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日本沉船与抗战长江布雷

作者：殷胥杰

一、日本在镇江江段的沉船情况

日本在1945年投降时，于12月份整理出一份材料名叫《长江内沉没船舶一览表》，统计了日方在长江各航段的沉船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到如下镇江段日方沉船信息：

大轮船（本船）：光山万、万吉丸、兴运丸，均在1945年3-4月沉没。

拖轮（曳船）：第二日光丸、第六和平丸、大川丸、第三天利丸，1944年6月-1945年沉没。

炮舰：须磨号（suma）（原驻港英军炮舰“蛾”号（HMS Moth），属625吨“昆虫级”），1945年3月沉没。

合计日方在镇江段共沉8条舰船，均在战争末期发生，其中有7条是触雷，只一条是“匪袭”（指非国府武装）。

二、镇江的水雷战情况

电雷学校于抗战前就创设于镇江，其后镇江校区一直做学生入学及学兵培训使用直到1937年，是当时中国水雷运用的一个主要培训基地。

战前电雷学校首期毕业生就参与编制了镇江、江阴两地的水雷封锁线计划。但实际上，镇江的水雷在日军兵临城下时，却并没有布放于江中。

由于淞沪战况的急转直下，1937年11月22日电雷学校才接到在镇江、南京乌龙山放雷的命令。

当时的水雷、布雷设备、人员分配已经非常紧张，最终只能集中力量将水雷布放在了南京，共计200磅触发雷15颗、150磅触发雷16颗、300磅手控触发雷4颗。

日本舰队在进抵南京城下的过程中，始终以警戒队、扫雷队（第1扫雷队）开道清除航路。镇江存放的60颗水雷则最终被日军缴获，一颗也没下水。

日军当时在焦山段水面上发现了控制水雷起爆的布雷线（人工雷），却找不到一颗水雷，最后由俘虏口供才得知实际并无布设。

由此1937年12月11日晚18时，日本海军“比良”、“势多”、“保津”等舰艇通过焦山南水道，得以在镇江港靠岸。

此后中国海军开始组建专门的水雷战部队，最终成立海军第一、二、三、四布雷总队，总队下设数个大队，水雷制造厂则位于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

这四个总队中，海军第二布雷总队位于最下游地区，驻地江西上饶，负责芜湖至九江一线的水雷作战。这一带的水雷战，影响范围也仅到达南京-马鞍山，对南京下游的影响微弱。

1937-1941年间，中国共在长江中下游布放锚雷15000余颗、漂雷1100多颗。1940年一年内，仅中游布雷总队（后来的第二总队）就毁伤日方舰船218艘。

此时的中国水雷主要为定雷和漂雷两种，重量为50、100、150、200磅不等。定雷浮力较大，一般需用重块锚定使用，属于固定雷。漂雷则配合浮筒，伪装后放漂顺流移动，属于机动水雷。

对长江下游航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水雷布放行动，都来自1941年开始的驻华美军第14航空队（飞虎队）空投。

这一中美合作布雷，由中方空中摄影判读组进行侦察照相处理，并供给地面情报、水雷专家，以协同第十四航空队从空中在长江内河各处空投水雷。

中美空军飞机于1944年下半年开始拥有制空权后，除了机炮扫射江面日本舰船外，其空投的水雷已大多是高技术的磁性雷和音响雷，隐蔽性和触发能力远远强于老式的机械雷和人控雷。这些雷被直接投在了沦陷区的后方主航道上，对航运的威胁性大大增强，其一颗的作战效能可以顶过去的十几颗以上。

长江中这些先进航空水雷的投放总数，不完全统计约600-700颗，MK-19漂雷（自动定深）、MK-26沉底雷（长江口）为主，最终迫使日方避免使用钢壳船只，航运在战败前近乎瘫痪。

1945年日本战败后，长江镇江段航道开始着手恢复。首先是命令投降的日军部队负责完成宜昌至上海段的扫雷工作。

当年9月10日，4艘美国海军扫雷艇从上海出发上行到南京，次日返回上海，据称未发现水雷。9月17日汉口到上海恢复主航道通航，但船只大多仍保留防磁性水雷装置直到1946年。

镇江的日本沉船后续情况暂不明确，应该在1950年代中后期就大体清理、拆除完毕。而同期长江内河上布放的各种水雷，1967-1976年时在安徽江面仍有发现（漂浮待击状态），并为此组织过扫雷队。直到近年在建设清淤时，一些埋在江河淤泥中的失效水雷（典型如湖北一带），依旧会偶见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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