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过年

强劲的北风在龙年的岁末姗姗来迟，距离立春不足一周，预报的强降雪又爽约了，甲辰年北京的冬天挽回颜面最后的气数已无多。
下楼散步，走到二层时，迎面碰见一个身材壮硕的老妇人。她全副武装，羽绒帽子包裹着脑袋，戴着表面因纤维缠绕起球的口罩，一副大墨镜挡住了双眼。老妇人扶着买菜的小推车，在两层之间楼梯的转角处喘着粗气。
从熟悉的身形，我认出了老妇人是猫头妈妈，于是叫了声阿姨，像往常一样。猫头妈妈回了句你好，有气无力，不似往常。过往猫头妈妈见了我，说你好之前都要带上我的名字，声音上扬，调门很高。打完招呼，她把脸转向上楼的方向，即便眼睛深藏在墨镜之后，也避免目光和我过多的接触。
去年秋天，听楼下十年如一日坚持拾荒的包打听的“妇女之友”老庚头讲，猫头妈妈的老伴儿去世了。以前，在猫头爸爸还在时，老两口出门买菜、散步都是形影不离。老庚头说，猫头爸爸去世前，猫头从国外带着两个孩子回来过一趟，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猫头是我的发小，当年我的预产期是儿童节，她的预产期比我晚一天。结果她早产了，出生在儿童节前一天。我也没有如期降生，而是晚了几天，生在了端午那一天，比猫头小了几天。
推迟了和世界的见面，似乎成了我人生的宿命。往后的一万多天里，在现实面前，我选择不停地回避、躲闪、拖延。
猫头家和我家直线距离不足50米，都在海淀镇上的小平房。猫头家的小院不到五平米，无花、无草、无树，石墙铁门封闭，从外面看不见院内。我家的院子接近三十平米，院内有向日葵、蓖麻、还有一棵臭椿树。两岁时我爸还在院里砌了个小花坛，篱笆和铁丝网组成的围墙和院门，上面挂着丝瓜、牵牛花和蒺藜。夏天我可以透过篱笆上植物留下的缝隙，窥探外面的世界。冬天，对院外则可一览无余。来找我玩儿的小伙伴无需敲院门，在院外招招手，就能把我勾搭走。
我和猫头进了同一所幼儿园，顺理成章的成为同学。我体弱多病，三天两头请假跑医院，没有连续上过一个月完整的幼儿园，猫头则基本没请过病假，几乎从不生病。
猫头遗传了爸妈的身体，是个强壮的女娃。她从一出生就比我高、比我壮。直到她初二时逐渐停止发育，我的身高才追上她，到了高一体重才超过她。猫头妈妈一直以女儿身体强壮为骄傲。
幼儿园时，猫头一顿吃的比我一天三顿吃的还多。猫头妈妈带着女儿去医院开药打火，我妈妈则带着我去找海淀镇的著名老中医王少如捏脊，为了让我能打开胃口多吃一点。
因为壮实，猫头的灵活性和协调性都不太好。幼儿园做游戏时，当老鹰捉不住小鸡，当小鸡躲不开老鹰，当母鸡护不住孩子。她既不能唱也不能跳还不会讲故事，但她吃得香睡得快还听老师话，这就足以让养了个愁吃愁睡愁不听话孩子的我妈羡慕不已。
当我穿着开裆裤还在抓蜻蜓、抓蝴蝶、抓刺猬的时候，猫头已经开始被妈妈抓算术、抓识字、抓电子琴了。直到幼儿园结业前，我还几乎写不出一个汉字。小学入选面试前一晚，我妈才临时教我写了几个。
我们那个大院，同一届的有十几个孩子，绝大部分都去了附近以用数字做后缀排序的三所小学，包括猫头。部分后知后觉的家长也在一年级的时候给孩子转学去了那三所小学，我是那十几个孩子里唯一没上那三所小学的。我上了一所大院里很多大人都看不上眼的小学。
那三所小学的特点是，早学多学超前学，五年级就学完六年的课程。我和猫头从此被推上两条不同的小路，多年之后的人们为这条分叉小路的路口插上路标，指示牌上写着“圈养”和“散养”。当年两条小路有各自的热闹，如今其中一条小路愈发拥挤，另一条则日渐人稀。
猫头和院里其他小朋友开始在父母的接送下挂着月票坐公交上下学，出了家门上公交，下了公交进校门。我成了大院里唯一走路上学的孩子，上学后第一个国庆节还没到，我就开始独自上下学。
我上学的路上，有枣树松树杨树柳树槐树银杏龙爪槐，有梅花桃花玉兰海棠月季连翘夹竹桃。一条条连通的胡同，对于孩子就像迷宫。一路打打闹闹，拈花惹草，招猫逗狗，玩弹球拍洋画，摔砸炮拔老根，乐此不疲。不到一公里的路程，下了学没有个3、40分钟绝到不了家。
不在一起上学，随后又都陆续搬进楼房，幼儿园的小伙伴们联系渐少，关系慢慢疏远了。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们的互相攀比和暗自较劲。
