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张凯《追寻良治》｜解读中国三千年兴衰的密码

近日，由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组织评选的“中国出版集团好书榜”2024年度榜正式发布。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审议等环节，共有包括主题出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技经管、少儿教育和音像电子网络及融合出版物6大类53种出版物入选。其中，清华大学两个成果入选，分别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第一辑）》和《追寻良治：中国与世界的三千年》，后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长聘副教授黄张凯所著。

历史的草蛇灰线隐藏在树木的年轮、南极的冰芯、商船的账本里。近四百年后，我们可以利用过去几百年积累的大量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资料，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技术，站在一个全新的、更高的角度看风云激荡、天下兴亡。

《追寻良治：中国与世界的三千年》源于清华经管学院热门通识课《中国与世界：历史视角》，以经济学视角透视治乱兴衰，浓缩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在最近几十年里对人类社会重要特征和重大历史进程的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的重要成果。书中在中外先贤对这些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现代社会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站在全新的视角解读人类三千年来追寻良治的努力，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从“17世纪总危机”谈起

本书从国家的形成、民族的诞生、权力的结构、权力的制约、权力的使用、权力的选拔等若干角度，重新审视三千年来中国与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东西方大分流、欧洲的崛起、资本市场的诞生等等，宏阔的视野、新颖的视角和清晰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

作者从“17世纪总危机”谈起，为什么在17世纪，中英两国都从盛世急转直下？四百年前17世纪开端时，随着远洋贸易的兴起，英国和中国这两个欧亚两端相隔遥远的地方，同时出现了经济、文化、军事繁荣昌盛的局面。而不到五十年后，明朝就亡于暴力，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殉国。英国的查理一世与议会围绕征税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引爆内战。五年之后的1649年，查理一世在伦敦被斩首。

本书在开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英两国在17世纪同样有着美好的开端，同样在三四十年以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两个君王性格又非常相似：明史批评崇祯“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而英国历史学家也认为“查理一世对自己的盲目自信和固执己见的领导风格正是导致他垮台的原因”。果真是因为他们共同的弱点导致了他们的悲剧以及他们国家的悲剧吗？还是反过来，是因为他们的失败，才放大了这些弱点？

作者指出，传统的史书中往往将历史事件的走向归结于君王或者英雄人物个人的品德和能力。然而，人被历史裹挟着，君王也不例外。无论是崇祯还是查理一世，都是暗流涌动的巨大力量下的棋子。国家、民族和个人受到这些命运之手的摆布，但是当时的人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组织结构上，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官僚体系的国家。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的政治生活，还影响到经济和文化生活。经历周秦之变后，中华文明由分权走向集权，中央王朝向四周拓展的过程中，也是逐步以郡县制来统治。郡县制要求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中国传统的组织结构科层制则是与郡县制适配的系统。

集权的科层制系统中，权力顶端的中枢系统常常不能对下面的情况充分知情。由于中枢和下属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下属总是能耍弄中枢；中枢意识到这一点，不断增加收集信息的路径，花费的心思缜密繁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朝的特务系统是东厂，后来又搞了内厂用来监督东厂。类似的，对地方的监督也是永恒的难题。中央总是不断派人巡视地方，渐渐地这些钦差权力越来越大，演变为新一代诸侯，于是中央不得不派新的中央代表来巡视。这反映了中枢在动态的过程中希望解决监督控制和信息的两难。这个两难没有最优解，无法形成静态的均衡，必须时不时推倒重来。

中心化的系统有其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组织结构，让任何系统都适用。作者指出，在思考什么样的组织结构适应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或文化活动的时候，要考虑到各种权衡。比如，要强调信息的获取，就要分权，让容易获得信息的人，同时也承担决策者的角色。但是这样又带来了监督问题，如何确保他拥有信息之后，是为组织服务，而不是为个人服务？这就涉及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作者以东印度公司为例，详述了现代经济体的组织结构。伦敦和印度的距离实在太远，于是公司采用分权制，印度本地的投资经营活动由当地职员负责。总部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主动获取信息。但是单纯加强垂直监控，不可能完全解决信息问题。下级总是能想出无数办法来逃避上级的监管，必须有合理的激励机制。

东印度公司允许每次航行船长可以带回部分私人货物，在伦敦进行拍卖；商船队返航后，留下贸易代表处理当地事务和商业谈判。公司总部在每艘船上给贸易代表一定的舱位，让他们经营自己的贸易并从中获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大公司带领一群小公司。对于经营良好的贸易代表，总部给予他们更多的舱位予以奖励；对于表现不佳的贸易代表，则减少他们的舱位予以惩罚。因此，贸易代表有强烈的动机在印度扩张贸易，因为他们拿的不是固定薪水，而是相当于现代企业给员工的股票期权，他们的利益和公司利益高度捆绑。

