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的史学思想

一、陈垣先生简历

陈先生名垣，号援庵。一八八〇年生，广东新会人，中过清朝秀才。

陈垣先生曾在美国教会办的广州博济医学院学过医。由于教会对中国教师和学生很不礼貌，陈先生便愤然离开了这学校，与朋友创办了光华医学院。他是这学院的创办人之一、董事，同时也是这学院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教细菌学、人体解剖学等课。陈先生在那时写了一些有关医学和医学史的文章，一九五七年上海中医药学术研究委员会医史研究组编辑的《中文医史论文索引》中，就收录有他的六篇医学文章。后来，陈先生搞考证，他把医学上的诊断与传统的考证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考证方法。陈先生学的并不是中医，而是西医。为了学好解剖，他到乱坟中去找尸体，家里人骂他是叛逆。

后来，陈先生与几个朋友在广州主编过《时事画报》和《震旦日报》的副刊《鸡鸣录》,宣传革命。一九〇五年，他参加了反美拒约的斗争。当时，全国各地群众都反对美国人，而广东官场偏偏要接待美国代表团，并且要用轿子抬进广州城。陈先生和朋友们研究，画了一幅漫画“乌龟抬美人”，四个乌龟抬一顶轿子，里面坐着一个美女，这是暗指谁要替美国人抬轿，那就是乌龟。后来清政府满城找抬轿子的人，但轿伕都不愿意干。

广东地区在乾隆以前，学风是不盛的。乾隆后，自阮元办了书院才比较兴盛起来。道光年间，广东出了个有名的学者陈澧，当时广东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陈垣先生年轻时所接触的人，有些就是陈澧的学生，或他学生的学生。所以，陈先生做学问比较早，在他学医时就搞学问了。

丁酉年（戊戌变法前一年）他十七岁时，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遇到了许多念书的老前辈，听他们讲学问，很有启发。后来又回到广东。辛亥革命后，他再去北京，一直到现在，在那里住了五十多年。在北京，陈先生看到了在广东看不到的书，如《四库全书》，这书在清末时只剩有四部，放在北京、杭州、辽宁、热河。所以陈先生到北京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倾全力于读《四库全书》的。

陈先生一九一七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一九二二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导师,一九二三年兼任燕京大学教授，一九二六——一九五二年任铺仁大学校长，中间自一九二九年起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我就是那时候历史系的学生。此外，他还兼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解放后，从一九五二年起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学部委员。

陈先生一辈子都是兢兢业业搞学问。

二、陈垣先生史学研究的几个方面

陈先生学问基础很广，不可能一一都讲。今天单就专门的，在他著作中占显著地位的东西分四点讲。

(一）目录校勘学

目录学是搞学问的门径，它是掌握书目、书的内容、版本以及其他与书目有关的一门学问。凡是要搞学术工作的人，必须掌握目录学。清朝人已经认识到这点，如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就很注意目录学。但清朝人搞目录学，讲书的源流多，对版本注意多，对书的内容及如何利用这部书就注意得很少，而且清朝人是专门讲目录之学，并不把它作为基础来搞学问。陈先生继承了清朝目录学的基础，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搞目录学，主要是把它作为工具，作为手段，通过它掌握材料，做科学研究。显然，这与清朝人专搞目录学是不同的。

陈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熟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对《四库提要》，清朝搞学问的人确是做了不少工作，对每本书都作了介绍，对初学者帮助很大。今天，我们要批判它，但还要好好利用它。张之洞《书目答问》写于光绪元年，在当时很负盛名。张之洞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这书在学术上有一定贡献。他对自己所看过的书作介绍、作评述，告诉你清代以来重要著作的版本、内容，以及清代各类学者。七、八十年来，凡是要作学问的人都要看这本书。陈先生不仅自己对这些书读得很熟、很精，而且也叫学生要好好去读。有些学生开学时请教陈先生，问他该看什么书，陈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要看《书目答问》，再看《四库提要》。

陈先生辛亥革命后到了北京，曾花很长时间研究《四库全书》。他写过《四库书名录》和《四库撰人录》。他研究《四库全书》与别人不同，别人只是要看什么书，到《四库全书》中去找，他却是研究《四库全书》的书是如何写成的，它本身有什么版本，以及《四库全书》的编写过程。

这里有关于陈先生研究《四库全书》的两个小掌故。

一个是：陈先生到图书馆去借《四库全书》时，常常与管理员发生争执，他说我要什么什么书，管理员去找后，回答说没有此书。陈先生说：根据我的目录与《四库全书》的目录明明有，不会没有，你到馆内什么方向，第几排、第几架去找，一定有。管理员按照他说的去找，居然一点不错，就是有。为什么陈先生对《四库全书》这样熟悉呢？因为他编了一本《四库全书》排架图，所以对《四库全书》是一目了然，知道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陈先生研究《四库全书》是十分用心的。

另外一个掌故是：《四库全书》修成后，有的书很少有人翻过。所以，这些书切过后尚未分开，页与页之间还粘在一起。他曾经带领一百多个中学生到馆内，专门去点页数，两个人一部，一页一页点过，所以陈先生对《四库全书》中的每本书有几页是知道的。解放后，有人写文章提起《四库全书》中哪部书最大。一般人不大了解,总以为是《册府元龟》。其实不然，第一大部是《佩文韵府》，第二部是《册府元龟》，第三部是医书《普济方》。要不是陈先生经过那一番调查研究，是不会知道这点的。