攀比的结果就是，恨人有笑人无。除了精选学校，发小们的家长还替他们精选玩伴。什么样的孩子少接触，什么样的孩子不能一起玩，都是被家长圈定好的。
一年级暑假，我去泄水湖附近一个四合院里学国画，完全是学着玩。猫头妈妈听说后，立刻给猫头报了个绘画班学油画。我学到三年级，交钱的孩子已经不够老师的课时费，国画班就解散了。二年级暑假，我爸带我去姥爷家所在的大学里教我游泳。猫头妈妈获悉后，马上又给猫头报了个游泳班。
三年级时，猫头开始学吹萨克斯，因为那三所小学是我们这片最早有乐团的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我们那所“后进”的小学也有了乐团。在这个年纪，还想奔着特长生去基本不可能了，所以学校新组建的管乐团里五年级的学生寥寥无几。我爸妈一直本着有兴趣就去试试的原则，支持了我很多“没什么用”的爱好。于是，五年级的春天，我开始吹黑管。我习惯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的态度，可能也是从那时慢慢滋生出来的。
小升初的考试结束后，我们那个院这一届的十几个小朋友又重新在同一所学校会合了——就是我们父母供职的中学，成为了学校子弟。我又是那十几个孩子里唯一志愿里没报我们父母这所学校的，因为当时我压根儿没看上这学校，但我偏偏就是没考好。
六年之后，猫头又和我成为了同学。她的入学分数比我高出0.3分，这几乎是小升初考试中最小的分数差，但足以让猫头妈妈觉得高人一等。得意之余，猫头妈妈很快又有了新的焦虑——她听说我进了学校的管乐团。
在落实了我中学的去处后，我爸爸去找了负责学校管乐团的音乐老师，音乐老师同意我跟着学校管乐团一起排练。小升初的时候，海淀区有700多学生报考了我们中学的管乐特长生。六年级的寒假，有110名通过初试的同学进入到冬令营。最终经过复试筛选，只有30多人留了下来，拿到了正式的特长生特招资格。这30多人在小升初之后的暑假提前开始集训排练。我没有参加初试，也没有参加复试，依靠“关系”直接参加了冬令营和夏令营的集训。参加夏令营，也意味着我已经成为学校乐团的一员。
听闻我进入学校乐团的消息，猫头妈妈急坏了。本来她还有自知之明，对于孩子的水平远不足以成为一名特长生心里有数，所以冬令营和夏令营也都没有贸然让猫头参加。但她得知只学了一年乐器的我都能混进乐团，又有了底气，毕竟女儿萨克斯吹了四年。猫头妈妈也去找了负责乐团的音乐老师，猫头在初一开学后加入了学校乐团。
当猫头进入学校乐团合练时，我已经退团了。夏令营期间，负责我们排练的指挥是军乐团的李美珠老师。李老师异常严厉，训斥起我们来毫不留情面。几个男生都被他训得当众落泪，经常有人被轰出排练室去“反省”。我们三十几个人，在集训期间很少有人没被说过，我自然也没少挨数落。虽然既没当众落泪，也没被轰出排练室，但被呲儿了几次之后，我的自尊心有点承受不住了，于是就索性不去了。
后来我碰见音乐老师说我胳膊摔脱臼了，暂时不能训练了。那段正赶上我爸随学校去外地旅游，等他回来后我说指挥太严厉了，我不想去乐团了，我爸也没勉强我。
虽然不参加学校乐团了，但我并没有就此放弃黑管。妈妈发小的老公在中央芭蕾舞团吹黑管，我每周末都去妈妈发小家上小课。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兴趣爱好基本止于小学毕业。在家长眼里，不能作为特长生，爱好也就毫无意义，再去花钱学就更奢侈了。我一直学到初三，因为牙齿正畸，没办法吹了。
没有功利的爱好，让我感到轻松和快乐。妈妈发小的老公的严厉程度并不亚于李美珠，跟他学吹黑管的两年多里，我也没少被骂过，因为偷懒练得不够课没回好也被训哭过。即便如此，我从来没想过放弃。可为什么李美珠说了我几次，我就承受不了了呢？我想可能因为一对一的小课，我表现得再笨也没有被“外人”看见。
猫头从初一进入学校乐团，一直跟着练到了高三，这期间她随学校乐团去了朝鲜和香港演出。当年我一直觉得猫头学什么都没天分，从小学画，到了初中没有被美术老师表扬过一次。上了很久正规的游泳班，游泳课上还没那些野路子的女生游得快。她和好闺蜜我的同桌坚持每期买《读者文摘》，也写不出一篇动人的作文。有次我友善地和我的同桌说，课外阅读，零食不能当正餐吃，要想写得好，还得多吃点“有营养”的。我同桌气急败坏地跟我说“你懂个屁啊”。好吧，既然我懂个屁，那在我的文字世界里，你就叫作“屁屁”吧。
