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过年”电影，浓缩了中国人全部情感

春节将至，我总愿意去回顾那些与过年有关的电影。

不是贺岁片，贺岁片的内容未必与过年有关，它们只是契合过年的气氛——热闹。

与过年有关的电影，故事就是围绕着过年展开，去展现中国人的情感、欲望。

它们甚至有可能是“反贺岁片”，看了反而会给你添堵，但看完后你会陷入沉思。

而这其中，有两部电影是我眼中关于过年最好的电影。

一部是王竞导演的《一年到头》。

一部是黄建中导演的《过年》。

前一部，讲述了中国人对于团圆的渴望；后一部，讲述了团圆之后所发生的闹剧。

两个故事看似矛盾，但生活本就充满了矛盾。所以把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恰好反应了中国人对于过年的矛盾情绪——期盼又恐惧。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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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年到头》总能让我想起被春运支配的恐惧，在那个只有绿皮火车的年代，买一张票比登天还难。

电影里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陈刚扮演的包工头过年想和女朋友回家结婚，但却在年关将近的时候讨不到薪水，买不到车票。

另一条线索是张彤扮演的外科医生因“医闹”而被停了手术，过年想回家给父亲祝寿，但遭到妻子以儿子马上要中考为由拒绝。

将这两条线索连起来的，是一位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包工头带着工友给他家装修房子，打算过年前再赚一笔。

副校长又因为工头制造的突发事件住进了医院，成为了医生的病人。医生发现了他的身份，待宰的肥羊变成了供奉的菩萨。

而这位副校长新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国外归来的子女在新房子里过一个团圆年。

所有的线索阴差阳错地交织在一起，把欠薪、医闹、升学等压在中国人身上的几座“大山”统统囊括其中。

而背负着这一切的人们又拥有一个共同的执念——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年到头，压力山大的人们需要一个港湾，一个喘口气的地方。

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回家过年会如此执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三个字——安全感。

安全感，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中国人尤甚。对此学者孙隆基在《中国人的性格历程》这本书里给出解释：因没有个体性自我，中国人到了外部世界会惶恐不安。

这种不安，是一种根本性的不安，不能用简单的安全措施以及财产来满足。所以要抱团，要形成一个群体性自我。

对于任何人来说，最原初的群体性自我，必定是家庭，然后是由此衍射出来的熟人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熟人社会都是稳固的，不断向个体输送养分和安全感。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旧有的熟人社会正在解体，人口巨大的流动性让中国人跑步进入了陌生人社会，链接感正在丧失。

对安全感的需求和现实的困境，让春节变得意义重大起来。而子女回到父母的家，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所以农民工们即使没有了车票，即使是走也要回家过年。

所以当医生得知妻子已经把车票卖掉，不由得失声痛哭。看到这一幕，妻子和儿子慌了，赶紧跑到楼下，把车票追回来。

这时候，许巍的《蓝莲花》响起，歌词改两个字会更贴切：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回家的向往……这一刻，很难不让有着相同经历的观众泪流满面。

年夜饭最“硬”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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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个人都带着这样的执着回家过年的时候，这个年又怎么会不“热闹非凡”。

中国人所有的情感、思念、愧疚、责任以及欲望，都在这段日子里算了一笔总账，塑造出痛并快乐着的春节。

而电影《过年》直接撕掉了过年“快乐”的面纱，把“痛”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电影里老程家的每一个子女，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寄生者。他们几乎都没有生长出个体性的自我，除了那个离家出走的二女儿。

懦弱的大儿子无力阻止彪悍的媳妇对父母家财富的虎视眈眈。

同样懦弱的大女儿彻底被表面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女婿PUA，唯唯诺诺，忍气吞声。

清高的二儿子为了讨好高干家出身的女友，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继续吸父母的血。

彻底躺平的小儿子，吃家里的喝家里的，结婚也希望家里给包办了。他甚至做了一个募捐箱。

偷了户口本私奔结婚的二女儿也并非不自私，但她却是这个家里唯一拥有个体性自我的人。她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便也不再依附于父母。自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既要又要。