也有人夸大地说，陈先生读过《四库全书》中每本书，其实没有。陈先生也说，我只是带领学生去翻过，并没有全部读，我也不想每一本书都去读。只要外面有的书，我就不去读《四库全书》本，外面实在没有，我再去读《四库全书》本。

以上情况说明，陈先生对目录学确实是花过一番功夫的。

陈先生目录学的知识是极丰富的，目录学在他手里发展成了史源学，他把编纂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陈先生曾教过《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元史目录》、《中国基督教史资料》、《佛教史籍概论》等课。他教学生读赵翼的《二十二史劄记》，是要学生自己去找，自己去点，然后到他那里去对。他要学生去校书中引用的材料是否确切，来源如何。他曾经要学生去读顾炎武的《日知录》。《日知录》这书把引用别人的话和自己的话混在一起，而且不加标点。陈先生就要求学生去标点，去找出哪些是引文，从什么地方引来的。这样不仅读了《日知录》，而且也读了其他很多有关的书。这是懂得目录学的最有效的办法。

在我读书的时候，吴士鉴的《晋书斛注》刚印出来，陈先生让我把这书中所引用的书籍都写出，并找其原书核对。我花了半年多时间从头读到尾，连小注也不放过，并把它引用的书抄出来，核对原文,看作者到底引了多少书来注《晋书》的。这样,我不仅读了《晋书斛注》，而且也读了不少与《晋书》有关的其他书籍。这样做虽然花一些功夫，但日积月累，得益是很大的。

校勘是目录学的一部分,对我们很有用，特别是念中国书。古书年份长,版本不同，还有种种原因使后来印的与以前印的大有不同，这就用得上校勘了。

清朝一代校勘学家很多，《书目答问》后面有一个名单，其中就有校勘学家这类。但清代的校勘学家只是一般的校一校，对一对，对完就算完了,只有象王念孙、段玉裁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较高明的校勘学家。

校勘学到陈垣先生时有了迸一步的发展。他总结出校勘学的一些经验和规律，写了一部《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重印，改名为《校勘学释例》。

《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历史十分重要的著作。由于它是用蒙古白话写的，很难懂，《四库全书》没有收入。《元典章》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书，但错误很多，而且错得出奇。陈先生就以故宫中发现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据其他书籍来校对流行的沈刻《元典章》，发现错误一万二千多条。他将其中的一千多条加以归纳、整理，找出错误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这本书提出了在校勘中可能遇见哪些情况，如何来分辨是非，最后总结出四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

第一种是对校法。陈先生说，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袓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陈垣：《校勘学释例》卷六，“第四十三，校法四例”，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第一四四页。）

第二种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之前，最宜用之吴缜《新唐书纠缪》（同上书，第一四五-一四六页。），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都是用这种方法。但此法只能发现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本校法”之名系陈垣先生所定。

第三种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吋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爾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同上书，第一四六——一四七页）。

第四种是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躲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髙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同上书，第一四八页）。

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校勘手段高明，用理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后来发现的原本相同。[编者注：柴先生继而生动地引用了段玉裁校对白居易《琵琶行》中之“滩”为“难”，“水”为“冰”之例说明之。略]

陈先生总结前人与自己工祚的经验，提出这四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基本上解决了校勘学上的问题。陈先生发展了校勘学，在校勘学的方法论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此外，在这方面，他还写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书，及《四库提要中的周亮工》等文。

(二)工具书

学习与研究中国历史，资料特别丰富，头绪也特别多。这些东西要单靠脑子记是怎么也记不了的，必须依靠工具。陈先生对工具书是很重视的，并且做出了不少成绩。

工具书有两种：初级的和高级的。

所谓初级的工具书，那是为了供自己研究学问而做的，并不是为了发表。这类工具书，陈先生长期积累了很多。他认为这种工具书是供自己用的，里面有些材料并未一一核对过，而且也不一定全面，只是点滴积累而成，不应该公开发表。这里，我们只是讲一下陈先生公开发表过的工具书。他发表的最大的工具书是《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

中国与回回在唐朝时就开始往来了，但是往后的史实记载都有出入，因为中国与回回的历法不同。后来又有西历传入，那就更复杂了。陈先生下功夫把阴历、阳历、回历三者一天一天排起来，著成《中西回史日历》这部大书。这不仅对研究中国史有用，就是研究世界史也用得着。但是范围太大，于是他又作了一个简本《二十史朔闰表》，用起来很方便。陈先生这两本工具书解决了中国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学习与研究历史的人是一天也少不了它的。

此书一直做到一九四〇年〔编者注，一九六二年七月中华书局版，补至二千年〕。后来一些年表的改编，大体依据这书。陈先生为了编著这两本书，一天到晚坐在那里算历法，废寝忘食，搞成了胃病。搞历法，这是最头痛的事，但却能训练头脑。我们做学问，就是要做一些这样的“笨”工作，要想什么事都一目了然，三言两语就解决问题是办不到的。

陈先生还著有《史讳举例》。

避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特点，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讳。古书上到处都有，触目皆是。清朝人在这方面虽作了不少工作，但不全。陈先生精心研究，总结出几种方法，弄清了在什么情况下是如何避讳的。在该书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国历代的避讳表，每一朝避些什么，如何避的。这的确是每一个研究中国史的人都必须具备的知识。因为中国古书上避讳太多了，你不懂，就不懂校勘学，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也就弄不清。

此外，他为了研究《元史》，还做了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录，这书没有印，北京图书馆曾借去抄录。

陈先生常说：要想做学问，手里不能没有工具。前人的东西要利用，没有的就自己动手搞。只有掌握了工具，搞研究才方便。他在研究《册府元龟》时，一开始就先做关于《册府元龟》的工具书，然后再动手研究。