现在回过头看，我可能忽视了猫头身上的一个优点——能够坚持。作为家长，很容易被那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分”所蛊惑和误导。也许每个人都有相对擅长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类都毫无任何天分。“坚持”成了人生中多么可贵的一种品质。
几年前和我高中的同桌扎扎聊起有机会重新拿起乐器一起玩玩，我问扎扎还记得学校乐团的猫头吗，扎扎说不记得了。我说吹萨克斯那个女孩，她想了半天后问我，是不是靠关系进来的那个？“特别差，根本跟不上，正经演出都不带她去的。”我说不是朝鲜和香港演出她也都跟着去了吗，“那是什么演出啊，所有人都去了。新加坡她去了吗？北京市每年的比赛她去了，录制唱片的时候有她吗？”扎扎的反问带着轻蔑和优越感。
我没法站在扎扎的一边幸灾乐祸，我更能和猫头感同身受的共情。在扎扎这种乐感和节奏出众的绝对天赋面前，我和猫头的平庸毫无二致。如果当年我跟着学校乐团一直练下来，在凭本事吃饭的同学眼里，我所留下的印象和得到的评价多半也会如此。无法想象猫头在学校乐团那些年经受了多少冷眼，挨了多少训斥。同为关系户，我选择了逃避，猫头至少比我勇敢。
扎扎是实打实凭本事吃饭，中学时拿过两次北京圆号比赛的第一名，北京中学音乐教材竖笛课示范的照片都是找她拍的。高考特招，清华可以给她降70，可是她不敢报。我初中同学同是乐团的阿燃听说后瞠目结舌，他感慨自己也就是次中音吹号吹得不行，哪怕清华给他降个20分，他毫不犹豫就果断报了。后来高考时阿然和清华也就差了20分左右。
初一我们那批进学校乐团的三十多个特长生，坚持到高三还留下来的只有不到15个。最终只有三个人没有拿到高考加分，猫头、西西和阿燃。西西，我高中的另一个同桌，大校的女儿，和我一样吹黑管，和我一样靠关系进的学校乐团，和猫头一样坚持到了高三。阿燃的成绩，决定了除了清华的加分，其他任何大学的加分对他都毫无意义。
初一下学期，我们班来了个临时插班生，汤姆。汤姆是猫头的表哥，移民美国多年，中文基本不怎么会说。汤姆只在我们班待了不到两个月，初一暑假过完，就又回美国了。
那个暑假，猫头妈妈总是带着猫头和汤姆跟我们一起打篮球。虽然是东方面孔，但汤姆那一嘴流利的美音，时刻提醒着我们，彼此很难有任何认同感。13岁那年，班里没有任何一个同学出过国。有个国外的亲戚，猫头妈妈脸上那种扬眉吐气的神色，直到甲辰年末的小红书上我才再次领略。
初二的春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我们年级组织了集体的退队仪式和第一批入团仪式。回到学校，我就写了入团申请书。我估么着按成绩排，第三批我差不多就该能入团了。结果初中毕业前发展了五批团员，所有写申请书的同学里，只有我一人没入成。后来班主任狐狸和我爸说，因为猫头妈妈和她是一个教研组的同事，猫头没有写入团申请书，所以如果让我入团了，会让猫头妈妈感觉我被优待照顾了。
高中毕业前，全年级最后剩下的混混儿们集体完成最后一批入团仪式。我经过不断地感化教育，终于在倒数第二批加入了共青团。到十年后自动退团，从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上，初中班主任狐狸的苦心帮助我把损失降到了最小化。
中考前两三个月，我爸跟我说我已经被“保送”了，只要能考过海淀区高中录取最低线，就能上本校高中。我本来就没什么上进心，这个消息让我彻底失去了努力的意愿。我爸提醒我，虽然“保送”了，想要自主挑班，还得够学校的录取线，不然只能抓阄分班了。
我寻思反正再努力也考不进重点班，上普通班还有什么分别，抓阄就抓阄呗。自主挑班对我毫无吸引力，我变得无欲无求，每晚不到九点半准时上床睡觉，这个上床时间一直延续到高二下半学期。
中考成绩出来了，猫头比我高了5分。虽然还是不能自主选班，但在猫头妈妈眼里，比我高就已经足够了。我非常庆幸当年高中不能自主挑班，因为抓阄选班让我遇到了此生最好的同学、朋友和闺蜜。多少虚荣心也换不来，多少分也换不来，多少钱也换不来。
