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全国最危险的地方当法官：入职第一天，看到单位里挂着一排前辈遗照｜不要脸律所04

大家好，我是陈拙。

这可能是中文互联网中，最容易和死亡关联的神秘景点——藏地。

有位在当地生活了14年的朋友说，这里喝酒会死人，洗澡会死人，感冒会死人，他的老领导甚至因频繁提醒大家注意生命安全，把“这样搞会死人”当成了口头禅。

我的这位朋友，是一名草原法官。

2010年，22岁的他被指派到藏地，进到办公室第一天，就看到了墙上烈士的照片。

多年后，他加入了我们作者张飞的律所，成为一名顾问。他决定，自己的故事就从藏区讲起。

第一次见沈雷的时候，他是来我们律所参观的法院领导。他到之前，我专门拿起他桌上的名牌，和我正对面的名牌调换了下，这样就离得近一些了。

我是律所执行主任，他是法院副院长，一个江湖一个庙堂，平时连面都见不着，这次终于有机会深聊。

那天沈雷端着白瓷茶杯，告诫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律师团队，要在发展中找好自己的定位。他说完，吹了吹浮在水面上的茶叶，没喝茶，又把杯子放回去。我假装拿笔，记录他们说的那些场面上的话，桌子下面跟餐厅发消息，晚餐加一个菜。那天晚上吃饭，我把酒杯压得很低。

也是在饭桌上，我发现了这个人不一样， 他作为法官，好像就连在生活里，都没有脱离自己的工作。他说话语调高亢，如同宣读审判材料。

我是在不断上扬的音调中了解他部分故事的：

他当年刚毕业，就前往四川藏地的法庭，骑着马审案，见谁都叫“阿哥阿姐”，在草原飞驰14年，从助理一路晋升到副院长。

别的法律工作者，吐槽的净是工作繁忙，当事人和家属不好沟通。

他说在藏区当法官稍不留神就得没命。

那天从开席到离开，我酒喝得都不痛快，因为担心说错话得罪这个看起来就很强硬的“草原法官。”这种见面，双方有能合作的地方就进一步发展，没有则散。我们俩没有，按理来说应该散，以后只是点头之交。

我没想到不久后，他又一次来到我律所，这次是来面试的。

他说自己辞职了，多的没再说，只告诉我，自己现在需要一份工作。

我们又一次喝酒，我依旧压低酒杯，他用一只手托住我酒杯的底，不让我的酒杯低下去。我亲切地喊他大哥，他动作很快，拍拍我肩膀：“你才是大哥。”

入职以后，他说话声调不再向上，半夜熬夜加班写方案给我……很短的时间里，他变得和过去不一样了。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那次见面之后，这位草原法官身上发生了什么。

沈雷再进律所那天，我让行政给他整理出一间属于他的独立办公室，搬进新沙发和茶几，新的桌椅，新的茶台，装好座机，摆好办公用品，连绿植都给他摆在角落里。

不管他之前经历了什么，进来我们律所之后做什么都再说。我不想让这个人在外边飘着。

我以前也在体制内，是一名检察官，最后狼狈地离开了那里，很久以后我都没跟人说自己经历了什么。

我看到他就想到当时的自己。

我告诉沈雷，这以后就是他的办公室了，行政也专门给他录入了大门的指纹。

但沈雷却没有接受这份“工作”，他每次来都会单独跟我约时间，来了也只是找我请教如何在法律工作这个行业里，能够多接一些案子多挣一点钱。哪怕他提前到了，也不刷指纹进来，只是悄悄在楼道里躲着，等到时间了，他才会摁响门口的门铃。

起初，我以为他不想加入我们。毕竟我们太年轻，一群九零后，他来了就是唯一的八零后。我也想过，他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给不了他想要的机遇和平台，对此我跟他提过，门口给他单独挂牌。

