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谬

本文节选自《写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诺弗勒堡的这座房子，我是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改编成电影的版税购买的。它属于我，归于我名下。那是在我的写作狂以前。火山般的狂热。我想这座房子起了很大作用。它抚慰我童年时的一切痛苦。我购买它时立刻就知道这对我是件重要的事，有决定意义的事。对我自己和孩子而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于是我照管房子，打扫它。花很多时间去“照管”。后来，我被书卷走，就不大照管它了。

写作可以走得很远……直至最后的了结。有时你难以忍受。突然之间一切都具有了与写作的关系，真叫人发疯。你认识的人你却不认识了，你不认识的人你却似乎在等待他们。大概只是因为我已经疲于生活，比别人稍累一些。那是一种无痛苦的痛苦状态。我不想面对他人保护自己，特别是面对认识我的人。这不是悲哀。这是绝望。我被卷入平生最艰难的工作：我的拉合尔情人，写他的生活。写《副领事》。我花了三年来写这本书。当时我不能谈论它，因为对这本书的任何侵入，任何“客观的”意见都会将书全部抹去。我用经过修改的另一种写法，就会毁灭这本书的写作以及我有关它的知识。人有这种幻觉——正确的幻觉——仿佛只有自己写得出写成的东西，不论它是一钱不值还是十分出色。我读评论文章时，大都对其中的“它四不像”这句话感兴趣。这就是说它印证了作者最初的孤独。

诺弗勒的这座房子，我原以为也是为朋友们买下的，好接待他们，但我错了。我是为自己买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才说出来。有时晚上来了许多朋友，伽里玛一家经常来，带着夫人和朋友。伽里玛的家人很多，有时可能达十五人之多。我要求他们早一点来，好把餐桌摆在同一间房里，让大家都在一起。我说的这些晚会使大家都很高兴。这是最令人高兴的晚会。在座的总有罗贝尔·昂泰尔姆和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以及他们的朋友。还有我的情人们，特别是热拉尔·雅尔洛，他是魅力的化身，也成了伽里玛家的朋友。

来客人时我既不那么孤单又更被遗弃。必须通过黑夜才能体验这种孤独。在夜里，想象一下杜拉斯独自躺在床上睡觉，躺在这座四百平方米的房子里。当我走到房屋的尽头，朝“小屋”走去时，我对空间感到害怕，仿佛它是陷阱。可以说我每晚都害怕。但我从未有所表示让什么人来住。有时我很晚才出门。我喜欢转转，和村里的人，朋友，诺弗勒的居民一起。我们喝酒。我们聊天，说很多话。我们去咖啡馆，它像好几公顷的村庄一样大。清晨三点钟它挤得满满的。我记起了它的名字：帕尔利Ⅱ。这也是叫人迷失的地方。侍者像警察一样监视我们的孤独所处的这片无边的领域。

这里，这所房子不是乡间别墅。不能这样说。它原先是农庄，带有水塘，后来成为一位公证人——巴黎的大公证人——的乡间别墅。

当大门打开时，我看见了花园。几秒钟的事。我说好，一走进大门我就买下了房子。立刻买下了。立刻用现金支付。

现在它一年四季都可住人。我也把它给了我儿子。它属于我们两人。他眷恋我也眷恋它，现在我相信。他在屋里保留了我所有的东西。我还可以独自在那里住。我有我的桌子，我的床，我的电话，我的画和我的书。还有我的电影脚本。当我去那里时，儿子很高兴。儿子的这种快乐现在是我生活中的快乐。

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谬。写作，这也是不说话。是沉默。是无声的喊叫。作家常常带来轻松，他听得多。他不多说话，因为不可能对别人谈写成的书，特别是正在写的书。不可能。这与电影、戏剧和其他演出相反。与一切阅读相反。这是最困难的。最糟糕的。因为书是未知物，是黑暗，是封闭的，就是这样。书在前进，在成长，朝着你认为探索过的方向前进，朝着它自己的命运和作者的命运前进，而作者此时被书的出版击倒了：他与梦想之书的分离就像是末胎婴儿的诞生，这婴儿永远是最爱。

打开的书也是黑夜。

我不知为什么，我刚才的这些话使我流泪。

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写得与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失败。但必须接受它：失败的失败就是回到另一本书，回到这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屋子里的这种自我丧失完全不是自愿的。我没有说：“我整年里每天都关在这里。”我没有被关着，这样说是错的。我出去采购，上咖啡馆。但我同时又在这里。村子和房屋是一样的。桌子放在水塘前。还有黑墨水。还有白纸也是一样的。至于书，不，突然间，永远不一样。

在我以前，这房子里没有人写作。我问过镇长、邻居、商人。不。从来没有。我常打电话到凡尔赛打听曾住过这房子的人的姓名。在那一串住户的姓名和职业的单子上，没有任何作家。而所有这些姓名都可能是作家的姓名。所有的人。但是不。他们是这里的农户。我在土地里找到德国垃圾箱。这所房子的确被德国军官占用过。他们的垃圾箱是一些洞，在地上挖的洞。里面有许多牡蛎壳，贵重食品的空罐头，首先是肥鹅肝和鱼子酱罐头。还有许多碎了的餐具。什么都被扔掉。餐具肯定是塞夫勒的产品，除了碎片以外，花纹完好无缺。那蓝色像我们某些孩子的眼睛一样是纯洁的蓝色。