我爸经常说，虽然猫头学东西慢一点，但她每次重大考试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心理素质好也是长项，而你每次重大考试都失常。
我爸真是一语成谶，三年后面对第一次没有‘保送’加持的重大考试高考时，我又失常了，这一次猫头又比我高了10分。我们那一批学校老师的子弟，当年处心积虑送去那三所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有一半连大学都没考上，猫头好歹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重点大学。
上高中后，我和猫头抓阄分到了不同的班。她和好闺蜜屁屁一班，我也交到了新的朋友。虽然见面我们还是会打个招呼，但来往却不多。我们从来不打听对方的成绩，都是差生，同病相怜。
上了大学后，我和猫头的联系就更少了，我基本没参加过同学聚会。大四寒假有次在路上碰见她，她说准备去德国留学，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后来我们在MSN上简单聊过几次，有次我用德语跟她打招呼，她问我怎么会德语，我说大三蹭过几节德语选修课。她还鼓励我说应该出国看看，或者再学点什么。我说岁数大了，学不进东西了。她说她22岁才开始学德语，因为没申请到合适学校的研究生，24岁开始换专业重新读本科，问我有什么怕晚的。
一路都在不断地“坚持下来”，这就是她走过的路。一路都在不断浅尝辄止后放弃，这就是我走过的路。
十年如一日坚持拾荒的包打听的“妇女之友”老庚头分析，猫头妈妈之所以这么多年说话调门高是因为得意。因为我们这一批学校老师的孩子里，要么没结婚，要么没孩子，要么离婚了，要么没房子。他说猫头结婚找了个老外，毕业后留在了欧洲，生了两个孩子，哪一条都能让猫头妈妈趾高气昂。
我在城市长大，没在农村生活过，可我总有种生活在农村熟人社会的错觉。
猫头妈妈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最大的爱好就是补课挣钱。从我上中学时开始，每个周五下午到周日晚上，都有五六拨周边学校的学生去猫头家补物理，猫头有时也跟着一起听。一直到猫头妈妈退休，都没间断过。这也是一种“坚持”吧，在我们学校的老师里，几乎没见过第二个。
退休后，有次猫头妈妈看到我，悄咪咪地说楼门长选举快开始了，问我能不能把票投给她。我说我不参与这些事，后来她又去动员我妈给她投票。
前些年有次屁屁从国外回来，来看猫头妈妈，她俩一起去国展逛了车展。在车展上，看到一款邻居新买的车，猫头妈妈让屁屁去看看多少钱。听完屁屁的汇报，猫头妈妈问屁屁是不是看错了，坚持让屁屁再去找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屁屁确认回来说确实比她刚才看的价格要少二十多万，猫头妈妈很满意，说了句“我就说嘛，那个价格他们家根本买不起”。
作为物理老师，猫头妈妈这一生手里度量幸福的刻度尺和砝码有多少是建立在和邻居以及邻居孩子的比较之上？
自从去年秋天，猫头妈妈的老伴儿去世后，她见了我总是躲着走，头也不抬。迎面而过实在躲不开了，在我叫完“阿姨”后，低声的回一句“你好”，就赶紧走开，没有任何语气，没有任何表情。
猫头去欧洲后，可能一共也就回来过两三次。今年春节，猫头妈妈第一次一个人过年。整个单元里，猫头妈妈家的门上光秃秃的，是唯一没有贴春联和福字的。上一次那扇铁门上贴带字的纸张，还是三年前被强制居家隔离的公告。
那次我拍了张照片发给猫头，让她问问父母怎么样了。那是过去十年，我和猫头唯一的一次联系。解除隔离后，猫头妈妈逢人便说，她是“次次次次次次次密接”，根本没事。
都说现在年味淡了，淡了的又何止年味？如果阖家欢乐算是一种过年味，传统中式的“拜、比、逼”算不算春节期间的另一种年味呢？如果算，这种年味也淡了吗？
未来不迎容易，一个心灰意冷就可能失去对未来的期待。既过不恋，光说出来，都觉得残忍。幸福往往求之不得，孤独总是不请自来。
不管在物理世界，还是在精神世界，不管在这个世界，还是另外的世界，我们早晚都会一个人过年，带着对远方的思念，带着对过去的怀念，带着对逝去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