(三)元史研究

清朝学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康熙年间，邵远平著《元史类编》要把《元史》重新改编。乾隆间，钱大昕编撰《元史氏族表》与《元史艺文志》,对元史很有研究。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编了《元史新编》。以后，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编著《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后继续的，到后来更发展到对西北史地的研究。

陈垣先生研究元史与前人不同。过去的人是要改造《元史》，你“类编”，他“新编”，最后柯劭态集大成，著《新元史》。这都是旧的类型。陈先生不同，他是要解决问题。他着重搜集了有关元朝民族的历史与元朝宗教的历史的资料，进行研究，他用了二百多种书，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

元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陈先生所指的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他研究这些人在元朝如何学习汉族的文化，怎样被同化了的。

关于“同化”，过去几年是有争论的。有许多同志在讲中国通史时，谈到民族关系，只讲“融合”，不讲“同化”。现在这问翅大家是逐步明确了，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谈得上民族融合，在封建社会只能说是“同化”。翦伯赞先生是十分强调这点的。他最近在苏州修改中国历史初稿时说，在封建社会只有民族“同化”，没有什么民族“融合”。他也反对有些人所谓的什么联合统治或联合政权。所以，陈先生讲“华化”，这是正确的。

什么叫“华化”呢？色目人进中国以后，学中国的东西，他们读孔子的书，讲中国的礼教，懂中国的文学，能填词、写诗、作曲，他们的生活、习惯、文化完全和汉人一样了，这算不算“华化”！这中间有很多文学家，如讲元曲的贯云石，他是武林阿里海涯的孙子，西域人，但汉名叫贯云石，把这个名字和汉人名字排在一起，谁能知道他是西域人？还有诗人丁鹤年也是西域人，但他们受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完全和中国人一样了。陈先生就把这些人的事都搜集起来，分门别类加以叙述和研究，看出他们完全是受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影响而被“华化”了。

陈先生撰《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很大，也作了些分析。虽然陈先生接受马列主义是在解放后的事，但他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却是采用了新的方法，不同于过去学者研究元史那样。他是集中问题，深入研究，作为旧史学家进行考证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陈先生还肯定了《元史》，认为它保存了原来的材料，没有擅自改动，作为史料是有用的。当然，研究元史，不能仅靠它，还要利用元朝各家的文集。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用史部的书，经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应加以利用。陈先生研究历史特别注意文集。在著作中应用文集的材料也比别人多。这已成为陈先生研究中的特点。为什么他特别注意文集呢？这是有原因的。他在广东时，就收藏了很多书。有一次，一位老前辈前来参观他的书房。陈先生问他有什么意见。那人回答说:“别的都很好，就是文集少了点。”就这么一句话，对陈先生启发很大，从此以后，他就特别注意阅读文集。

在陈先生著作目录年表中，第一部著作是《元也里可温教考》。虽然这是研究宗教的，但实际上也是一部元史著作。

“也里可温”是什么？过去一直搞不清，一翻开《元史》就看见“也里可温、和尚”常连在一起，但究竟是什么，一直没人肯定。陈先生根据《圣旨碑》（这是一种用蒙古白话写成的碑，非常难读。一般基督教的“庙”里都有《圣旨碑》）断定，“也里可温”即基督教。“也里可温先生和尚每”就是基督教徒、道士、和尚们。陈先生这一发现和考定，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陈先生对元史研究是花了不少力量的，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如“华化”等。对元史很有研究的日本人，对陈先生是钦佩的，他们承认《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这两本书，日本人是搞不出的。抗战前，有人要到日本去留学，只要陈先生写封信给日本某某老博士推荐一下，就可以免考，由此可见陈先生在日本有威信。

(四）宗教史研究

人们都称陈垣先生是宗教史专家，这是事实，他几乎是没有―门宗教不研究。除了《元也里可温教考》外，他还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作。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是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的。他对各种宗教的研究几乎同时进行，先全面搜集资料，然后，分门别类写成专著。对宗教史的研究，在当时来说，还是一门新东西。从前的人，一般是不研究专史的。清代学者一般只是抱住《二十四史》，或重修一下，或校订一下，或补充一下。要是有重点地深入研究一个问题，清代校订之学是达不到这一地步的。陈先生跳出了这个框框，专门深入研究宗教史。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特别注意民族团结，注意正确处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陈先生对回回教的研究用力很大，他认为回回教与汉人在宗教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土生土长的道教是反对外来的佛教与天主教的，但并不反对回回教，因为它在中国是不传教的，也不反对孔子，所以在人民之间，在思想上、在学术上并没有冲突。如果有过冲突，那是统治阶级造成的。虽然陈先生不信什么教，但他与佛教、道教中的人士来往很密，他们常找陈先生商讨宗教史上的一些问题，陈先生也常告诉他们不要仇恨汉人，人民之间是没有仇恨的。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界线划得很清楚，他只研究宗教的历史，研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研究宗教发展的情况，而不谈教义，所以即使在读《道藏》、《大藏经》这类大书时，也只读其中有关历史的部分。他不只是读那些由教徒自己写的书，而且还利用其他材料，如一般史书、文集等等。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实际上是讲西南明末遗民抗清的历史，《清初僧诤记》是讲清初东南一带抗清的历史，《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讲在金人占领下的北方人民如何生活和他们反抗金人的历史。这些书名义上都是宗教史的著作，而讲的却都是政治史上的事，所以他是通过宗教史形式来讲政治史的。