他依旧拒绝了，说是自己在外面背着包多跑跑，多见下世面才好。

我猜他是心里有股傲气，这股傲气是“等价交换”带来的平等。他不经意间说过，他觉得现在自己不能带来案子，也不方便执业，一切都受之有愧。

结果有一回，我把一个案子全权交给他，不是什么大案，按照沈雷的经验足以应对。没想到沈雷见了当事人和家属，律师费只要了五千。我听到这个数字以后哭笑不得，即使是刚毕业的律师，也不会只要这个价，沈雷这是怕丢掉这个案子，没给律所挣到钱。

但是这些都能度过去，我最担心的，是他经历了什么事儿，会不会彻底失去自信，再也站不起来了。

出现一个不自信的合作者，这样对我和律所都不好。

那天还是喝酒，我没有直接问，他也没从为何离职的原因开始说。他从自己十多年前的一天讲起，说那时候自己胸前戴着红花，作为全村第一个考上法院的人，被乡亲们送了出去。

他还记得那天的自己有多骄傲，可不是今天这样。

沈雷说那年是2010年，自己不过22岁，生于一个我们当地说出来以“穷”闻名的地方。

出发前一晚，村长和村支书都来了，夸奖了他两句话，因为没太多文化，所以只能以神佛名人来表达——

“菩萨保佑你能吃上皇粮。”

“我们这个山坳坳里出来了包青天。”

村长懂得多点，嘱咐沈雷说：“要好好做官，不能给村里丢人，要争光，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

第二天清晨，家里两个大行李箱都被撑得满满当当。担心箱子在路上崩开，沈雷的父亲特意拿麻绳把行李箱又捆了几圈，借来亲戚的摩托车，把行李箱紧紧捆在车后。

随后，父亲坐在亲戚摩托车后面，沈雷坐在村支书的摩托车后，出发了。

村里放着鞭炮，给沈雷送行，在他胸前戴上大红花。每家每户都出了钱，拿红纸包着塞进他怀里。

从村里到县里，摩托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从县里坐班车到市里，又花了一个多小时，等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接着，沈雷坐绿皮火车从市里到成都摇了五个多小时，抵达成都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沈雷大二那年，学校里组织了一场“援藏支边”提倡年轻人前往藏地边疆，支援那里的法制工作。援藏的优惠政策很好，晋升又快，坐在礼堂的同学听得砰砰心动。可是回去一查那地方的环境，都打了退堂鼓。

要去的地方，就是藏族自治区下辖的某个县，海拔三千米往上，最高五千多米。缺氧，寒冷，多风，干燥，紫外线暴露……这些能吓退别人，可是吓不倒沈雷。

沈雷打小过惯苦日子，自己的家乡就是特困村，90年代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娃娃，喜欢就是装病，因为装病才有鸡蛋吃。

每回村里吃席，爸妈都得嘱咐他，千万不能动桌上的鱼和烧鸡，因为村里都穷，鱼和烧鸡是流水席上的“演员”，这桌完事，下桌还用，不知道放多久了。

2009年村里才通上卫星电视，100元成本费购买设备，30元保险费，就这样依然有嫌贵，不愿意安装的。在这种地方生活多年，条件艰苦也叫个事？

沈雷不信邪，听完讲座没多久，就去报名参加考试，过了，就坐上这趟绿皮火车。

在火车站旁边的旅馆熬过一宿，第二天清晨六点，沈雷搭乘班车前往自治州州府，到地方凌晨两点多，是县法官的副院长亲自来接。

副院长开着一辆越野车，说是法院配的，沈雷想把行李箱放进车后备箱，打开一看，里面塞满各式各样的食物和生活用品。敢情这个法院来一趟自治州州府不容易，谁来了，就得兼职采购员，买一堆东西回去。

刚上车的时候，沈雷还在心里嘀咕，法院能配进口的丰田普拉多越野车，看来当地财政也不是很艰难。

可是上了路他才明白，这地方普通车子根本走不了，就连越野车都挺吃力，一百多公里的路他们开了快五个小时，时速二十多迈，还不如城里的外卖骑手跑得快。

路上，副院长跟他科普，那地方藏语的意思是“财神居住的地方”，可是沈雷压根连财神的影子都没瞅见，五个多小时的路程，眼睛里净是雪山、草原、峡谷和森林。

十多年以后，他喝着酒跟我说：“我看到的除了自然景观，还有内心的绝望。我当时就后悔考到这地方，太远，太艰苦，我一个农村长大的都觉得太难了。”

