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20年，她是不讨好的知识分子

本文作者为黄灿然，198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新闻系，1990年起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2014年辞职，著有诗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奇迹集》等，评论集《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等，本文原载《读书》，特此分享。

敢言只是尽了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职责，并未触及其核心。

在安全的环境下敢言，或计算一番后觉得是安全的环境下敢言，实际上还多了一份投机，从而抵消了敢言者迈出的那一小步。作为异见者或反对派的敢言，则染上了党派色彩，他们是尽了异见或反对的职责，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更非其核心。

异见者或反对派总的来说是站在或假设站在民众利益的立场反对权势者，相应地，他们背后往往站着一群同声者或支持者，即是说，他们并不太孤立，甚至并不是独立的。

知识分子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其接近核心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属的政治环境。

就拿中国来说，陈寅恪是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绝不妥协地捍卫学术自由。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他并没有批评时政，而如果不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则他可能更不会想去批评时政，而是继续做学术，甚至也就不必捍卫学术自由了。这将不影响他作为学者的成就，甚至不影响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他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将没有机会确立。

钱锺书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是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他不害人、不累人，这在当时算是保全了知识分子的人格，而同样由于受到环境的制约，他也不可能站出来替其他人说话，更不要说为民众而大声疾呼了。而如果不是受到环境的制约，则他亦会更专心于学术，更不必替其他人说话或大声疾呼，也就不必披着“明哲保身”这件具有正反双重意义的外衣。换句话说，他们是“被迫”作了他们所属的知识分子类型。

鲁迅，也是“被迫”的，他是被环境所迫，更是被自己的良知所迫，最初弃医学从文学，继而弃文学从杂文。鲁迅提供了考察中国产生真正知识分子的环境的典型案例。所谓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加引号。

这个环境，必须是有些许的自由，使敢言者在面对国家民族重大事件和问题时，不致于完全不能开口、完全失去讲话的场所和媒介；又必须有窒息性的嵌制，使敢言者顶住巨大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是有人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吗：如果鲁迅多活三五十年，他会是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谁也无法揣测他将会怎样，但可以肯定：他将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鲁迅。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年1月16日-2004年12月28日），出生于美国曼哈顿，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与波伏瓦、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

桑塔格作为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其所处的环境，其“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去到极致，非常完美——当然，对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本人，则是最艰难的时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定义，如萨义德所言，是对权势者说不。

对权势者说不，往往意味着替无权无势者、被压迫被剥削者说话。这也意味着，敢言者仍可理气直壮，即使有生命危险，也仍有强大的后盾作支持，尽管这强大的后盾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其中蕴含的英雄主义，已足以使他赴汤蹈火。

可是，如果在对权势者说不的同时，又冒犯大多数民众呢？——是冒犯，而不是反对大多数民众或对大多数民众说不。

即是说，敢言者仍然是基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但这大多数民众可能囿于民众情绪而暂时看不到自己长远的利益。还有，这大多数民众，到底是仅限于一族、一国的民众，抑或包括其他国族的民众？如果还涉及后者，问题就更复杂了。

换句话说，如果敢言者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则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就可能是互相冲突的。

桑塔格晚年的表现，恰恰是在对权势者说不的同时，又冒犯大多数民众。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则是左右不讨好。她于“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在《纽约客》发表的短文，其意旨是对布什政府和美国传媒的蛊惑人心说不。她尖锐地指出，如果要用“懦夫”，也应该用来形容那些在远报复的射程外、在高空中杀人的人，而不是那些以自杀来杀人的人。她的直言不讳，掀起轩然大波，冒犯了情绪化的大多数民众，被指是叛国者、卖国贼。

而在此之前，她接受“耶路撒冷奖”时发表的演说，则是对东道主和颁奖者说不：“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而不是推迟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我接受这个奖，是以受伤和受惊的人民的和平与和解的名义。”

“九一一”恐怖袭击一周年，她在《纽约时报》发表《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一文，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说不。美军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曝光后，她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长文《关于他人的痛苦》，则不仅对事件本身说不，而且对美国和美国文化本身说不。

苏珊·桑塔格体现其真正知识分子精神的环境，比鲁迅的环境更完美。鲁迅由于其环境和他本人的迫切性，而弃文学从杂文，也使我们在得到一位民族良心体现者的同时，失去一位更伟大的作家。

鲁迅几乎是一位专业批判者，连一些小事也不放过，从其创作更伟大文学作品的实力的角度看，未免有点浪费。如果鲁迅减少一部分杂文，增加两三本小说，我想鲁迅作为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伟大性，都将显著提高并相得益彰。桑塔格在重大事件和问题上发言，别的时候，她继续潜心其文学创作和文化评论，而事实上她文学创作的势头是愈来愈好了。桑塔格环境的完美，并不一定能使她比鲁迅更伟大，但鲁迅环境的完美，则肯定会使他更伟大。

桑塔格环境的完美，使她成为光芒四射的国际主义者，而这是与她的视野分不开的。像鲁迅一样，她长期致力于推广外国作家和思想家，积极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言或评论。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她是从“人”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当我们这些外国人对美国和“美国人”感到失望的时候，正是这位奇女子破美国的躯壳而出，向我们彰显“人”的希望。

她的逝世，在中国引起的强烈反应，一点不逊于美国，甚至胜于美国——中国人对她的评价更正面。个中原因，首先是桑塔格以独特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她的早期著作更多地表现才智，近期著作更多地体现良知。但是，在将近20年前，她的早期著作（《反对阐释》）、中期著作（《疾疾的隐喻》）和晚期著作（《重点所在》）以及她“现在”、同步的重要文章（《文字的良心》、《真正的战争与空洞的隐喻》、《关于对他人的酷刑》）同时集中在中国出版及发表，其才智与良知，犹如两颗明星，互相辉映。

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缺乏并期待像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和造就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环境。

问题还不在于中国目前的环境造就不了桑塔格那样的知识分子，而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只能把可造就桑塔格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精力、能力和潜力，用于小事情上，即是说，在回避重大问题的同时，过量地加大在小事情上的力度。

一个尖锐的对比是：桑塔格在舒适的环境下使自己严厉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厉的环境下使自己舒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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