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只为一块瑞士表就杀人，1973年内江站8.5无名男尸案侦破始末

1973年8月5日6时左右，由成都东站（2010年12月更名为八里站，现已经停用）开往内江站的2585次货物列车抵达内江站卸车的时候，卸车人员在机后第七位装载机床的棚车车厢内的机器包装堆中发现了一具年轻男尸——

八里站遗址

老照片：内江站

“哎呀妈呀，有死人！有死人呀！”

内江站值班员立即叫停了2585次货物列车的卸车作业、派人保护现场，并向成都铁路局公安处打电话报警——

出现场的成都铁路局公安处侦查员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1、死者是一名26~27岁左右的年轻男性，头部有钝器造成的打击伤（经勘查钝器来自货车车厢内所装载的机床零件），胸部和腹部有数处锐器捅刺造成的扎刺伤。

2、敞车车厢内有明显的拖动尸体留下的拖痕，车厢内留下两种脚印，一种属于死者，另一种系陌生脚印，判断应系凶手所留。

3、死者身上的衣兜全部被翻出，下身的外裤被扒掉，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财物，这和扒乘货物列车人员的一般情况不符（扒乘货物列车的人员就算再穷，也有少量的财物），因此本案应系图财害命。

4、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死者身上也没有丝毫抵抗伤，因此可以判断凶手是在和死者的交谈过程中趁着死者不备、或者干脆就是趁死者睡觉的时候突然出手，先用钝器将死者打昏，再用锐器将死者戳死，劫走死者身上的财物。不管哪种可能性，死者和凶手应该认识，应系熟人作案。

5、现场发现黄色帆布挂包一只，内装一只军用水壶，上面有一串拼音字母，意为“成都地质学院 ZHOU ZE LU”。

为此，侦查员们立即联系成都地质学院，经地质学院教务处的大力配合，查明“ZHOU ZE LU”系本院找矿系七二届4班学生周泽禄，祖籍云阳县蕈草公社大田三队。时年27岁的周泽禄在校表现良好，交友广泛，还是共产党员、找矿系党支部成员，8月4日学校放暑假后他在当天下午离校准备返回老家。

老照片 成都地质学院师生合影

经组织辨认尸体，确认2585次货物列车车厢内的死者就是周泽禄。

在确定死者身份后，成都铁路局公安处的侦查员们立即根据熟人作案的特点，围绕周泽禄的社会关系和周泽禄在8月4日的行踪进行调查。

周泽禄的同班同学戴成华和廖敬东反映：周泽禄在附近农村认识一个回乡知青，8月4日下午他们曾问周泽禄是不是乘客车回老家，如果是可以同行一段路。但是周泽禄说：“客车贵，搭货车不花钱”。于是戴成华出于好奇，问周泽禄：“谁给找的货车？”周泽禄回答：“一个回乡知青。”

此外，戴成华和廖敬东回忆：周泽禄离开学院的时候下身穿着一条麻色的纤维裤。而且周泽禄平时习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而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周泽禄的眼镜。

鉴于周泽禄交友广泛，所以要是硬在周泽禄的社会关系中找到这个不知道姓甚名谁的“回乡知青”，显然是大海捞针，靠成都铁路局公安处有限的人手去查也不现实，因此侦查员们通过当地基层党组织召开成都地质学院附近相关单位和生产队的群众会议，适当公布案情，深入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很快，圣灯公社崔家大队大队长兼党支部副书记陈信强反映了一个情况：成都地质学院的一个男生经常到本大队八小队社员刘永林家去。随即侦查员深入到崔家大队调查发现刘永林和周泽禄是熟人，并且和该大队的女知青谢直玉、谢直琼姐妹关系不错，其中谢直琼就是刘永林的女友，谢直玉和崔家大队另一名社员陈某某也在“耍朋友”。所以周泽禄是通过谢氏姐妹认识的刘永林。在案发时，陈某某和谢氏姐妹均在家中，没有出过公社辖地，唯有刘永林在案发时行踪不明。

根据崔家大队的走访结果可以确认如下事实：8月4日下午，周泽禄两次来找刘永林但当时刘永林并不在家，所以没有见到人。而16时左右刘永林回家，从邻居处闻知周泽禄来找过他两回，就立即去追赶周泽禄，当夜没有回来，8月5日全天都没有回来，直到8月6日上午才回来。

刘永林的下地记录显示：刘永林8月1日至8月5日均未出工，只有8月6日下午出工半天。换句话说，在案发期间刘永林的行踪不明，占有作案时间。

老电影《405谋杀案》中的民警形象

经了解，刘永林时年20岁，为人浮夸且好吃懒做，1971年伙同支边青年外流云南、甚至试图从云南越境去越南“支援抗美战争”，但是在边境被截住，于1972年初被遣返回原籍。被遣返后表现依然不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据此，侦查员们将刘永林列为重点嫌疑对象进行调查，可是经过几天的查证，除了证明这个人吊儿郎当能偷懒就偷懒外，没有掌握切实可以证明刘永林有犯罪嫌疑的证据。