抵达当晚，法院同事们为沈雷举办欢迎会，大家面前都有酒，唯独他没有。

领导笑着举起酒杯，跟他说：“刚进高原千万不能喝酒，搞不好要死人的。”

沈雷想不到，这后半句竟然是领导的口头禅。

“要死人的”四个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他心里的阴影，刚去就喝酒可能是要死人的；刚去就洗澡可能是要死人的；感冒会引发肺水肿可能是要死人的；晚上是很容易遇到狼的，那是要死人的；夏天开车一定要注意，泥石流和塌方是要死人的；冬天开车一定要注意，暗冰和积雪是要死人的……

这些可不是凭空吓唬他，每当他不以为然，同事就让他看看法院的墙上。法院里专门有堵墙，上面挂着几张烈士遗像，都是来这里当法官，“稍不留神”的年轻人。

“欢迎会当晚，我就有要逃走的念头。”

沈雷感觉自己像拼死一搏的战士，两天前光荣出征，然后就到了这个稍不留神就“要死人”的地方。他到这里是想搏一把仕途的，没想玩命，仕途不好顶多回去过普通日子，总不能还没做出什么事业，先变成一张照片挂墙上吧。

直到欢迎会告终，沈雷回到宿舍，打开行李箱，翻出衣服，熟悉的味道扑鼻而来。那是长期烟熏火燎的灶火味，还有一股罕见的油脂味。

往里翻发现，箱子里搁着一整块腊肉，拿报纸包了好几层。那是他们家里唯一一块腊肉，每逢过年，沈雷妈就切一点煮上，剩下的挂在厨房灶台，现在整块腊肉都在他手里了。

再翻衣服，忽然从毛衣里掉出一样东西，是一个红色的薄塑料袋，里面都是钱，都是一百的纸币，总共三千多块，后来沈雷才知道，父母把养的猪给卖了。

父亲告诫过他，以后要做包青天一样的青天大老爷，要为民做主，给祖上争光。

沈雷的爷爷原来是有文化的城里人，响应过时代号召，上山下乡去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在特殊时期，依然遭到加害，被搞疯了。奶奶带着全家人，从城里逃到农村，发现事情也波及到农村，就继续往更偏远的地方逃，终于逃到山坳坳里。

现在轮到他响应时代号召了。

“做个包青天，以后当个大法官，给你爷爷平反。”

沈雷自幼听着包青天的故事长大。其实他父亲没有读过太多书，不了解这个历史人物，“包青天”不过是寄托美好的夙愿，也成为镌刻在他骨子里的榜样。在父亲眼里，考进法院，就等于当上庙堂里的青天大老爷，早晚能给这个苦难的家族昭雪，给这个世界公平和正义，多年的心思没白费。

那晚，沈雷收拾好行李，把腊肉和三千块钱藏好，躺下来，努力闭上眼。

当我听到他说包青天的时候，我大概就能猜到他在岗位上的结局。很多没有进过体制的人，会觉得进去了很香，不仅稳定，还有面子。但很是事情，你不是拥有信念就足够的，还需要有将其执行下去的能力。

过去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于是最终选择离开。

曾经正年轻的沈雷，还接触不到这些，当时的他，既然决定留下来就是踏踏实实干，所有上述的困扰只是隐患。他正少年，是拥抱这个职业最光明一面的时候，要学习如何骑马，在草原上稳当地飞驰与判案。

刚到法院时，沈雷还是法官助理，领导叫他参加流动法庭的审判。

法官、书记员、助理，还有法警一行背着国徽，五人从县法院出发，开车两个多小时进了一个村。路只能通到这里，再往前就得骑马进去了。

那是一个很简单的民事案件，两家人因为放牧发生纠纷，多吉家的牦牛疏于看管，跑到丹朱家的草场上。丹朱家认为，多吉家刚有人去世不吉利，就连牦牛也沾了不吉利的气息，会给自己家带来不详。

