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王洪喆、姜成洋：新媒体时代的家史写作

家的故事，浓缩了几代人的生活史，记录了一个人的“来时路”。在对家的记录中，我们也更理解自己。春节临近，小红书发起“我的家庭简史”计划，鼓励更多人加入到家史写作中。不同于正式、严肃的大众印象中的家史写作，众多投稿作品展示了家史写作的全新面向，比如“段子式”的记录家中长辈的趣事，比如极强的留言互动性。而且文章篇幅普遍不长，图片丰富，非常具有“新媒体”风格。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洪喆，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博士姜成洋致力于家史写作的探索，他们都把家史写作纳入大学课堂教学的一部分，辅导学生们写作了很多优秀的家史作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二位学者对“我的家庭简史”计划进行评述，同时探讨新媒体时代家史写作的可能性。

澎湃新闻：对这次“我的家庭简史”计划的作品有哪些直观感受与评价？

王洪喆：我们在学校里教的家庭史写作，需要进行系统的前期口述访谈和家庭媒介搜集调查。有趣的是，这次活动的大多数作品，不是基于这样预先设置目标的前期调查完成的，反而呈现了作者在多年里对家庭中某个成员的挂记和观察，而且突出了个人和家庭经历中最不能忘怀、对作者本人影响最大的片段。这样的家庭史作品，成为了某种专属于社交媒体的写作方式，传递了更直接的情感内容，也更加的生动、有力量感。

姜成洋：家史写作参与者众，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现象，这证明，即便当下时代的时间感在不断加速，人们毕竟没有沉浸在绝对的当下主义时间秩序里——此处借用阿赫托戈“当下主义”的概念。这证明，人们依旧对历史感兴趣，尤其，公众的着眼点逐渐脱离宏大叙事，开始关注与自身相关的微观历史。当然，自媒体这种不断更新的呈现形式，以及公众日渐碎片的阅读习惯，决定了大部分写作只是对家族史的简要梳理。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家史写作都不会成为经典的公众作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也是每一个家史写作者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假如你的家史只是你个人的家史，读者为什么要有阅读的兴趣。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这个问题。首先，书即墓碑，尤其涉及家史写作这个议题。意思是说，家史写作如同给自己家族立一块墓碑，外人很可能不感兴趣，即便自己家族内部，可能两代人之后，也不再有人对当初写下的家史感兴趣，因为切身性逐渐减弱。但无论如何，每个家庭的历史都有被书写的价值，它的价值是对两三代之内，有切身记忆的家族成员而言的。

但终究会有私人的家史作品突破小家范围，成为公众领域的经典，流传久远，比如林耀华的《金翼》。写作者需要思考，假如你想让自己的作品突破小家范围，需要做什么。我在写自己的家族史时，是从两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的：一方面，在整个历史写作中，我埋下了一条历史隐线，即围绕粮食问题形成的国家——农民互动关系，有了这条隐线，这个写作便不再只是呈现一个小家族的故事，而是从更大层面上呈现了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整体史。另一个方面，我的写作最终在探讨宿命论问题，或者说，当人们说“命”时，人们在说什么。它的结论是，不同个体会根据各不相同的生活经历，有选择地塑造自己的叙事，强化一些记忆，忽略另一些记忆，以此建立观念或意识层面的平衡感。“命”的意识实际就是一种平衡感的建构。某种意义上说，它契合了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即人的经历建构了人各不相同的性格与记忆，人又反过来通过记忆和叙述建构各自对“命”的阐释。这个层面的探讨，使家族史写作超越了时空局限，实现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共通。

澎湃新闻：在作品征集中，我们发现有一些篇幅较长、也较成熟的家史写作，但大部分的投稿都比较简短，只讲一两个家族成员的古早“段子”，而且很多颇受关注的投稿有很长的留言，互动性很强。您如何看待这种新式的家史写作以及这种高互动性？

王洪喆：互动本身成为了一种筛选机制，也成为了个人家庭史写作的延伸。因为互动激起了更多共鸣和类似的经历，使得家庭史写作不再是个人的“私家历史”，而成了某种集体记忆和情感的容器。通过互动和算法的筛选与分发，有类似经历的个体有更多机会偶遇和相识、通过留言与回复照见了彼此，也激发了更多击鼓传花一样的写作。这是专属于数字时代的、活着的、有机的写作方式。