当一本书结束时——我是指写完一本书时——你阅读时再不能说这书是你写的，不能说书里写了些什么，也不能说你怀着何种绝望或何种幸福感，是一次新发现还是你整个人的失败。因为，毕竟，在一本书里是看不见这些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均匀一致的，变得规规矩矩。书一旦完成并散发以后，它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它回归到初生时懵懂的纯洁之中。

与尚未写成的书单独相处，就是仍然处在人类的最初睡眠中。就是这样。也是与仍然荒芜的写作单独相处。试图不因此而死。这是在战争中独自待在防空洞里。但是没有祈祷，没有上帝，没有任何思想，只有这个疯狂的愿望：消灭德意志民族，直至最后一名纳粹。

写作永远没有参照，不然它就……它仿佛刚出世。粗野。独特。除了那些人，在书中出现的人，你在工作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者永远不会为他们惋惜。不，我对这有把握，不，写书，写作。因此通向舍弃的门永远敞开。作家的孤独中包含自杀。他甚至在自己的孤独中也是单身一人。永远不可思议。永远危险。是的，这是敢于出来喊叫所付的代价。

在房子里，我在二楼写作，我不在楼下写。后来却相反，我在一楼中央那个大房间里写，为的是不那么孤单，也许吧，我记不清了，也为了能看见花园。

书里有这个，书里的孤独是全世界的孤独。它无处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这种蔓延。和大家一样。孤独是这样一个东西，缺了它你一事无成。缺了它你什么也不瞧。它是一种思想方式，推理方式，但仅仅是日常思想。写作的功能中也有它，既然你每天都可以自杀，那你首先也许会想不要每天都自杀。这就是写书，不是孤独。我谈论孤独，但我当时并不孤单，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直至光明，这是苦役犯的工作：写作《法国副领事在拉合尔》。书写成了，被译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被保存了下来。在书中，副领事向麻风病开枪，向麻风病人、穷人和狗开枪，然后向白人，向白人总督开枪。他枪杀一切，除了她，一天早上溺死在三角洲的她，劳拉·瓦莱里·施泰因，沙塔拉和我童年的女王，驻永隆总督的这位妻子。

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书。它发生在拉合尔，也是在柬埔寨，在种植园，无处不在。《副领事》一开始就有一位十五岁的怀孕的女孩，这位安南姑娘被母亲赶了出来，在菩萨蓝色大理石的山区里游荡。后来如何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地方，寻找我从未去过的这座菩萨的山。我的书桌上摆着地图，我循着乞丐和孩子们走的小路寻找，孩子们两腿无力，目光呆滞。他们被母亲所抛弃，捡垃圾充饥。这本书很难写。不可能做提纲来表述苦难的深度，因为没有引发这苦难的明显事件。这里只有饥饿和痛苦。

野蛮的事件之间没有联系，因此始终没有计划。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计划。从来没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没有，一次也没有。

我每天早上写作。但没有任何时间表。从来没有。除非是做饭。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食物沸腾或避免烧焦。对于书我也心里有数。我发誓。用一切发誓。我从未在书里说谎。甚至也从未在生活里说谎。除了对男人。从来没有。这是因为母亲以前吓唬我说，谎言会杀死说谎的孩子。

我想这正是我责怪书籍的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并不自由。通过文字就能看出来：书被制作、被组织、被管辖，可以说变得规规矩矩。这是作家经常对自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还有几代人死气沉沉，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我不知道书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有书时我们知道。没有书时，我们知道，好比知道我们活着，还没有死。

每本书和每位作家一样，有一段艰难的、无法绕过的行程。他必须下决心将这个失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真正的、不撒谎的书。孤独，我还不知道它后来如何。我还不能谈论它。我相信的是这种孤独变得平凡，天长日久变得平庸，而这很幸运。

当我第一次谈到法国驻拉合尔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副领事之间的恋情，我感到毁坏了这本书，使它辜负了期望。可是没有，它不仅站住了，而且不负所望。作家也有失误，像这种失误，它实际上是机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误使人欣喜，就连其他的失误，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浅易的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别人的书，我往往觉得很“干净”，但常常仿佛出自毫无危险的古典主义。大概该用“必然”一词。我不知道。

我平生读得最多的书，我独自阅读的书，是男人写的书。是米什莱。米什莱，还是米什莱，催人泪下。也有政治书籍，但较少。圣朱斯特，司汤达，但奇怪的是没有巴尔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圣经中的《旧约》。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摆脱人们可能称作的危机，神经性危机或迟缓、衰落的危机，它仿佛是虚假的睡眠。孤独也是这个。一种写作。而阅读就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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