两人发生争执，多吉动手打丹朱。过了几天丹朱气不过，偷偷杀了多吉家的两头牦牛。

在当地派出所的主持下，丹朱把多吉告到法院，要求丹朱赔偿两头牦牛的钱。县法院考虑到牧民开庭很不方便，所以以流动法庭的形式上门审理。

唯独沈雷这个法官助理不懂骑马。

同行的法警是个藏族小伙，承担了教骑马的任务，“在这儿骑马必须要学，不会骑马好多地方去不了。”

第一次骑马，沈雷坐在马背上走了四个多小时，途中马匹受到惊吓，把沈雷颠下来，结果他的一只脚卡在马镫里，被拖拽着跑了十几秒，幸亏法警小伙立刻安抚住马，才让法庭那堵墙上没多出一张挂着的照片。

中午他们走到一条溪流边，歇息片刻，法官把国徽从背上取下，轻轻靠在随身带的包上。

“这个不能脏。”带队的法官边用随身带的毛巾擦拭国徽，边叮嘱法警庭审的细节，“下午还是要做好检查，他们牧民很多身上都带着刀，千万不能出事，一定要检查好。”

到了村里，他们把国徽挂在一户牧民家的帐篷上，整个庭审就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举行，旁听庭审的牧民和僧人有些手里捻着佛珠默默诵经，有些手里摇着转经筒，所有人都像在为这场庭审祈祷。

整场庭审从下午三点多开始，因为藏语需要书记员和法警翻译，庭审的进程很慢，并且很多时候法官在庭审中要不断回答“为什么”。

“为什么丹朱打了我这事不管，我要他赔钱！”

“多吉家的牦牛先来吃了我家草场的草，法官这件事你为什么不管？”

“我的牦牛还要生小牦牛，小牦牛长大还要生小牦牛，为什么只算一头牦牛的钱？”

法官宣布休庭，明天早上继续审理，旁听的人群捻着手里的佛珠，摇着转经筒散去。

那天晚上，沈雷第一次住牛毛帐篷。帐篷里弥漫着浓郁的酥油味，和某种藏香的味道，还混杂着燃烧后牦牛粪便的味道。他怕有狼，一夜没睡，听着外面的动静，和丹朱家的狗一起守夜。

第二天清晨，事态超出了沈雷的预料，原本要死要活的两个牧民居然和解了。

他看到，法官师傅身边，站着一位昨天旁听庭审的僧人。

原来昨天晚上庭审结束后，法官请旁听的僧人一起和多吉聊聊。僧人给多吉讲了吉祥天母杀掉自己曾经的情人，邪恶夜叉的故事，他劝导多吉说，丹朱杀掉了他的牦牛，也杀掉了他的厄运。

简单的一个神话故事，让多吉撤回诉讼，丹朱承诺自己的牦牛生了小牛以后送给多吉两头。

这是沈雷第一次感受到法律之外的力量。回去的路上他默默无言，到了宿舍整个人趴在床上，分不清是心里更别扭，还是屁股更难受。后来他成为法官，骑马屁股不疼了，依然会问自己，讲神话故事而不是对错。这样来让当事人认同，还是包青天吗？

直到一起偷窃牦牛案出现，沈雷也请来了僧人。

那是一起牦牛盗窃案。牦牛贼被抓获时，偷了几十头牦牛，得用挂车来拉。此人是惯犯，庭审时，在公诉人的铁证面前，他拒不承认自己过去偷牦牛的事实。

证据确凿，敲锤子审判就完了。可是沈雷下意识觉得，不能这样干。

他宣布休庭，在休庭期间他去寺庙找了一位僧人，请僧人带着唐卡参加庭审。

再开庭时，僧人带着唐卡坐在旁听席上，偷牦牛贼依然不承认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

“被告，请你转身。请僧人把唐卡打开。”

书记员把沈雷的话翻译成藏语，站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转过身去。僧人缓缓起身，双手把裹成一卷的唐卡郑重地抬起，用额头庄严地触碰后，缓缓打开，高高举起来。