陈先生关于宗教史的著作很多，初学者可以先看一看《汤若望与木陈忞》这篇文章，比较容易懂，而且比较有兴趣。汤若望是一个到中国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木陈态是清朝国师大和尚。这篇文章实际是讲天主教与佛教的关系，讲清朝宫廷生活，以及顺治皇帝的思想[编者注：在这里，柴先生对这篇文章的内容有详细的介绍，今略]。

另外，陈先生还写了一篇《语录与顺治宫廷》，从和尚语录中发现了顺治宫廷中的许多谜，它是上面那篇文章的副产品。

三、陈垣先生的治学精神

(一)治学认真

陈先生做学问很认真，很严格，读书真是一字不苟。他常说：“不认真是发现不了问题的。”他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上课要提问，要背书，而且有些文章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

陈先生写文章，首先要搜集材料，材料不到手，不动笔，主要材料不到手，更不能动笔。材料抄下以后，一定要对过，要逐条逐条核对。有第一手材料，决不用第二手材料。不象有些人那样拾来就用。对此他有严格规定：此书比彼书早，比彼书可靠，那就坚决用此书，不用彼书。在这点上，陈先生继承发扬了清代优良的学术传统。陈先生搜集了很多清代学者的手稿，其中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从这份手稿可以看出王念孙是如何搞学问的。他著《广雅疏证》第一次用的材料往往是对的，但是后来又发现了更新的材料，他并不是把第一次的划掉，而是将后来发现的新材料写在小纸条上贴在上面，再发现再贴，而用到书上去的，就是那最新、最可靠的材料。有些后人不懂王念孙做学问的这种方法，往往找到一条材料，一看现在的《广雅疏证》上没有，就批评他不全面，要给他补，实际上王念孙早已有了，而没有用上。陈先生是非常钦佩王念孙这种做法的。由于陈先生版本目录学根底好，可以用这方法，并且用得很好。

陈先生一般是不轻易下结论的。他下的结论，一般都靠得住。他前期著作议论少一点，马列主义分析少一点，这是事实。但是他在著作中所下的结论很少是错的。至于所引的材料，那更不可能有什么差错。所以，大家都称赞陈先生的著作是功夫深、严密，这与他治学的认真和严格是分不开的。

(二)干劲大

陈先生年纪很大了，但工作劲头很足。我跟他读书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三十多年来我几乎一直在他身边，接触较多。他的工作劲头，我们年轻的还不如他。他有个习惯：每天都是天不亮四点钟就起来写文章，一直要写到七、八点钟，然后稍事休息，继续再干。天天如此，真是一天到晚手不释卷。

抗战时期，他发现一个地方有明末遗民的语录，但这些材料在一座小庙里，不能借出来，而这座小庙破破烂烂，有几百年没人进去了，灰尘很厚，蚊子特别大，特别多，老先生就天天先打了预防针，然后进庙里去翻材料。一早就去,在那里翻看一上午，中午吃过饭又去了。无论什么地方发现有材料，他总是不管远近，不辞辛苦，跑去搜集。一找到什么书，他就废寝忘食地去读。这种搜集材料，搞科学研究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陈先生生活很俭朴，特别在抗战时期更艰苦，但是他还是花钱买了不少书。他自己有个书库，一发现什么问题就跑到书库里去查、去对。有时候晚上同他在书房里聊天，一谈到有什么问题不清楚，他就会打开书库去找资料。有时竟说：找不到，宁可不睡觉！

陈先生真是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搞学问上去的人。虽然他现在已八十多岁了，还是孜孜不倦地搞学问。一九六〇年他负责重印《册府元龟》，我到北京去，就看见他用放大镜在很仔细地校对。现在他又在搞新、旧五代史了。陈先生常常说，前人给我们留下不少成绩，我们也一定要给后代留些东西。所以，他要求自己每年都写些文章。

陈先生这种干劲足，孜孜不倦搞学问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好好学习。

(三)谦虚

许多人都称赞陈先生是这个专家，那个专家。他回答说：“我就是只懂这一点，这一方面，其它很多东西我都不懂。”

陈先生能虚心向别人请教。例如他搞汤若望时，不仅向翻译家请教，还向懂基督教的人请教。只要有一点长处，他就虚心向别人学习、吸取，他家里的座上客，不相干的人是很少的，大多是搞学问的。一个时期，他在准备写什么著作，那时常谈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他常说，写了一篇文章，一定要请人看看。要给三种人看：老师辈、朋友辈和学生。我作为他的学生，近几十年来他发表的东西都是先看过的。看了他的文章不能白看，一定要提意见。有时候晚上他叫人送来了稿子，并说：“我是心急的，明天早上就想知道结果。”那你晚上就一定要鼓鼓干劲，替他看，并且要查对材料，提出意见。有些学生第一次不知道这情况，看过以后只讲好，讲要向老师学习。那陈先生就会说：“下次不给你看了，怎么看了会没意见呢？近身人看了不提，何必一定要等印好了再提。”所以，他送来了稿子，我们就是吹毛求疵，也给他一些意见。他常说：“只要找出个标点错，就好；有字抄错，小好；有引文错了，那是大好。有对全篇文章的意见，就更好了了。”别人提了意见，他一般都是改的。他认为至少这问题讲得不清楚，别人看了有疑问，那就得改。陈先生是非常谦虚的。

我当时虽然住的地方离他不远，而且时常见面，似还是常派人送稿子来叫我看，而且往往附张小条，上面写得很诚恳，如，“我文章有错，你一定要给我提意见。”改过一遍后，又送来再征求意见。他常说：“做学问一点也不能骄傲!”他的稿子总是一改再改，一般总要四稿再定下来。关于上面说的那种小条子，当年陈先生送来很多，现在我还保存了一些。