为了打破僵局，准确了解刘永林在8月4日16时至8月5日的行动情况，进一步掌握刘永林的思想，发现罪证，侦查员决定物建特情耳目对刘永林进行贴靠。经反复挑选，最后还是选择了和刘永林及周泽禄都比较熟悉的社员陈某某。选择他是因为除了他和刘永林及周泽禄关系都比较密切外、有贴靠条件外，另外就是此时他身上还背着一桩铁路物资盗窃案的窝赃罪嫌疑，侦查员答应此事如果能办成，可以帮忙将他的窝赃罪一笔勾销。对此，陈某某感激涕零，表示一定尽力。

侦查员给陈某某的贴靠任务有两条：一是了解刘永林8月4日下午至8月5日的具体行踪；二是注意发现赃物，伺机获取。

陈某某通过和谢直玉“耍朋友”的关系去谢家“耍”，并通过和谢氏姐妹的闲谈了解到刘永林在8月4日下午曾来谢家给谢直琼送来一网兜的梨，谢直玉热情地招呼他坐一会儿再走，刘永林表示“要送人上车”，然后就急着走了。

8月5日一早，谢直玉去刘永林家送还装梨用的网兜，结果刘永林不在家，刘母对她说“永林去送小周去了，从昨天下午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8月5日18时，谢直琼看见刘永林从地里收工回来就问他：“送小周这时才回来呀？”刘永林连忙否认，说“不是送小周，是送同学何金元的姐姐去广元。”当晚，刘永林将一块瑞士产的“梅花”牌手表送给谢直琼，并叮嘱她“不要对任何人讲”，谢直琼却是个好显摆的，觉得自己的好东西为什么不能公开示人？不对任何人讲那她要这块表还有什么意思？于是就赌气将表还给了刘永林。

梅花牌手表

然而，之前在成都地质学院走访的时候得知，死者周泽禄刚好有一块“梅花”牌手表。是1971-1972学年周泽禄获得全系成绩第一时获得的奖品，是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众颁发的（当然不止颁发给周泽禄一个人），所以校内师生基本都知道周泽禄有一块“梅花”表这件事。周泽禄家庭条件一般，平素生活也省吃俭用，但格外珍惜这块表，不少人想用粮票或者现金来换这块表，都被周泽禄拒绝。

为此，侦查员们认定刘永林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取得直接证据，放长线钓大鱼，侦查员们并没有立即逮捕刘永林，而是继续指挥陈某某对刘永林进行贴靠——

一天出工的午休时间，陈某某到刘永林家午睡，结果发现刘永林的枕头边放着一条麻色的纤维材质裤子，和死者周泽禄被扒掉的麻色纤维裤特征吻合。

在随后的闲谈中，刘永林对陈某某讲：去年从云南带回一块瑞士手表，委托陈某某帮忙搞一个证明，以便他把表卖掉。

根据陈某某的回报，侦查员们认定刘永林有急于销赃的心态，于是决定将计就计，搞了一张证明交给了陈某某，计划让刘永林卖表的时候当场人赃并获。

然而让侦查员们没想到的是，刘永林极为狡猾，没有自己出面，而是将手表交给陈某某去卖。陈某某也将计就计，将这块表交给侦查员，让周泽禄的同学、老师进行识别，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块“梅花”手表就是周泽禄的那块手表。为了不打草惊蛇和掩护陈某某的特情身份，以刘永林不在场、不好决定价格为由又将手表退还给刘永林。

紧接着，侦查员在陈某某退还手表的当晚（8月9日）将刘永林拘留，并当场在刘永林的家里搜出了周泽禄的“梅花”手表、笔记本、钢笔、粮票、眼镜、裤子和行凶用的匕首等总共25件物证。在确凿的犯罪证据面前，刘永林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代了杀害周泽禄的犯罪事实，下面将刘永林的口供摘录如下：

“我从1973年年初和周泽禄相识后，就看上了他的那块‘梅花’表，我和谢直琼耍对象，一直想搞块好表来讨好她，就起了图财害命的念头，尝试了几次但都没有得逞。当我得知周泽禄放假要回云阳时，我就打定主意动手。”

“我拿准了周泽禄家里条件一般，平时省吃俭用的心理，跟他说赶货车省钱，骗他乘坐货车。8月4日夜里，我将周泽禄骗到成都东站，骗上一趟货车，列车行驶过程中，我趁周泽禄熟睡的时候用货车里的机床零件将他打昏，然后取下他的手表，搜了他兜里的钱和粮票，觉得他戴的眼镜和穿的裤子不错，又摘了他的眼镜、扒掉他的裤子。又担心周泽禄不死，怕他醒来找警察告发我，就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冲他胸腹捅了几刀，确认他死亡后，将他的尸体藏到车厢机器包装堆的夹缝里头。待车到内江站后，我卷了周泽禄的财物跳车逃跑。”

最终，刘永林因抢劫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