“被告，请你面对着僧人和唐卡，告诉我你所说的都是真话，没有撒谎。”

法庭里一片寂静，站在被告席上的嫌疑人没有说话，有些发抖。

这时僧人用浑厚的声音说了一些话，书记员翻译给沈雷，“说吧孩子，勇敢地讲出来。”

又是一阵沉默后，嫌疑人转过身，承认自己撒慌，坦白交代多次偷牦牛的事实。

我听沈雷讲起这事，先是爆笑，随后又愤怒，觉得他这样是在拿自己前途在赌，他是法官，又不是神棍。

可是沈雷回了我一句：“我一锤子敲下去容易，但是值得吗？”

就是在那天，沈雷意识到，当自己坐在审判席上时，法律赋予了他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权力，但是他真正掌握这种权力时，更希望用这种权力去拯救一个人。

牦牛贼面对唐卡坦白事实真相，相当于有当庭坦白情节，他作为法官，也能酌定减轻。

他们那个地方是无律师县，整个县一个律师都没有，大城市的律师也根本不愿意来藏区，被告没有辩护人，也不知道该怎样争取法定减轻和酌定减轻，这样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

沈雷只是做一个法官，负责敲锤就行了，但是要做公正严明的“包青天”，就不能只管咣咣敲锤。

沈雷也终于解开了多年前的疑惑，上一位法官的做法，不是为凸显谁的尊严，而是让这个特殊地区的法律有点人味，这些想法被他总结成四个字：“道法自然。”他说这跟宗教无关，道指的是道德，法就是法律，两样东西结合起来搞，才有包青天的样子，“在这片广袤的高原上做法官，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他说到这里，非常得意地拍着胸脯说，自己在藏地最骄傲的事，就是判过三百多起案子，没有一桩冤假错案。要是一个普通的地方法官说这话，我都得替他感到害臊，但是在那地方，没有监控，没有律师，太多案子没有证据，能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那些年，他在当地越来越有影响力，他主办的普法讲堂，搞成自治州的典型案例，他的判例也成了学习案例。就像当年承诺的一样，政策扶持让他的仕途走得很快，从法官助理到法官，然后是员额法官，再到庭长，三十五岁前，沈雷就坐上了副院长的位子。

他一度认为，自己这些年敲的锤子，每一下都很“值得”。

他在藏区做法官没有愧对法律，没有愧对父亲的期许，也没有愧对这里的人。

他唯独觉得愧对自己最爱的家人，连续4年，他都是一年回家一次。忙碌不是唯一的理由，不能回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回一趟家太难了。

沈雷做法官时就很难回家，做副院长以后事情更多，回家更难，偏远藏区的人手有限，许多特别的时候他们都需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或者坚守别人的岗位。

回家过春节只有七天，往返路上顺利的话，一共要耗去三天，满打满算在家里只有四天。这四天里，他还需要适应醉氧带来的嗜睡、头脑昏胀、乏力，能精神饱满陪伴家人的时间屈指可数。

2015年春节他好话说尽，让领导批了假，让他回家过春节，没想到差点死在半路上。

那时候路况还很差，冬天一旦有车因为暗冰发生事故，或者因为大雪封路便会出现大堵车。堵车发生时，他距离自治州州府还有一大半的路程，为了早点赶回家里，他选择了掉头走小路。那段小路导航上也没有显示，走了一个多小时，沈雷的车陷进烂泥。

那条路不是铺装路面，雪积的厚，下面藏着泥巴坑，车子一旦陷进去就很难出来。

当时他的位置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外面又下着大雪，只能躲在车里等待过路的车救援。他在车里蜷了一下午，手机没有信号，也没等来一辆路过的车，到晚上他才敢把车打着火。

他不知道要被困多久，晚上太冷，只有打着火取暖，加上害怕路过的车撞上，只有打着火把全车灯光打开。车里没有吃的，水喝完就装点雪，拿到车里化开喝。

直到第二天上午，他依旧没有等到过路的车，再等下去可能真的会死，于是鼓起勇气下车往来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路，他遇到同样抄小路的货车，等到他的车被拉出来时，回家过春节的奢望已经化为泡影。