陈先生很少议论别人的短处。对青年人更是热情鼓励。我有时也写写文章，那他就热情地鼓励我、帮助我。

解放后，陈先生格外虚心了。他常说：“我过去不懂马列主义，写作中的问题和错误一定不少，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多帮助我。

陈先生这种认真、严格、谦虚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四、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先生的爱国思想和主要著作

辛亥革命前，陈先生在青年时代曾办过《时事画报》和《震旦日报》的副刊一《鸡鸣录》，宣传革命。当时有人称陈垣先生为“革命报人”。但他并不是同盟会会员。当时广东有两党：一是康（有为）党；一是孙〈中山）党，两者相对立，一般人不是康党，就是孙党。而陈先生既不是康党，也不是孙党，但是他在干革命。

辛亥革命后，他转而把全部兴趣、精力放在学问上，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治活动，也不在所谓政治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后来抗战胜利了，《现代评论》、《国防月刊》等杂志老是要他写文章，并且说不管什么，只要写点都可以，陈先生就是不给他们写。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请他去，他也不去。陈先生就是这样一种人。

陈先生在抗战时期的态度与思想如何呢？下面一些事情可以说明。

抗战一爆发，北京很快就沦陷了。白夭大家还在谈论宋哲元打到哪里了，一到晚上，宋哲元一溜，日本鬼子就进了城。大家都感到突然，毫无精神准备。原先总以为能象上海那样，维持个把月没问题的。北京沦陷后，很多朋友都千方百计、陆陆续续准备离开北京，陈先生对此很支持，说应该走。而他自己呢？想走，但又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一天也离不开书，拋下书库出走，就不能做学问了，划不来。同时，他又相信中国是个大国，历史如此悠久，决不会亡，一定能恢复。在八年抗战中，他一直坚信这点。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原因，陈先生没有离开北京，而是继续留下来了。

不久，北京组织了汉奸政府。当初敌伪分子一直动他的念头，找陈先生，要他出去做事。陈先生拒不见客。敌人老是麻烦他，要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这名义上是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汉奸组织），他拒绝了。敌人要他出来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东亚文化协议会副会长(会长必须是日本人，副会长是中国人的最高职位），他也坚决拒绝了。这在敌伪时期是很勇敢的行动。

在敌伪时期，麻烦的确不少。陈先生真正做到“杜门谢客，不见生人。”他是辅仁大学校长，家里有个电话，他几次三番要拆掉它，因为老是有人打电话来麻烦他。有一天，北京汉奸头子王克敏打电话说：“陈先生，我们是老朋友，好久不见了，我想来看看你。”陈先生故意问他,：“你是谁?”

王回答：“我是王克敏，我们是老朋友啊！”

陈先生立即说：“我不认识你!”就把电话挂断了。

有一次，不知为了辅仁大学什么事，敌伪对陈先生很不满意，派警察到陈先生门口，说是警察局长请陈先生去见见面。陈先生回答说：“自辛亥到北京来以后,从未去过什么警察局。说是逮捕，我立即就走。说是局长请我，那不去！”给敌人碰了个大钉子。

前面我讲过，陈先生在日本学术界很有声望，也有不少学术界的朋友。但是抗战一爆发，陈先生立即与他们断绝往来，态度很坚决。怪不得当时日本报纸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听说北京秩序已经恢复，我们在那里与支那人关系很密切，合作得很好，但是，为什么象陈垣这种人不和我们合作呢?”

有一次，一个日本“帝大”的讲师到了北京，要见陈先生。陈先生老规矩，不愿见他。那人说自己是研究中国思想的，不谈政治，并且说受“帝大”老博士的委托，一定要见见陈先生。那天，我在书房。陈先生就到客厅里去接见他，先问他是干什么的，那人回答是研究东方和中国的思想的。陈先生又问他，到北京来见过哪些人，那人回答见过一些汉奸之流的人。陈先生立即严厉地说:“你来错了，既然你研究中国思想，那就应该到抗战前线去，不应该留在这里，在这里听不到中国人的真实思想。”那个人只好支支吾吾地说:“对，对，陈先生的一番话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听到，教育很大”等等。后来，这人说受“帝大”老博士的委托，要请陈先生提几个字，陈先生进书房来，给他题了曹子建的一首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等那人走后，陈先生回到书房，我就说：“这首诗题得很好，但是叫他怎么拿回去呢？”陈先生说：“就是要他拿回去。我们对这些人要特别注意，一点不能妥协。我们说的话，他们回去可以造谣。但写在纸上的东西，他们就没有办法了。一定要注意，不能有半点客气。”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先生在当时是很勇敢、很坚强，是很有民族气节的。

当时北方有两派人：一方面是汉奸投降派，这中间又有两种人，一种是北洋余孽，他们在政治上失意很久了，认为这下子可以东山再起了，是些无耻之徒；另一种是日本留学生，他们认为过去自己不及西方留学生，现在日本人来了，可以吃香了，这更是典型的汉奸思想。这些人蠢蠢欲动，先后下水了。陈先生为此很感慨地说:“抗战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否则跳下去的人将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是抗战派，当时有爱国思想的进步教授大都团结在燕京大学与辅仁大学周围。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被迫关门，有些教授也被捕了，只剩下辅仁大学一个单位，而汉奸把持的学校却日益增多。这时，我们非常盼望抗战早日胜利，日夜打听消息,有时听了一点半点假消息也很高兴。那时候，日子真难过，八年时间，真有些度日如年的感觉。在当时，陈先生把自己的生活问题也搁在一边，不去考虑，关心的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运，抗战的前途。