因此，东印度公司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组织结构的成功。其组织结构使得公司对外上下齐心，同仇敌忾。东印度公司军队早期是一些探险家和雇佣兵，后来逐渐成为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担负起保卫贸易线路、在亚洲扩张英国霸权的任务。这支军队在1840年遇上毫无主人翁意识的清军，结果可想而知。当时中国整个国家的组织结构严重不适应时代发展，组织效率非常低，这是一个古代的组织碰上了一个现代的组织所遭遇的失败。

经济学视角

看东西方的不同选择

“大分流”在近二十年一直是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热点话题。经济史有一种说法，中国离工业革命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但是我们错过了。这背后有无数的偶然因素、无数的必然因素。本书中从国家能力与财税体制两方面考察造成“大分流”的原因：从国家能力的角度看，英格兰是最先实现对政府权力实行有效制约的国家，它也是最先实行有效的中央集中财税体制的国家，正好也是欧洲国家中最有效地使用暴力的国家。当有钱有枪的时候，自然就发达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清朝缺乏对王权的有效制约，无法实施有效的中央税收体系，因此军事力量薄弱，一再被帝国主义欺凌。

三个世纪前，东西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17世纪出现的宪政体制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现代资本市场的产生又极大地改变了财富聚集的过程，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切就发生在“17世纪总危机”的阴影下。在纷扰的乱世里，世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革。而静悄悄地，中国错过了这个关键的转折。东西方大分流开始了。

作者指出，大分流不是一个时间节点，而是一个长达几百年的过程。三百多年前，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从17世纪的乱世中走出后，中国迎来了最为专制的清朝，西方迎来了宪政民主。又过了一百五十年，东西方同时出现了两个退位的统治者：1796年，当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退位时，志得意满；乾隆退位的第二年，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卸任，他拒绝了第三次连任。

福山曾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大的问题和弱点在于坏皇帝。如果有个好皇帝，英明神武，令行禁止，可以创造奇迹。但是当权力不受限制的时候，任何小事都要定于一尊，无法及时纠错。为什么纠错能力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可或缺？以金融投资为例：基金的长期表现并不决定于能否抓住几个大牛股，而是更多取决于是否能避免回撤。长期来说，避免重大错误比偶尔高速增长更重要。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避免回撤。但是顾名思义，“奇迹”不可能常有，怎么能保证有一连串的好皇帝呢？这就意味着得经常遭遇回撤。

中国经济在1600年达到了顶峰，占全球GDP的34.6%。但是在之后的三百年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衰退。1913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份额降到9.1%，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夜，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仅为1.8%，人民生活陷入赤贫。但是在这之后，我们进入了伟大的崛起，按照年平均汇率算，2020年我们的GDP为100万亿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8%左右。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奋斗，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8%跳升到18%，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持续的时间来看，再考虑到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这段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缘何衰落？又是怎样复兴的？

经济学最关心的是寻找因果关系，关于因果关系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几个人要到20楼，进入电梯后，有人做俯卧撑，有人倒立，有人单腿站着。上去后被问道是怎么上来的，一人说做俯卧撑上来的，一人说倒立上来的，一人说是金鸡独立上来的。在电梯里面，他们都意识不到电梯的作用。对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这些解释都不对。因为也有别人在做俯卧撑、倒立和单腿站，但是只有我们上来了。有可能我们沉沦的原因和复兴的秘密都隐藏在这过去的三千年里。

改革开放以后，选贤任能和地方分权结合，权力的放松反而带来了权力的有效使用，从制度上促进了40年中国经济腾飞。这些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我们悠久的历史。从组织结构和组织能力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了最适合发挥中国这个超级组织效率的方法。

以华为为例，华为强调砍掉高层的手和脚：最高层只管战略，不做微观管理，主动放权（在需要本地信息、需要灵活应对的方面分权）；砍掉中层的屁股：中层管理人员要亲赴一线，主动掌握信息，要打破部门本位主义，保证公司利益大于部门利益（在需要统一协调控制的地方集权）；砍掉基层员工的脑袋：基层员工专心执行。华为为什么能成为中国优秀的科技企业？部分原因是华为能够做到权力的合理分配，做到激励和统一协调的有机结合，寓分权于集权。正是这种有中国特色的21世纪的科层制，才保证了强大的战斗力。

追求良治

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内在动因

在本书结尾，作者指出，对仁政和良治的追求，是中国政治最崇高的理念。中国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从近一个半世纪的黑暗乱世中凤凰涅槃，绝不是偶然的，这证明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不会终止，从唐宋变革开始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仍将继续，中国人仍将不懈追求仁政和良治。鉴古而知今，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三千年治乱兴衰，能让我们更加理解今天，并更好地展望明天。

黄张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国际期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执行主编。黄张凯博士于2003年获得牛津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公司金融、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金融史等。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论文，其中关于中国经济分权改革的论文发表于国际顶尖经济学刊物《美国经济学评论》。

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