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文化：近代—儒商文化的发展

近代—儒商文化的发展

一、致力于兴办民族实业

近代儒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是近代儒商文化的最强音，这使得儒商“以德经商”之“德”有了时代的内涵。

（1）从认识上，近代儒商以经商办企业为强国之路。中古时期，中国虽然产生了商帮，但商人的地位仍然很低。到了明代，农本商末的思想开始出现松动，特别是随着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儒家思想家提出了农商皆本的思想。近代帝国主义洋枪洋炮轰醒了传统中国人的田园梦，使中国的先进人士认识到，中国若要富国强兵，必须像西方那样重视工商业。清人王韬提出“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郑观应更明确地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何启、胡礼垣提出“振兴中国，首在商民”；康有为甚至提出了“以商立国”的口号。可见，在近代出现的重商主义思潮，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

（2）从实践上，近代儒商是第一批民族工商企业家。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中国不能依赖向外国购买枪炮船舰，也不能只兴办自己的军工业，而应当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民族工商业。近代儒商就是最早的民族工商业者。郑观应弃儒从商，经营航运、煤矿、冶铁等实业，被誉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先驱。陈启沅是民族缫丝工业的创始人。张謇办纱厂，有“状元实业家”的美誉。刘鸿生开办织布厂、火柴厂、水泥厂等，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和“企业大王”。卢作孚是“航运大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荣氏家族”企业，其“申新二厂”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工业资本兼并日本资本的唯一事例，被赞誉为“在棉纺织史上放一异彩”。范旭东则是民族制碱工业的创始人。近代儒商致力于兴办民族企业，在与外资的竞争中艰难生存，大都发起或参与了“抵制洋货”运动。爱国主义、“实业救国”，就是这一代儒商群体的共同心声和奋斗目标。

卢作孚的航运船

二、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

由于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属于后起、弱小的工商业，尤其是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关税、航运、铁路等的自主权基本丧失，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与西方国家的企业竞争，势必处于劣势。因此，为了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家更为突显了儒商重道德重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特点，以儒经商是他们的共性特征。

（1）用儒家理念构筑企业精神张赛兴办大生纱厂，就是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语为名。卢作乎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提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企业宗旨，倡导儒家的“民生”精神。在近代中国商业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香山人(今广东中山)开办了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等，取名均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马应彪1900年创立的先施百货公司，就是借鉴《中庸》的“先施以诚”为企业命名，体现出诚信经商的儒商企业精神，

（2）用儒家思想进行企业管理首先，张赛提出中国的民族工业应以儒家“人和”的优势与外国竞争，他说:“天时地宜之难必，而必以人事补救之。”其次，在选择行业突破口方面也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机械缫丝的第一人陈启沅生长在一个“半农半儒”的家庭，他将法国人先进的缫丝技术带回家乡广东南海简村办厂，其实就是儒家农本思想影响的结果。卢作乎的经营指导思想是“民生”精神，他办企业遵循的是“有关国计民生又有发展前途的事业”的指导思想。他提出建设“新道德”强调敬业，认为这样才能维系现代企业的内外关系。张元济创办商务印书馆，主张多出高尚的书籍，出书的目的是培养人才反对只做一味牟利的出版商。

（3）用儒家道德规范生活行为近代儒商大都具有俭朴的习惯。例如，卢作乎的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廉洁自律。他虽创办民生公司，却没有一份股权，只领取总经理薪津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去世后也未给子女留下任何财物，被人们称赞为“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虽然儒商们生活简朴，但却乐于捐助教育，扶贫济弱。张謇兴办了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还兴办了许多职业学校，建了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

三、学习和应用科学管理

中国近代儒商最早重视吸纳和运用西方企业科学管理的方式是工商实践，其将西方的管理方式与中国儒家传统的管理方式相结合，使近代儒商在主体精神和素质中添加了近代科技和管理的内容。穆藕初创办了德大、厚生纱厂，是中国近代棉纺织业的代表人物，他翻译了西方管理学泰斗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由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发行。他批评我国实业不振的原因之一是“无管理方术”，提出“管理法即治人之法也”的人本主义管理原则，用工程师制代替中国企业传统的工头制，并建立科学的财务管理和其他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他经营的纱厂名列上海各纱厂之冠，赢得了“棉纱大王”的称号。化工实业家范旭东把管理看得比纯技术更为重要，著有《工商管理》一书，并在经营管理中，建立了一整套关于组织、人事、物质和财务的管理制度。张赛在大生纱厂推行成本计算制的成本管理。刘鸿生说:“生财有道，必须在经营管理上下功夫。”在具体管理方法上，许多民族实业家引进西方企业管理新制度，改革中国传统的旧的管理方法。例如，荣氏兄弟与穆藕初一样，在企业中以工程师制取代中国企业传统的工头制。卢作孚则以“四统制”取代“买办制”。对于儒商传统的家族制经营方式，近代儒商也做了一些改造性的探索，如反对仅以亲族、朋友关系用人，主张唯才是举和严格厂规、厂纪以及其他管理制度等。

化工实业家范旭东

与中国以前的“商帮”相比，中国近代工商实业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儒商经济文化，从而更具儒商的特色，并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加入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近代工商管理的科学主义的内容，使之有别于古代传统的儒商而体现出近代化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