陈先生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充分地反映在他这时期的著作中。

在抗战初期，因为手头还有不少东西尚未结束，如关于天主教的历史、佛教的历史以及《旧五代史》，他便继续搞下去。

陈先生在早些时候写了一篇《汤若望与木陈忞》，发现了不少和尚的语录。这些和尚大多是明末清初有爱国思想的和尚，大多到过西南，而这些语录很多都是记录明末清初西南抗清斗争的事情，或者记政治，或者记与政治有关的人。而当时中国抗战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蒋介石步步退让，一直退到西南。陈先生联想起明末有个桂王也在西南，他很担心中国走上桂王这一着——桂王后来是失败的。但他又感到当时的中国不同于桂王时代。因此他一方面觉得有必要，另一方面也有勇气来研究这个问题，最后写成《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

陈先生写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是继承了全祖望、莫友芝的写作方法，文风开始有了很大变化。

全祖望是清代有名的学者，是研究晚明史，特别是明末东南一带反清斗争历史的专家。他研究晚明史是有感情的，并非一般的客观的叙述。我们在抗战时期很喜欢读他的著作，陈先生对全祖望更是推崇。

全祖望曾编过《续甬上耆旧诗》一书。这是一本诗选，实际上是一部讲明末浙江一带抗清斗争历史的著作。他收某个人的诗，更重要的是详详细细给他写小传，讲他的历史。如著名抗清人物张煌言，以往人们只知道他的几首诗，全祖望在这本书里就收了他八十多首诗，还给他写了一个很详细的传记。莫友芝编《黔诗纪略》也是用此手法。

陈先生写《明季滇黔佛教考》利用了三部分资料：《明纪》、《滇鉴》和佛教语录。虽然他仍象过去一样搞宗教史，有考证，但内容与过去大不相同了，里面感慨多了，议论也多了。此书写成后，陈寅恪先生从云南昆明寄来了一篇序，他在序里引用了《世说新语》中的一个故事来比喻陈垣先生和自己。序中写道：

“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卷首，第六页。）并认为，此书“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明季滇黔佛教考》充分表达了陈先生的爱国思想，很多西南朋友读了，非常感动。这本书内容很丰富，不可能详细介绍。陈先生在书中写了很多典型人物，都与政治有关，而这些典型人物，不是和尚，就是和尚的朋友。陈先生在《明季滇南高僧辈出第二》中写了一个和尚，名叫见月读体，是滇僧，但住在南京宝华山。清兵来时，有许多男女难民逃到他庙中避难，清兵要杀，见月出而阻止，以严词责之，救下了这些难民。同时见月和尚也很反对木陈，当木陈做了清朝国师大和尚，路过南京时，来看见月，见月对他很冷淡。木陈走后，见月和尚对徒弟说：“他是以国师大和尚的身份来对我骄傲，真是一钱不值！”陈先生写见月读体，依我看，实际上是写自己，因为当时有很多情况与这相似。

陈先生还写了个钱邦芑。这是个知识分子，为了不屈服清朝不愿难发，出家做了和尚。当时有个余庆县令邹秉浩曾向孙可望告密过钱邦芑。陈先生在评邹秉浩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邹秉浩小官僚，奉命作走狗，可怜人也。”（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二〇九页。）此书出版前，有些老先生建议陈先生删掉这“不雅之词”，而不知道陈先生的用意。陈先生说这话是有所指的。当时北京有个小汉奸老是缠着陈先生，陈先生恨极了，常骂他是“小官僚”、“走狗”。所以陈先生在写《明季滇黔佛教考》时，发现这个汉奸很象邹秉浩这类小人，就很自然地用上了这些话。

陈先生还在这本书中给马士英翻案。马士英是杨文聪的亲戚，陈先生在《士大夫之惮悦及出家第十》谈到杨文聪时有这样―段文字：

“其戚马士英当国，干士英者辄缘以进，故为世所诋；然其不屈也，世亦亟称之。”（同上书，第一四八页。）

陈先生在这里认为，马士英虽然作了不少坏事，但对外不投降，这点就应该肯定，别的可以暂时不管。要不是处在抗战时期，陈先生是不会这样想的，当然也不会给他翻案。

陈先生在书中还写了一些曾经想投降，以后又没有投降的事。他在《遗民之禅侣第十五》写的吴中蕃就是这种人。吴中蕃是明末遗民，在清朝有五十多年，曾经一度动摇，想投降清朝，但“幸能临崖勒马，猛然回头”。陈先生认为吴中蕃所以能这样，“非有佳子弟，则必有道义交，不然，岂易至此。”（同上书，二五四页。）当然，吴中蕃走回头路不一定就是这个原因，但陈先生总觉得是这样。因为在沦陷区，陈先生就亲眼看到这类的事情：一些动摇的人由于儿子主持正义，或经过好朋友的劝导，没有陷下去，所以陈先生对这点很有感慨。他在这里是借历史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写历史，而且也是写生活。

陈先生对青年人的看法，到抗战时期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他只是勉励青年好好读书。这时候，他看见一些老官僚、大汉奸家里有很多儿子大多是反对老子当汉奸的，抗日情绪很高涨。陈先生认为青年人有希望，中国一定不会亡！

