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了，骂她的人真该闭嘴了

还记得那个以一己之力对性侵犯公开抗争，却被冠上“日本之耻”的伊藤诗织吗？

很多人对她的印象来自那张照片：

在法院门口，手举“胜诉”二字，眼眶微红，以疲惫的微笑宣布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但多数人未必能了解到，这张宣告胜利的照片背后，是99%的苦涩碾压了那1%的喜悦。

程序正义的结果当然重要。

但要推动这个程序生效，到底需要多大的力气和代价？没有人真的体验过。

伊藤诗织选择了成为那个人。

为了给自己一个答案，也为了给人类一个更好的明天，她用自己瘦弱的躯体，去承受、揭示“黑箱”里的结构，是如何对一个普通人施予层层压迫。

5年后的今天，一部由诗织本人亲自记录、展示整个抗争进程的纪录片《黑箱日记》，在结尾再次呈现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看完纪录片再看这一幕，你才会懂她能走到这里，已无异于奇迹。

不管你是否对这场胜利感同身受，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明白背后的意义——

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她对抗的是什么。

这是一场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必输的战争。

包括那位自信的敌人。

《日本之耻》

先看一组数据。

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以每100万人为单位，英国是510件，而日本仅有10件。

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安全？

当然不是。

遭遇强奸后选择报警的人寥寥无几，只因这个国家对女性的规训，让她们被巨大的羞耻和恐惧包围，选择独自吞咽痛苦也不愿让他人知晓。

这在日本甚至成为一种隐秘的社会共识。

性侵害往往发生在“黑箱”之中。

这是一名负责伊藤诗织案件的检察官说的话，事件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这种情况称作“黑箱”。而在黑箱里，暴力和伤害能肆意发生，但很难被证明。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默认，“黑箱”无法被打破，或者打破它需要无上的代价，那代价是一个人无法承担的。

伊藤诗织之所以成为孤胆英雄，正是因为她打开了那个无人敢碰的“黑箱”。

日本法律过去将强奸定义为“强制性交”，这导致法律很难有效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和尊严，而让受害者的上诉极其困难，既要证明犯罪者使用了暴力、威胁、药物或酒精等强迫性手段，又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同意。

这默认着一个逻辑，犯罪过程中的反抗是无效的，伤害发生后“反抗”却要成为衡量受害者是否同意的唯一标准。

证明反抗之后呢，法律途径就会成为救命稻草？

很遗憾，在取证的过程中受害者大概率会遭受又一次伤害——

日本警方开展调查时，往往采用一种用假人进行强奸案现场复原的手法，除了一遍遍复述事件，诗织还被要求躺在软垫上，男警官将等身大的假人放在她身上，试图还原当时的情形。

《黑箱日记》，字幕@華堅馮力士，下同

越过这些重重障碍，诗织终于扒开了“黑箱”的一道缝隙。

不仅给出了明确的反抗——

第一次：在出租车上，诗织就对司机明确表示，我要下车，我要回家。

这也得到了司机的证实。

第二次：到达酒店后，诗织并没有任何主动下车的动作。山口下车后，半个身子钻进车里拉扯了很久，呈现出用力感。里面的人要么失去意识，要么在对抗，才会造成这种下车困难，无论哪种都是非自愿性质。

监控完全记录了山口强迫、拖拽着诗织走进酒店的全过程。

第三次，发现山口的意图后，诗织用日语表示拒绝，无果，进而用英语辱骂他，制止他。

受害后还要保持强大的心理坚持上诉、取证、维权。

而回应呢？同样明确。

警方本已有了充实的证据，手握逮捕令准备逮捕山口敬之，但在实施前一刻被警视厅高层叫停。一年之后，东京地方检察厅对此案做出证据不充分、不予刑事起诉的裁决。

艰难走出了犯罪现场，走出了上诉过程的二次伤害，但还是绕不过陈旧的司法系统，同时黑箱展露出隐藏着的更为庞大的身躯，背后还有一双翻云覆雨的权力之手。

就像诗织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连向眼前那看不见的巨大力量蓄势发起挑战，似乎都是不被允许的。”

打开黑箱后，敌人反而成了薛定谔的猫，彰显权威时它无处不在，但指控它时，它又消失了。

这也回答了那个问题，为什么女性反抗性暴力的战争总是无法获胜？

父权制总能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在社会中运行。

在高位的施害者有太多脱罪的话语和手段，毕竟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早已渗透进方方面面，受害者的yes和no都不由自己定义，甚至于no不仅无法表达no，还能被“权威”曲解成yes。

反抗者反而成“出头鸟”，矛头一转，演变为一场对于女性的猎巫。

当敌人变成整个社会的共谋，女性更加举步维艰。

于是诗织选择更加决绝的姿态——

站到台前，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开指控山口敬之对她实施性侵。

“我认为我已经试过了一切我能走过的路，公之于众是我最后的选择。”