澎湃新闻：新媒体上的家史写作是否会消解其严肃性？

王洪喆：从一张照片、一个老物件、一个场景和地点出发，写出来的家庭史不仅会更有故事感，也可以通过算法和多模态的AI带来更多更有趣的陌生人的相遇，而这些相遇不仅仅会帮助锚定普通人的记忆和情感，也会帮助社交媒体平台形成守望相助的氛围，形成虚拟世界最需要的社区感。由此看来，我不认为新媒体上的家庭史写作会消解严肃性，因为家庭史写作的意义本来就不只是作为严谨的历史档案，而更重要是去编织和勾连起这个日益原子化和加速的现代社会。

姜成洋：对于这个问题，与其说我担心历史的严肃性被消解，不如说我更多受到了这种新方式的启发。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历史写作是否一定意味着必须严肃，或者换个问法，历史写作中是否可以含有虚构或对史料的戏谑。我认为这完全可以存在，如果你故意让读者意识到虚构的存在，此时虚构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虚构，而是带有了戏谑性质。戏谑并不等于不严肃，实际上，戏谑或幽默反倒是一种严肃的思考表达，它的严肃性在于内含了一种反抗。

加拿大历史学者琳达·哈琴（Hutcheon Linda）是极少数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她使用的是另一个概念，在对后现代思想所做的分析中，哈琴提出戏仿（parody）的概念。她认为，戏仿是一种保持批评距离的重复行为，使得作品能以反讽语气显示寓于相似性正中心的差异。将反讽和游戏包含在后现代艺术之内，绝不意味着必然将严肃性和目的性排除在这种艺术之外。戏仿或许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形式上的自我指涉性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因为它自相矛盾地将过去融入自己的结构，经常比其他形式更加明显、更言传身教地显示了这些意识形态语境。戏仿似乎为审视现在与过去提供了一个视点，使艺术家能够从话语内部和话语对话，却不至于完全被其同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戏仿似乎成了被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的群体的表达模式。

澎湃新闻：未来的家史写作会有哪些新方向和新形式？

姜成洋：我最近重读了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这部作品号称是“无人称自传”的写作，以此方式，通过个体记忆唤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关于家史书写，我想人称就是个可以大做文章的创新点。我们当下的历史研究，拒绝“我”的出现，以“笔者”代之，以第三人称叙述故事，这种规范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书写创新的可能。在华师大课堂上，我让学生抛开这些束缚，可以不用添加任何脚注，可以在人称上尽情想象。这方面，历史学者真该从文学中好好汲取灵感，就人称来说，布托尔的《变》用的是第二人称书写，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采用“我”和“你”交替的人称进行书写。

另外一个新的突破点，是思考如何将历史与历史感有效融合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历史专业的研习者去认真反思，因为过往的历史学习中，大家默认了历史研究就是去探究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感在谈什么呢？谈的是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过渡，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者不再是高高在上或者抽身在外冷眼旁观的人，而是同样参与了历史写作建构的人。它不是历史学家那里崇古的、历史主义的、文献堆里的历史，而是过去的历史在当下的重生。相对历史，历史感首要问题不在于历史的真实，它关乎的是，意识在让过去显现、重现于其内部时所体验到的情绪。通常，小说家写家族史时，往往会呈现历史感，因为小说家可能没有受历史学科的范式限制，比如，杜布拉夫卡写《无条件投降博物馆》。我期待的写作是历史感与对过去历史探究的融合，一种主体性的回归，一种内省的史学——即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也研究处在研究历史过程中的研究者本身。历史感是个很抽象的问题，这里不细谈，荷兰历史学家安克斯密特的《崇高的历史经验》在谈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细读这部作品。

澎湃新闻：家史为什么重要？它有哪些社会功能？

王洪喆：社交媒体上的家庭史写作与互动，给普通人的际遇和日常生活赋予了诗意、传奇和传承感。普通人需要诗意去重整自己的生活，延伸自己的生命，理解自己所在的集体与传统。在这些故事里，阶层的、性别的、族群的、地域的、以及代际的故事，都得到了交织性的表达，这让每一次讲述和观看都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梳理，也同时参与了对于国家、社会与集体遭遇的重新校准。这正是中国故事的内核之一——人口规模巨大的、为了大多数人的现代化。只有这样的文本更多的出现，我们的社会才不会趋向于解体，我们的日子才会过得有来处、有盼头。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需要宏大叙事，更需要普通人的史诗——由所有普通人讲述的，给所有普通人听的故事，不仅讲给中国人，也将给全世界的普通人。

姜成洋：简单来说，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家史写作可以培养一种意识——这也是我在华师大课堂上向同学们提及的一种意识——即历史并不总是高高在上、离我们很远的，并不总是那些精英人物的故事，历史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对于所有人来说，家史写作最终是在探究自己，探究自己何以成了现在的自己，这至少要向上追溯两三代人的经历。在这个追溯过程中，我们会与自己达成一定的和解，同时，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