陈先生对一批坏透、脏透的人，原先是不想写，把他们拋掉的。后来他就搜集起来，写成《释氏之有教无类》一篇，当作反面材料。这里面人不少，譬如他写马宝，这人一生反复无常，犹如《三国演义》中的吕布。陈先生很恨他，就在书中骂他：“若而人者，可谓无佛性也。然狗子有佛性，马宝何得无佛性！”（同上书，二六七页。）

《明季滇黔佛教考》不仅解决了佛教史上过去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而且也解决了云贵两省历史上过去一直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最近有人修云南通志，差不多把此书所考证的东西全部收进去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反映了陈先生的爱国思想。也可以这样说，从这本书起，陈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大量发表议论，抒发自己的爱国感情。

一九四一年，陈先生在《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二期上发表了《清初僧诤记》〔《辅仁学志》写作,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版〉。这是一部宗敎史著作，实际上是写清初东南一带人民抗清斗争的历史。

这是一本专门的书，我不能多介绍，只讲其中两个问题。一个是弄清了黄宗羲为什么不愿做和尚的原因。在清初有很多人为了逃避做清朝的顺民而剃头，宁可为做和尚而剃头，就是说为了不做清朝的顺民，而出家做和尚。但黄宗羲坚持不出I家，不做和尚，这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当时庙中都保存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和尚每天都必须对此朝拜。而“当今皇上”是谁？是清朝皇帝，说清朝皇帝万岁，不干！这就是黄宗羲不愿做和尚的原因。黄宗羲不愿做和尚的原因过去一直搞不清楚，陈垣先生把他搞清楚了。

第二是解决了什么是“投降”的问题。清初清廷统治者规定人人都要剃头，做它的顺民。是否剃了头就算是投降了敌人呢?不算！因为这是被迫的，虽然也是耻辱，但还可以原谅。如果出去做官，那就是主动向清朝投降，是汉奸。这问题是因为在抗战时期沦陷区要划清界线而提出来的。在沦陷区中受耻辱的事很多，如打手印、领良民证等，但这些都是被迫的，不能算是投降。凡是为敌伪效劳、残害人民的，才是汉奸。《清初僧诤记》不仅解决了历史上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

一九四一年七月，陈先生又写了《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

陈先生对道教早就开始研究了，除《道藏》外，他还收集了很多道教碑的拓片，并著有《道家金石略》。抗战爆发后，陈先生身处沦陷区，就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敌人统治下，思想很苦闷，简直活不下去。那宋亡于金人后，淮水以北的人民是如何生活呢？他们的思想又如何?”过去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注意，因为这时自己处在沦陷区，陈先生不由想到此事，于是他根据收集到的材料，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南宋北方有四种道教：一是江西龙虎山的正一教，这是张天师传下来的老牌道教。另外，在三个地区产生了三种新道教——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这都是在北宋末、南宋初先后形成的。原来北宋的一班读书人不愿做金人的官，便外出讲学，以此反抗金人。由于亡国时间长，后来便逐渐形成了上述三种新道教。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书，实际上记载了北方人民在金灭北宋以后的生活与思想情况，也是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生活与思想的写照。

五、《通鉴胡注表微》

陈先生在抗战后期还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那就是《通鉴胡注表微》。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史上一部极重要的著作，胡三省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作了详详细细的注，给后人作出了不少功德。但是对胡三省这人却很少有人研究，只知道他在宝祐四年与文天祥、陆秀夫为同榜进士。南宋灭亡后，胡三省不愿做元朝的官，连胡三省活了多少岁也不知道。清代钱大昕根据胡三省《通鉴注序》知道在乙酉年时，胡三省是五十八岁，往后的事就不清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不知道胡三省的生平历史,就是对他的学问一般人也不清楚，以为他只是个地理学家，或是考据学家。到抗战时期，陈先生从《宁海县志》中找到了胡三省儿子写的一篇墓志，才对他的历史有个眉目。

陈先生从小就读《通鉴》，过去虽然读得很熟，却没有多大感触；现在处在抗战时期，再读胡三省《通鉴注》就不同了。有一天，陈先生读《通鉴注》，看见胡三省在后晋开运三年下面有这样的注：“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陈先生就考虑，为什么胡三省如此痛哭流涕地作了这样的注。原来这些地方都是记载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入侵中原的事情，胡三省身处南宋被元灭亡之际，看到前代亡国的历史，不由写道：“呜呼痛哉!”陈先生读到这里也不禁“凄然者久之”，于是决心搞《通鉴》，研究胡三省的思想。从一九四四年开始，经过二年多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一书，旨在表扬胡三省微妙之处，抒发自己感慨之情。这部书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

《通鉴胡注表微》全书二十篇，前十篇着重讲史法，后十篇着重讲史事。自从陈先生发现胡三省的思想后，他就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寄托在胡三省的思想上，拿胡三省比作自己。所以有些话，你说是胡三省说的也可以，说是陈先生说的也可以。陈先生还常说：“我们理解胡三省的注比前人理解得更请楚、更深刻。因为我们和胡三省的思想、生活更接近，大家都处在异族的残酷统治下。”

《通鉴胡注表微》的主要内容：

〈1〉讲恢复，讲中国不会亡。陈先生写此书引用了二百五十多种书，作了详细的考证。此书有一特点,议论更多。全书讲恢复，讲中国不会亡的思想很强烈。过去一般人讲刘裕，总说他篡位而贬他。虽然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还是肯定他的，但文字很少。陈先生讲到这里就大发议论，替刘裕翻案。他认为不管如何，篡位是内部的事，是内乱；刘裕北伐要恢复中原，这是好事，要肯定。陈先生在这里大力鼓吹恢复。

当时，有一部分汉奸嘲笑有爱国思想的人说：“我们是当汉奸了，不过你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是照样要吃北方的粮，要沦陷区养活你们。”陈先生听了十分气愤，就在书中反驳他们说：“我们吃的用的都是自己国土上长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敌人带来的。我们吃之用之，毫不惭愧!”