那些年，他错过孩子的出生，错过妻子生日，错过结婚纪念日，错过父母的大寿，好像整个家都与他无关，这些都是他成为包青天的代价，好在仕途正在实现，35岁他已经成为副院长，再熬些年，说不定就能再晋升一点，调回城市和家人团聚不再是梦了。

可是沈雷没有等到的那一天。

两年前，有一个败诉方对他的判决极为不满，每天到各种上级部门投诉，还在社交网络上圈出各种有关部门，举报他是“带病提拔的干部”，说他“胡乱判案，有错不纠”，还说他贪污受贿“两根虫草”。

这样的投诉举报持续一年多，尽管这桩案子证据确凿，判得公平公正，沈雷还是成为调查对象，省里组建了多部门参与的工作小组对他进行调查。那几个月，沈雷被停职，每天接受谈话、问询，不断写材料，交证明。他判过的所有案子都被查了个底朝天，最后查明他没有乱判。

工作组离开后，舆论影响还是存在，领导和他深谈了一回，他不肯与任何人讲，深谈中究竟都说了什么。

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他也感觉委屈，自己在藏区待了十四年，一直没忘父亲给他的教诲，这些年忍受着“稍不留神就死人”的恶劣环境，亏欠家人，这口气憋在胸口，死活倒不上来。

他可以接受自己犯错，但是不能接受枉加的流言。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拍在领导桌上，一怒之下辞职回老家。

老家的父亲很失望，对亲戚朋友和相亲都隐瞒了他辞职的事，打心眼里觉得，儿子肯定是收受贿赂才被逼辞职，逼着他在祖宗牌位前跪下认错。沈雷没有争辩，他这些年本来就对家里有愧疚感，法院的事也跟父亲讲不清楚。父亲让跪，就跪下了。

沈雷心里并不觉得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三十多岁正是好时候，有专业，有资历，觉得到哪都一样有饭吃。

结果现实打了他的脸，有个名牌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看了一眼他的简历，直接扔在一边说：“中国区县一级基层法院有三千多个，每个法院两三个副院长，全国差不多有一万个副院长，你算什么？”

他每天背着包，坐地铁去找工作，大的律所瞧不上他，觉得他那些藏地的经验没用，法官的履历也不算啥。普通的律所呢，他瞧不上人家，因为那里的律师各干各的，自己找案子，自己解决，每个月给律所交抽成，并不会把资源倾注在他身上，他想找到一份有前景的。

至于销售型律所，他更不愿意去，那纯粹是打着律师名义，捞业务坑当事人的，根本不注重专业价值，在那里只要嘴皮子好使，律师和卖保险的也没什么区别。

几个月下来，他说话再也没有洪亮高亢的语调，见谁都笑眯眯地点头，满脸和气。可是工作依然没有找过，妻子打来电话，孩子该交学费，家里眼瞅着快揭不开锅了。

就是这时候，我向他抛出橄榄枝。

他那时没有跟我讲，自己离开岗位真正的原因，其实无需他多言，我也能理解。后来他愿意讲多少，我听多少，说多了，我还不想听。我只是带他去KTV，没喝太多酒，唱歌，不停唱我们两个都喜欢的歌，从何勇的《姑娘，漂亮》唱到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我给他把办公桌椅在律所里备上，只等他来上班。

律所的合伙人问过我“你看中沈雷身上什么东西”。

我说，我们律所正好缺一个有审判思维的专家顾问，邀请他，就是想让他来担任，所谓审判思维，就相当于是高考出题人，考生做卷子，老师讲卷子，说到底都得摸索出题人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沈雷在法院工作十四年，我们整个律所加在一起，也没他懂得怎么“出题”。

除了利益上的考量，我还有点其他想法，那就是在沈雷身上，我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想当初，我也是从体制内出来的，无助过，沈雷的年龄比我大，可是他当下走过的路，是我曾经走过的。

