为中国人最向往的日子。

　　汉武帝太初元年正式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年节由此固定下来。“年是农业社会的时间标志，体现着农人的生活节律。上古春节的岁时活动主要就是祭祀诸神与祈求谷物丰收。年终大祭是岁末对天地人间诸神的一次总结性的隆重祭祀。”

　　秦汉以后，春节成为朝廷加强君臣之义的契机，民间则作为乡里家庭聚会、拜贺宗亲乡党、拜谒亲族邻里、走亲访友的民俗大节。唐代时，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是通宵观灯游赏的法定节假日。春节在宋元明清时被称为元日、元旦或新年，依然盛行岁首朝会大礼之仪。重农抑商的明朝特别重视与农事相关的立春节仪，以立春仪式替代朝会之仪。

　　明代北京立春时节要举行盛大的迎春、鞭春仪式。仪式由官府主持。东直门外设有春场，场内有春亭。每年先春一日，大京兆迎春，旗帜前导，次田家乐，次芒神亭，次春牛台，次县正佐、耆老、学师儒，府衙上下皆骑马，只有县丞府尹坐轿，官员一律着红色衣服，簪花迎春。将春牛由春场迎入府内。这天，塑小春牛芒神，送入宫中，依次进皇上春、中宫春、皇子春。然后，百官朝贺。立春当日，府县官吏，各穿官服，礼句芒神，用彩色的鞭子鞭打春牛三次，以示劝农之意。立春日，北京人无论贵贱都嚼萝卜，称为“咬春”，民间互相请客宴会。

　　《春节》是一部为国人量身打造的传统节日知识读本，将与春节有关的知识详尽解读，单单一节吃饺子，就让人大开眼界。饺子在中国起源很早，被认为是从馄饨中分化出来的节日食品。馄饨是中国古代冬至年节的节令食品，正月初一作为岁首后，冬至的节令也就迁移过来了，作为岁首的应时食品。因此，饺子是时间变化的象征之物。在民俗的观念中，新旧年度的时间交替在午夜子时，也就是晚上零点前后，即除夕与新年交替之际，全家吃饺子以应“更岁交子”的时间交点，表示辞旧迎新。加上白面饺子形状像银元宝，一盆盆上桌，有“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的象征意义。所以，饺子煮破了不能说“破了”“烂了”，要说“挣了”“涨了”……

　　民国肇造，引入西洋历法，采取公历纪年，而民间仍惯用旧历。民国政府将传统“元旦”的名称用于公历首日（1月1日），而将传统岁首更名为“春节”。因此今天的“春节”名称虽只有百余年历史，其实这一节日已经传承了几千年，可谓源远流长。“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著后园梅。”传承节日文化是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如何使节日焕发生机，或许是我们面向未来更应该思考的。

　　什么是节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节日就是庆祝，就是人们打破日常状态进入共同欢聚的日子，“节日是把一切人联合起来的东西”，节日“距离的同一”促进了社会公共交往。自古以来，要形成共同意义的生活，所有集中都是必需的，而在现代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各种目的忙碌，不得不分散成单独的隔离性的人。要打破此种隔绝性的存在状态，重返具有共同性的共在世界，节日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存在经验形式。“节日和庆祝显然不是拆散人们，而是聚拢人们”，节日是一种交往活动，在庆祝节日时人们聚集在一起。因此，节日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是“重新建立所有人的相互交往的契机”。

　　节日来源于季节的变化，生机勃勃，也休养生息。伯特兰·罗素在《幸福之路》中说：“我们都是自然之子，我们的生活是自然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从自然里汲取养分，与动物、植物并无二致。自然的生活节律是舒缓的，对它来说，秋、冬与春、夏同样必要，休息与运动同样重要。相较于成年人，孩子更需要与自然生活的涨落节律保持联系。……我曾见过一个生养在伦敦的两岁男孩，第一次被带到绿色的乡间散步时的样子。时值冬日，一切都是潮湿而泥泞的，在成人眼里没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可男孩在这里却表现出了神奇的狂喜，他跪在潮湿的地上，把脸埋进草里，发出含混不清的欢乐的叫声。他的幸福体验是原始的、单纯的，也是巨大的。他的这种正在被满足的生命需要意义深远，假如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很少能成为完善健全的人。”

　　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说，节日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生活的空间——自由、平等、富足。在过节的时候，阶层、收入、年龄等等隔阂都被弱化了，大家相对平等地享受着节日氛围。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彼此祝福、表达善意，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少。

　　电影《小王子》中，小王子驯养了一只等爱的狐狸，两人对于仪式感的理解颇为触动人心。小王子在驯养狐狸后的第二天去看望它，狐狸说：“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来，比如说，你下午四点钟来，那么从三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应当有一定的仪式。”没有仪式感的探望，幸福感会大打折扣。

　　作为岁首的春节在中华民族传承了两千多年，人们将许多的感情、愿望、伦理、信仰都积聚在这一节日上。春节已经不是简单的时间点，它被人们充分价值化。春节不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资源。“虽然我们常用‘吾心安处即家乡’来安慰自己，但故乡的春节还是我们舍不得的心结。我们期待冬天的雾霾及早消散，春天的百花快快盛开。”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