〈2〉强调热爱祖国，讲民族意识。

陈先生非常热爱祖国，他在《感慨篇》里有这样一段话：“人非甚无良，何至不爱其国？特未经亡国之惨，不知国之可爱耳！”这对沦陷区的人来说是特别容易理解的。

陈先生强调民族意识，反对外来侵略，对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痛恨极了。他常说：“宁为亡国遗民，不做异国新民。”他在《感慨篇》中写道：“借外力以戕宗国，终必亡于外人。”陈先生在书中批评得最厉害的是那些勾结外族，统治国人的败类，如石敬塘、赵德钧、肖詧等人，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语痛斥这些汉奸。

〈3〉反复说胡三省不贪富贵，不爱上书，不喜多说，亡国后与政治断绝。

陈先生在书中再三表扬胡三省，实际上是在抒发自己的志向，也可以说是陈先生的写照。

当时陈先生确实置生死于度外。他说，“人有死或不死，有应该死或不应该死。应该死而不死，不应该死而死，都无是处。”他认为“人总有一死，但要死得有价值”。为什么陈先生会有这些议论呢？因为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在敌人的包围下，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不测。但是陈先生很勇敢，斗争越来越坚决，他对生死的看法也越来越清楚。他在《生死篇》中说：

“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平世犹不甚觉之，乱世不可不措意也。……胡身之生乱世，颇措意于生死之际，故注中恒惜人不早死，以其生无意义也；又恒讥人不得其死，以其死无价值也。”

又说:“死贵得其所，身之此论甚精。……则凡不爱宗国，谓他人父，谓他人昆，而为之出死力者,身之不取也。”陈先生以此痛骂那些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汉奸。陈先生对生死的看法，表明他具有强烈的杀身成仁的民库意识，继承了南宋以来浙东学派的优良传统。

《通鉴胡注表徼》是在抗战后期开始写的，当书快要完成时,抗战已经胜利了。鉴于新的形势，陈先生在书中加了两篇一《民心篇》与《货利篇》。

在《民心篇》中，他认为，民族意识是对外而言的；对内战起作用的则是民心的背向。此时正当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他就反复说明民心的重要。对共产党，他并不一定很了解，但他认为谁得民心，老百姓喜欢谁，谁就能成功。他常说国民党反动派违背了民心。有一次，他写信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在胜利后的一个元旦团拜会上，陈诚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民族意识。别人听了也罢，陈先生听了十分气愤，便站起来反驳他，说：“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于是愤然离席而去，并说今后再也不参加这种集会了。陈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中大骂这班到沦陷区来以新统治者自居的接收大员。

陈先生看见这些新统治者到沦陷区后，不管人民死活，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非常气愤，为此增写了《货利篇》。

《通鉴胡注表微》是一部大书，陈先生在书中作了许多新的考证，发表了很多新的议论，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抗战时期、特别是后期，以及解放战争初期的思想情况。这部书是陈先生抗战时期思想的总结，是他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

六、陈垣先生的思想发展

《通鉴胡注表微》发表后，内战已经爆发，北京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运动。陈先生认为学生是爱国的，支持他们的行动。有一次，教会要干涉学生开会，陈先生出来反对。后来有些学生被捉去了，他就去保释，说：“不放学生，我就不回去。”结果政府只好答应第二天就释放学生。总之，抗日战争后，陈先生觉得青年是最有希望的，他相信青年，支持青年。

陈先生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非常不满，但是当时还并没有找到一条应该走的道路，确实有点苦闷。后来逐步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西行漫记》等，他读这些书，也象读史书那样，很认真，日日夜夜读。他说：“有意思。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新东西。”

解放后，陈先生亲眼见到解放军进城，共产党干部的朴素，毛主席思想的正确、伟大，自己也逐渐进步起来。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宣布与胡适划清界线。

解放后，他更多地接触了马列主义，逐渐明白了这是真理，便一心一意地去追求。从这时起，他更是废寝忘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常说：“我是闻道太晚了。虽是晚了，只要自己努力，还来得及!”陈先生眼睛不好，小字看不清，他就让助手把资料工作停下来，帮他把经典著作抄成大字供他阅读，这种手抄的经典著作他那里一堆一堆的，和他搞的工具书一样，的确很多。

陈先生不仅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而且在党的教育下参加了政治斗争。他是辅仁大学校长，而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办的，教会总想把陈先生拉进教，陈先生一再拒绝。而且他在党的教育下，与帝国主义分子展开了斗争，最后终于决裂。辅仁大学便是第一个脱离教会转向由人民国家办的大学。

以后陈先生又参加了土地改革，当西南土改工作团总团长，很积极。在各项政治运动中，他发表有不少论文。

陈先生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为追求真理而斗争。在抗战时期，他能置生死于度外，用讲课、写书宣传爱国思想。解放后，一旦知道了马列主义确实是革命的真理，他便再也没有怀疑犹豫过，而是全力以赴去追求，终于在他七十九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先生是史学界的老前辈，从事教育工作六十多年的老教育家。他从有爱国思想、民族意识，到追求革命的真理，一直向上发展。我们作为学生一辈的，应该向陈垣先生学习。你们青年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应该学习他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严谨治学的精神，为人民多做贡献。

本文收入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