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灰帽子”，一群人辛酸的共用符号

陈徒手 文 | 先知书店 编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五年，正是艰难的转折年头，这五年貌似平淡，看上去没有了往常运动的大折腾，但像是大病过后的喘息，酝酿风暴前的平静，对于受害者、当事者而言，这种间歇期同样有令人窒息的小波澜和小动荡。

相对于宏大的叙事热点的关注，史家们在著述中往往容易忽略这五年，在仅有的一些著作中也多是在广州会议等问题上着墨较多，对这五年全面的政治演变、人情世态的微观呈现及研究较少见到。

在描述“这五年”政治形态的方面，《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首次突破已有的叙说框架，以个体的珍贵体验和笔触深入到每一个年轮、每一个关键事例，突显“这五年”普通国人惶恐不安的心理起伏线，完整地覆盖了“这五年”风雨侵袭的范围。

这就弥补了原来史料作品在“这五年”上的空缺，给年轻的读者提供了一扇不可多得、读懂当代史的宝贵窗口。

▌历史的“帽子”没了，人心的“帽子”却还在

一段流逝的历史阶段，不怕笼统地评说、空洞地议论，最怕没有充足的实证，没有真实的内心坦露。《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既充分地显露了“这五年”的社会图景，也呈现了作者一步一踉跄的心灵折磨小史。

我读完之后有一种沁入心脾的凉意，有一种跌入人性深渊的痛感，更有感于邵先生题记中所说的“人间忧患诚如海”的浩瀚愁绪。

1958年3月，“戴帽”定案后，下放劳改前

今年的出版物中，像《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这样耽于深度反思的作品并不多见，它测试历史深度及人间温度的稀缺品质，也未被更多读者认知，八旬作者写作的良苦用心也没有适时为人们周知，特别是如何被更年轻的一代读者所理解和吸纳。

高龄作者在电脑前一笔一画地敲打出来，其间的辛苦可以想象；一本好书的问世本身就颇费周折，作者和编者都有“把千言万语交付它”的深意和托付。

现在不少书籍读之如浮水、如飘叶，很难进入人的内心，邵先生的新著却值得花费时间去领会，从高远的人性角度、悲悯的历史空间去体悟。

▌沉重的“灰帽子”：一群人辛酸的共用符号

“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词语，色彩之准，定位之巧，应该会为当代治史者所记取并认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帽子，人前背后被视作“摘帽”，依旧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歧视性帽子。

邵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属于“非典型”，因为更多的摘帽者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他能返回到中央电台工作，应算是少见的个案，但依旧感受到被隔膜的痛楚，见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习惯于独来独往，狠心地把自己关闭起来。

最关键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来祸害的“罪证”，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竟成了千百万“待罪之鱼”宿命的叙事模式，只能无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随大波、逐恶流。

左起，邵燕祥、章、钱理群

邵先生仔细记录了“冒头”挨打、控制异端的一桩桩事例。

譬如，中央电台播音组丁一岚身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夫人，也要被迫在会上交心说，某个观点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没说出来过。某副主任当时严正地指出：心里有这种想法也是不行。邵先生在书中点出副主任这种诛心之论的霸道样子，实际上是单位日常斗争的常态：“出语凌厉，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灰帽子”们学会尽量少说话，不能让自己的言行随意上人家的“秋后小账本”，以求得一种“异样”的安全感，反而会因为自己“变异”而在“互相伤害”环境中谋得难得的安宁。

邵先生只能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吴小如这样的老友面前，恢复自由地倾诉和聆听，他1972年写的诗句“求友应从生死场”，说的正是交友之难之苦，反映干涸车辙里相濡以沫的垂死鱼之交。

有一笔最为难忘：1958年广播局局长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谢文秀问及情况，谢文秀向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指邵燕祥）怎么会带上那顶帽子呢？”

梅益说了一句“惊天”话语：“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带上那顶帽子的。”

联系到动荡年代梅益的悲惨遭遇，他说的这句话确实有惊人的预见性，表明他亲历深知残酷无情的斗争之后的洞察力和悲观程度。

邵先生特地写到侯宝林、马季所在的说唱团，称之为“保持人味的园地”，因为曲艺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较低，较能真诚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处中能欣然迎接，笑脸相向。

我读到此章节时，泪花忍不住流淌出来，这在阅读本书时是唯一的特殊感触，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却的一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