假如体制是一座城，我和沈雷，说白了，我们俩都是翻城墙的逃兵，懦夫相惜。

沈雷从来不进我们给他准备的办公室，每次来都在大门外等着我。

入职以后，沈雷不用律所的夹子、笔记本，就连打印都是自己花钱到楼下打印。“我觉得不好意思，没带来价值，就用你们的成本。”这是他的原话。

有一回他有个老同学过来，也是个法官，他想应酬一下，我就让胡帆跟他一起去开车接，他不想麻烦律所里的人，就问我能不能借律所的公车钥匙。

我把钥匙给他，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油已经加满了，车子还给洗了。大家平时用律所公车，都是谁发现快没油，谁就去加油，回来报销，也没有人洗车，脏得不行。沈雷这样做，好像有一种不想欠我们分毫的感觉。

我们商量做一个案子，他熬了半宿，给我写了一个长篇大论的文书，里面又是背景，又是目标，啰啰嗦嗦的。我跟他说不用这样，咱俩当面说清楚，本子上记一下就开始干了，咱们追求的是效率。

他笑说：“这个是态度。”

我说：“咱们不要态度就要结果啊。”

更别提我们出去吃饭应酬的时候了，请他坐在重要的位置上，他如何都不肯坐，还说这样子饭就没法吃了。

我明白了，要想让他回到语调洪亮的时候，我必须给他重构自信。

沈雷的自信重构计划目前已经进行了两步。一直到我和他喝酒，聊起往事的此刻，这个计划仍在继续。

第一步是我们与省里一个法律专业研究组织，共建了专家工作委员会，经过选举，沈雷出任专家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我们在门口火速挂上了早就做好的牌匾，更换了他办公室的门牌，交给了他一份专家名单，请他帮我们做好专家的联络、协调、课题研究和重大案件研判。

沈雷的身份没了，自信没了，仕途没了，可是永远不会离他而去的，就是他做法官时累积的经验和能力，想让他恢复自信，就得让他先做点得心应手的事情。

第二步，我请沈雷负责刑事案件的模拟庭审工作。

模拟庭审说白了，就是一场大型角色扮演游戏。除了律师和当事人，法官、检察官、法警都是律所的人演的，为的就是让当事人清楚庭审的流程，知道可能面对什么问题，应该作何回答，同时消减当事人面临庭审的紧张情绪。

其实很多律所有这个模拟庭审，只不过他们那些都是走个流程，但我不想这样。演检察官这里，有我在；演法官的，有沈雷这样的真法官——这个游戏瞬间就逼真了。

去年十一月，沈雷组织的第一场模拟庭审。模拟庭审前，他自掏腰包买了个COSPLAY的法袍和法锤，为了更好的给当事人营造审判环境，他竟然给我下达买手铐的任务。

我们重新进行了分工，刑事案的承办律师担任辩护人，沈雷担任审判长，我担任公诉人，老胡和助理尚师文担任法警。我把买来的手铐交给尚师文，让他在隔壁办公室把当事人先铐起来，一会儿带进会议室。

“你买的什么破玩意儿！”

尚师文接过手铐，一边用爱心形状的钥匙打开手铐把当事人铐起来，一边爆笑。

“手铐属于警械，买不到，只有网上买情趣手铐，将就用吧。”

手铐，成了模拟法庭唯一不严肃的环节。

那场模拟审判是一桩关于非法集资的案子。我们的律师在辩论环节，把重点放在这个人挣了多少不该挣的钱，通过什么手段挣的，结果沈雷剑走偏锋，直接告诉我们，这个人在团伙里坐二把交椅，不是马仔，必须得蹲大狱。

谁也没想到他能来这一出，打了律师一个措手不及，敲了锤，客户“蹲进去了”。

模拟庭审后，沈雷带着我们做了复盘，重新调整了辩护策略。一周后，这起案子开庭审理，我们和当事人在法庭上配合完美，最终达到适用缓刑的预期目标。

那时我觉得，沈雷好像终于找回了一点当年的影子。

到目前为止，模拟庭审已经进行三回，每次效果都超出预期。当事人对沈雷赞不绝口，最让我意想不到的，这件事传开了，竟然有别的律所带着当事人过来，想要付费让我们开一场模拟庭审。沈雷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手里摇晃着那柄法锤，跟我们说：“没办法，我就懂个锤子。”

