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芳萍 | 论陈寅恪对史料的把握和运用

摘要：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对史料格外重视。他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首先，他非常重视识读史料的基本能力。在此基础上，他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充分占有材料。一方面强调第一手材料的占有，另一方面又努力开拓、发掘新的治史材料。他在处理、运用史料的时候．格外注重对所获得的史料进行多方比较，通过古籍互相比勘、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献互相比较，以及中外文献互相比较来进行历史研究。

关键词：陈寅恪；史料；把握；运用

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史料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人们认识历史的前提就是获取承载历史信息的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历史研究离不开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的方法。具体说来,在掌握和运用史料上,研究者首先应该能够掌握运用研治历史的基本技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识读材料的能力。其次是如何尽可能的广泛占有材料。再次是如何最充分有效的运用、处理材料。老辈史学家里面,陈寅恪先生在上述几方面有非常独特、独到的地方。近些年来,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批关于陈寅恪的研究论著。这些论著从各个方面对陈寅恪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剖析。其中也有不少讨论涉及到他的治史方法。但对陈寅恪先生掌握和运用史料的方法和特点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还比较少见。本文即拟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上述三方面的考察,力求比较清晰、系统的展现这位历史学家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的方法、特点。

一

“读书须先识字”是陈寅恪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看似很普通,含义却非常深刻。首先,“识字”是阅读原材料的前提,在历史研究中尤其如此。

清代乾嘉学术的集大成者戴震曾经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纂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借《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字。

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攻读经书的体会,实际上也适用于研读所有古代文献典籍。所以,陈寅恪治史,就非常注重“识字”功夫。他对戴震这段话几乎是亦步亦趋的践行。据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的记述:“陈寅恪幼年时对于《说文》与出于戴震之门的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训诂之学,曾经下过很大的一番苦功。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够背诵,而且每字必求正解”。这就使他具有了扎实的传统文字、音韵、训诂,也就是小学的功底,从而为他日后研读中国古籍,进行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陈寅恪并不仅以能读中国古籍为满足。他还精通多种外语,如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字。早年陈寅恪从13岁开始就随长兄曾东渡日本求学。以后又先后到德国、瑞士、法国、美国求学。辗转十六、七年的时间。他学习各国语言,并借以直接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化典籍原著。他认为作品经过翻译,则“辗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83。所以他学习各种外国语言是为了达到穷本究源、直接接触各国文化本来面目的目的。

此外,陈寅恪留学期间还学过多种使用率非常低的文字,如拉丁文、梵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他后来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时,仍然对文字的学习抓得很紧。据他的长女陈流求后来回忆说:陈寅恪“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 62。陈寅恪这样花费大量精力去学习这些冷僻死去的域外语言并不是盲目的。这在他1923年留学欧洲期间寄给妹妹的一封信里有过很好的说明: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间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望文生义,不足道也。

在这里,陈寅恪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花力气学习藏文。其思维的清晰和见识的高明油然可见。很明显,陈寅恪学习冷僻的域外文字的目的并不是为学习语言而学习语言,而是有很深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直接研读和比较各种学术文化。

事实上,陈寅恪早年这种广泛的语言学习经历,使得他在历史研究中从一开始就居于一种很高的境界。后来的学者就曾经评论说:“(陈寅恪)在方法的训练上、材料的运用上,以及议论的发明上,即沈曾植、王国维也不可及,因寅恪更进而研究外国文字,吸收西方语文考证学派的精义。”

二

在陈寅恪看来,注重材料的第一性,对任何时代的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应该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在1935年秋,在“晋至唐史”课上,论及当时大学课本和近来的著作时,他认为其中许多材料,或辗转抄来,难免抄错;或断章取义,不合实情;或是援引材料有误,不能甄别;而且内容简陋,缺漏很多,因此不足以作为依据,只可以用来参考。所以读书选择材料,应该尽力去找原本,充分占有和运用第一手材料。这说明陈寅恪十分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应用。

陈寅恪不但重视对第一手材料的利用和研究,还十分重视新史料的作用。1930年,他在给陈垣所编、北京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目录《敦煌劫余录》的序文中指出: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预流”一词出自佛教。陈寅恪借用过来,形象的指出了做研究首先要注意运用新材料和新问题,才能跟上学术发展的新潮流。陈寅恪自己在这方面的实践,在他的佛教研究中尤其突出。在传统研究中,人们只注重使用翻译或中国人自己创作的汉文佛教典籍,很少有直接使用或利用非汉文佛教典籍。随着人们眼界的开阔,学者们知道佛教的研究不能不注意汉文以外的材料。陈寅恪之前,不是没有人知道和说过这个道理。但是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真正能够这样去做的,陈寅恪大概是第一人。