然而狼太多，肉太少，子女们争先恐后吸血，矛盾层层升级，冲突最终在年夜饭的餐桌上爆发。

于是就有了这部影片最经典的一幕：老程端上来年夜饭最“硬”的一道菜——他打工一年所赚的全部8000块钱。

有贪婪的掠夺者自然就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其中以老程大儿子和大女儿最为典型。

大儿子在媳妇面前唯唯诺诺，任凭媳妇在父母面前撒泼耍混不敢吭声。只有喝多了酒壮怂人胆时才敢爆发出来。

大女儿因多次“被流产”而被女婿扣上了“习惯性流产”的帽子，以至于老程媳妇都感觉自己家亏欠了大女婿。

这便有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选择离婚？因为他们与自己糟糕的配偶之间的关系又远比我们想象的坚韧。

他们同样是没有个体性自我的寄生者和依赖者。既依赖于父母，又依赖于配偶。是他们主动选择了这样的夫妻关系。

比她们更加典型的其实是他们的母亲，老程媳妇不仅仅是隐忍的受害者，同时也把自己熬成了加害者的帮凶。

面对遭遇家暴和出轨的大女儿，老程媳妇仍旧劝大女儿忍，甚至拿自己做例子，暗示老程年轻时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不啻于把女儿再次推入火坑。

这也就回答了影片开始，当老程把赚来的钱全部交给媳妇时，老程媳妇哽咽着说：程子，我没白疼你。

这个“疼”字，恐怕不仅仅是她为老程生儿育女，也包括她对丈夫的隐忍。比丈夫大8岁的她对婚姻患得患失，她相信只要自己够隐忍，丈夫就会回心转意。

这让人想起最新一季《乡村爱情》里的情节，刘英想和赵玉田离婚，去找爸妈寻求支持。

结果刘能让女儿选择隐忍。传统的观念就像枷锁，通过老人的手束缚在子女身上，你不去挣脱，就会越裹越紧，最后变成习惯和本能。

影片结尾，大儿媳砸了镜子、掀了桌子。当二女儿想要打扫的时候，老程媳妇说了一句：别扫，大年初一扫垃圾等于扫财，不吉利。

这句“不吉利”，让我们看到传统的强大束缚力。这个最懦弱的人，成了传统最强硬的捍卫者，不惜牺牲自己，牺牲女儿。

感谢赵丽蓉老师，为我们留下这样一个中国传统女性隐忍压抑的经典形象。这形象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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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电影，构成了中国人过年的完整流程——返回，离去。

《一年到头》展现了中国人对于回家的渴望，我们在镜头里那些匆匆旅客的身上，总能看到自己熟悉的身影。

《过年》则替我们撕掉了所有的伪善，把属于传统中国家庭那种令人窒息的关系展现出来。让人只想逃离。

对于很多人来说，回家过年就是这样交织着向往与恐惧的一件事。父母与子女间的彼此需要与冲突，不仅是两代人价值观的问题，同样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礼物和诅咒。

就像媒体人罗振宇所说：“在传统社会，日常生活是分散而平静的。节日生活自然就要广场狂欢、扎堆放纵。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是陌生人大规模协作的。节日生活自然就要散伙休闲、各归田园。转型社会的人最悲催。从一种人群扎堆的方式，切换到另一种人群扎堆的方式。”

《过年》的结尾，也给了更“现代”的节日生活：老程选择带着媳妇扬鞭远行。既然团圆不可求，那不如成全自己。

这是一次个体性自我的觉醒，熟人社会在这一刻真正地瓦解了。如今，我们总是抱怨年味儿越来越淡，这何尝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需要一个日子抱团取暖。

至于说家，最重要的是能让自己安定的地方，安心的人。无论在哪里，无论是谁。即便只有自己又何妨？苏东坡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作者 | 牛角

永远的新文化报评论员

排版丨Amethyst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豆瓣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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