沈雷能融入律所，其实多半要归功于尚师文。

老尚的性格很包容，也很能逗闷子，老尚带着那些当事人，总是咨询“沈院长”，晚上一起喝酒。老尚对那些放贷的说：“带你们见你们一辈子见不到的领导，只懂个锤子的领导。”

但老尚也总会补充说：这个锤子法官，把自己饭碗砸了，这个锤子法官，每锤一下都问心无愧。这种人就得来我们律所，我们律所都是这种人。

律所再出门应酬的时候，沈雷终于愿意听我们的，坐在那个重要的位置上了。

年前，我静下心给每个人都取了一个绰号，用来代表这个人，给每个人定制了小纪念品。助理尚师文是尚希望，“板鸭王子”胡帆是胡牛逼，沈雷，就是沈大锤。

沈大锤是我对他过去的总结，也是我对他未来的希望，希望他依旧拿起大锤，给自己的未来下一个判决，告诉他自己未来可期。

春节前团建，律所有三个人都把孩子带到办公室里，沈雷也是其中之一。

这是自打孩子出生以来，沈雷第一回陪伴孩子过寒假和春节，以前即便回家，也只能待上半个春节。

看着这个六年级的孩子，我有点心酸，三个孩子都能玩到一起，另外两个孩子，跟自己爸爸也挺亲，唯独沈雷的儿子，和他总是有一种疏离感。

他既不会往沈雷怀里钻，也不会找他要手机玩，我当时一眼就看出来，他很想玩，但就是不敢和爸爸张嘴，我就到办公室给他拿了个平板。孩子接过平板，和我说了声谢谢，很懂礼貌，后来我发现，他对沈雷也会说这种礼貌用语。

直到临走，沈雷想让儿子坐在副驾驶位，儿子却熟练地拉开后门。沈雷无奈摇了摇头。

第二天我俩聊天，他说孩子对大城市不适应，这地方比起家里，太陌生了。

我笑着跟他说，应该是对你陌生吧。

沈雷笑了笑，没说话。

当时我脑子里就在盘算下一步，帮他把儿子的学籍转过来，别在老家上学了。

如今沈雷竭力陪伴家人，房子我也帮忙找朋友装修了一间，这样他家人过来有得住。这次春节他的妻子就来了，帮他和儿子的伙食改善了不少。他可能丢掉了很多常人眼里重要的东西，但最珍贵的，一定没丢。

我曾问过他，有没跟自己孩子，讲过在藏区法官的故事

沈雷说，自己还是会告诉孩子，当法官就像是包青天，可是除了这些，他不再只讲包青天如何断案，如何铁面无私，而是包青天是怎么成为包青天的，他保持自己的底线，又有智慧解决具体的问题。

但是没当讲到这里，他又会打住，他会想起自己这些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流动法庭，骑着马背着国徽，一桩接一桩的判案。这事本身就让他快乐。

他对孩子最后说的，只是一句好简单的话：“做你自己就好了。”

张飞说，沈雷好像这些年过得一直挺难受。

他为了成为父亲眼中的“包青天”，去到条件严酷的草原，必须忍受当地落后的法制环境；

从草原出来，为了证明自己，又到处卑微求职找工作；等进了律所，他觉得自己创造不了价值，连打印都要专门跑到楼下自己花钱。

在大多数时刻里，他都活在让自己不舒适的环境中，而整个过程中，唯一能让他感到快乐的，是做法律工作本身——帮人解决问题，“去审案子、敲锤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飞想通过模拟法庭让沈雷重拾信心。

在那个会议室里，他不用思考危险的生存环境，也不用顾虑如何应对对中年人充满恶意的求职市场，他只用做自己最开心也最擅长的事。

有个说法是，人一生要走很多弯路，但最终都会回到命运定好的路线上。

我想与什么狗屁命运无关。而是说，人只有在不断往前进的时候，才能慢慢找出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最终，我们将会无限趋近内心真正的选择。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迪恩 小旋风

插画：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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