于是，伊藤诗织，成为了日本第一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

伊藤诗织最初选择召开发布会，想打破那堵高墙，发自一种女性本能。

她不愿自己只是报道里一个不见其名、不见其貌的“女受害人”，也害怕讲述自己的遭遇后要背负“受害者”的名号生活。

但她又想到那些痛失所爱的人，仍选择讲述逝者故事、还原她们面目的遗属们。

“让那些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变得越少越好。我不愿任何人再体验这份痛苦。决不让这种遭遇，作为‘常有的事’，落得敷衍收场。”

这让我想到台湾me too运动，大牙曝光陈建州性骚扰被恐吓后，郭源元站出来控诉自己也曾遭遇骚扰。

“现在决定说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想让大牙只有一个人。”

女性反抗压迫的斗争，往往都不是一个人的战争，她身后站着的是无数个她。

但某种程度，这场战争又只是她一个人的战争。

哪怕结构性的敌人已然明晰，个人具体生活中依然有无法剥离的隐痛，个人要为之付出的代价依然是难以想象的。

比如，真正的战争还未打响，就已经出现的裂痕，而这裂痕恰恰来自她最亲密的家人。

母亲和妹妹都不愿意诗织“抛头露面”，父亲则说：“比起去向社会宣战，我更希望你作为一个人，获得人生的幸福。”

诗织曾说，强奸，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杀戮。每个人都有自己“还魂”的方法。在我，则是追求真相，揭示真相。

而诗织要做的，除了治愈自己的灵魂，还要努力在这场战斗中活下去。

在黑箱的凝视下，女性在日常中活着就要耗费许多力气，而一场对抗黑箱的战争中，活下去更是需要绵绵不绝的力气和勇气。

如果之前那部《日本之耻》是一双叩问社会的眼睛，那这部《黑箱日记》补全的就是打开黑箱后的诗织如何生存下来。

一面是以一己之力改写日本法律，一面是日本右翼攻击的日本之“耻”，这其中无法忽视的是社会强迫她支付的宣战的代价——

因为记者会上衬衣少扣了一枚纽扣，网络暴力和荡妇羞辱纷至沓来。

私人生活被完全掠夺，家里总会出现摄像头、录音器，楼下总是长时间停着同一辆神秘面包车，甚至时常遭受着死亡威胁。

不少人劝告诗织，一旦报了案，你在新闻行业里，甚至在日本，恐怕都难以立足。

因为她的敌人，山口敬之，是一个能左右执法流程的权势者，是行业里的权威人士，还是日本首相的好友，有复杂的政坛背景。

在这悬殊的地位和力量差面前，是可想而知的绝望。

更可笑的是，当一颗易碎的鸡蛋与高墙展开对峙时，竟然还有其他同样易碎的鸡蛋，选择站高墙。

“你凭什么敢反抗，你的反抗一定意有所图。”

这些还不是战斗过程中最有挑战的，更具毁灭性的是那些沉重而复杂的矛盾瞬间。

友人告诉诗织，你再也不会如往日那样笑了。诗织才惊觉，自己从四年前事发后再也没看到樱花。

不是生活中没有遇到樱花。

樱花就在那里，但它已经变成不可触碰的痛，你的身体选择让它消失。

诗织并不称呼自己为受害者，而是幸存者。

相比大家更愿意相信的受害者形象——“身穿白色衬衫，扣子密密实实扣到卡住下巴，脸上带着一抹忧伤之色”，诗织表示，绝不愿生活在别人擅自规定的“受害者模板”之中，更不愿自己被性侵害带来的恐惧和脆弱牵着鼻子走。

也有人认为受害者应该保持愤怒，因为你选择站在了公众面前，你应该像个战士。

这种对受害者愤怒的勒索甚至会转化为质疑和不满，你为什么不足够愤怒，你不该如此。

当你选择站在公共视野里，每个人都开始对你进行揣测和定义。

但只有诗织拥有这个自我定义的权利。

她更希望还原出的，是那个作为新闻记者的自我。将自己抽离，更加客观更加专业更具公信力地去谈论这件事——

“在受害的当时，愤怒悉数指向了对性暴力姑息纵容的司法系统，以及对受害者提供社会援助制度的薄弱。反倒是对实施性侵的加害者本人，再也拿不出一丝力气去宣泄愤怒。”

不是不愤怒，只是没有力气。

跟随《黑箱日记》触及诗织的日常生活，看到她不退缩战斗的同时，同样也在害怕与恐惧。脆弱的那一面，是勇敢真实而复杂的内涵。

《黑箱日记》也暴露出一个残酷事实，就是一部分看起来“帮助”她的人，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共谋者。

比如那个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战友”，A警官。

如果没有这部纪录片，外界会认为A警官是一位绝对的正义之士，是黑箱中少有的良心。

但当你看了诗织的日常，看了片中记录的那么多过程细节时，你会发现A呈现出另一种面目——他一边热络地关心诗织吃没吃饭，一边开起了两性玩笑，让诗织和他结婚。

“如果要我背叛我的组织去帮你，那你嫁给我的话，可以哦。”