陈寅恪先生在利用现有史料的同时,还注重开拓、发掘新的治史材料。他创造性的把诗文、小说用于历史研究,从而大大拓宽了史料的应用领域。这尤其具有史学卓识。他用所谓“历史之眼光”,通过诗文、小说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文中的古典、今典,并与史籍相参证,从而更全面的把握历史真相。这种从诗文、小说中开掘史料,以诗解史的治史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学者仍不失为-一种好的治史途径。虽然,诗歌、小说是文学作品,其中有很多传闻失实或虚构的成分,对此,陈寅恪也并不讳言。但是诗歌、小说的写作却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的。它必然有反映当时社会真实的地方。有些小说中所叙述的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是这类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则很可能是存在过的,即所谓“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诗歌、小说作为一种史料,它所具备的“通性真实”,使“以诗文证史”有了可能。陈寅恪并不因为诗歌、小说有虚假成分而完全忽视其史料价值。相反,他却对它进行了慎密的去伪存真的考证,从中发现了许多可贵的史实。

三

陈寅恪并不满足于对材料的单纯的占有上。他只是把大量的资料作为他治史的前提,主张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他获得史料后,更加注重对各类材料进行恰当的处理。

他在王国维遗书的序言中,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证”的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的研究领域和王在异同之间,所以这“三证”的比较方法完全适用于概括陈寅恪的研究方法。

他曾经在给杨树达《论语疏证》写的序言中说:

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迷矣。即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凝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中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凝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

这里,他所说的“广搜群籍,考订解释”之法确实是他平生读书治史所注重的。正是在大量的古籍互比中,他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这类例子在他的著作中俯拾皆是。可以说他所有的文章著作里面都具有这种注重广泛收集群籍,考订解释,通过对史籍的对比考证求得史识的特征。

古籍互比外,陈寅恪先生还主张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治史方法。比如武则天以一女流,却能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皇帝,后世史学家对此缺少充分的解释。陈寅恪以敦煌石室发现的《大云经》残卷中有以女身受记成为转轮圣王成佛的教义,说明武则天利用了该佛教符谶,作为篡唐的符命。他的解说至今仍然被大多数史学家所接受。陈寅恪先生重视比较之法还体现在他能主动自觉对中外典籍进行比较研究。他参用外国典籍去考订中国古史和讨论中国史学,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如他讨论府兵制度时,指出唐代府兵的史料虽然较多,但是应该参用日本的《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来推比补充,因为日本制度多仿唐朝制度,而日本的保存比较完备。又如三国时代曹冲的量象及华佗的神奇医术人人皆知,很少有人怀疑这些记载的真实性。陈寅恪先生熟悉印度及佛教传说,指出这些记载都渗透进了佛教及印度深化。他通过考证其来源说明前代史学家的不择别真伪。从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史的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经典的影响,使得一些史籍掺入了佛教的传说,失去了它的历史真貌。这种治史的方法可以供后世治史者借鉴,进行辨伪。

扎实掌握研读历史材料的基本技能,充分占有材料,处理、运用材料,最后在所有这些基础之上得出结论,这是真正的历史研究必须应该遵循的程序。中国历史学界,从过去到今天,自觉依循这一程序进行学习研究的大有人在,但是陈寅恪独特的地方在于,他在这一程序的每一个阶段都做得格外认真扎实。乾嘉学者在小学方面的造诣登峰造极,但是他们只限于中国文字,而陈寅恪除了悉心继承前人优良传统之外,又认真刻苦研治异域文字。在材料的占有上,他被公认是现代中国最博学的人。建国以后,郭沫若曾经号召史学家在多少多少年内在材料的占有上要超越陈寅恪,而晚年的陈寅恪也发出了中国书都读完了的感慨。他自觉、广泛的运用比较方法,并以开阔的通识事业去观照处理材料,从而能够发现许多旁人视若无睹的问题,解决许多旁人看来无从下手的问题。这些过人之处,当然不可否认与他的天赋有关,但是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他在研治历史过程中,并没有依恃天才去投机取巧。相反,每一步他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做,都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的。也正是这一点,使后来者感到陈寅恪的师范作用,感到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是可以普遍效法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