尽管A前期有跟诗织表现出他跟组织存在矛盾，表示过自己想帮她。

但别忘了，他也确确实实是这个组织的一员，也是手握诗织案件走向的上位者之人。

同样的，那个在最后阶段决定公开指证山口的酒店门卫，一边表示愿意承担风险，一边说“你应该高兴那晚是我值班”，隐隐有种认为对方该感恩戴德的意味。

但他全然忘记了，他本有着阻止这次犯罪行为的机会。

梦魇挥之不去，诗织下意识地微笑、感谢、附和，挂掉电话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无法拒绝”的东亚魔咒仍然像一层沉重的壳附着在她身上。

2017年9月，东京检察审查会再次驳回了诗织的起诉，诗织转提民事诉讼。

2017年日本首次改革了强奸法，加大了对性犯罪的惩处力度；之后2023年日本再次对性犯罪法律进行修订，“强制性交罪”被改为“非自愿性交罪”；性同意年龄从13岁上调至16岁，首次将窥淫癖定为刑事犯罪。

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裁决，诗织胜诉，山口敬之赔偿其330万日元，同时驳回山口控告诗织侵犯名誉的起诉。

一场写定无法取胜的战争终于获得了阶段性胜利。而这距离侵害发生，早已过去了4年。

诗织表明，这次判决结果并不代表所发生的一切会消失，案件结束，但不代表着我曾受到的伤害就停止了。

这并不是无端的控诉，山口在之后依然身居高位，丝毫不受影响，还公开表示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甚至于当时诗织就坐在台下，她面色平静，好像只是一个工作的记者。

胜诉并不代表所发生的一切会消失，也不代表过去的一切会改变。

2022年7月，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同一天，最高法院核准了诗织的胜诉。

从25岁到33岁，胜利终于来了。锲而不舍的行动，终于激起社会的涟漪。

诗织最初尝试依靠日本媒体，得到的回复是你的问题太过私人太过敏感，不适合公开讨论。发布会后，她的私人生活全面失守，才终于有了获得现实影响和社会关注的可能。

与之相对应的是，她不得不投身于私人生活的重建，哪怕这些生活同时有好的和不好的方面。

连她的男友都会质疑她的控诉是否为作秀。

有时连诗织自己也会质疑，“从法律角度来说，我或许打赢了那些言论；但从内心角度，我早已干涸。”

胜诉的现场，一个女性冲着诗织大喊：你把自己弄得像个偶像，你在作秀。

但同时，在女性记者的交流会上，一群命运与共的女性媒体人聚集在一起，有人表示自己曾经也遭受过性侵犯，但是没有勇气揭发，有人对诗织道谢，你做了我们应该做但没有勇气做的事。

诗织在台上泣不成声：

以前站在公众面前的我像赤身裸体，今天是我第一次被盖上了毯子。

这就是这场战争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社会讨论，得到的有益于公众的结果。

其正向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

飘之前看到过一段来自北师大张莉老师的演讲。

她说她有一次上文学课讲鲁迅的《伤逝》，一对青年男女在热恋后同居，男主人公感受到生活的困顿后，想分手，他说：“我厌倦了川流不息地吃饭。”

课堂上的一位男同学万分共鸣，而一名女生站起来说，当她读到“厌倦了川流不息地吃饭”时，她仿佛看见了那位女主人公，在川流不息地做饭。

她为那位沉默的、川流不息地做饭的女主人公感到窒息。

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摆脱“失语”，去看到那些看不见的女性痛苦。

吃饭背后的做饭，我们已然有能力识别。

在女性共同体的探索下，我们川流不息地重建着没有女性缺失的日常。

但是就像这场战争最初预计无法取胜的底色一样，就算敌人已经清晰可辨，结构性的压迫已然明晰，胜利也总是无法一锤定音。

我们能在生活的很多个瞬间感觉到这种无力感。

我们已经睁开眼睛，发现世界倾斜的本质，为那些不正义呐喊、质问、愤怒。

我们的姿态终于昂扬，但总是一拳打在棉花上，而巨大后坐力带来的攻击惯性，往往又施加在了同行的女性伙伴身上。

归根究底，我们不相信一个人能带来广泛的结构性改变。所以总是希望抱团取暖，希望甚至强求大家应该站在一条起跑线。

好的是，伊藤诗织成功战斗到了最后，虽然她本不该是战士。

那么现在，我们睁开了眼睛，也找到了那个寄托女性力量的榜样，我们就能改变现实了吗？

不会，因为这条路就是这样，感到无力又总有力量，失望的同时又怀有希望。

别气馁，这一切是有用的，它让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最后，这场战争的胜利会由我们每一个人决定。

诗织踏出了第一步。

她身后，还有无数个紧随其后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