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投资成企业出海“助推器”？什么是影响力投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陆跃玲 香港报道

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正在给全球金融行业带来变革，越来越多的资金希望在追求财务回报的同时，希望在环境和社会发展议题方面实现正面影响。研究机构预测，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投资预计到 2030 年，将保持每年18% 以上的速度增长。

当前，全球影响力投资是何趋势？影响力投资的钱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中国企业出海如何适应影响力投资对企业责任的要求？在近日于香港举办的2025年影响力投资国际论坛上，与会嘉宾针对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科技部原副部长张来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影响力投资在全球是一个先进性的投资理念，可以把先进理念与我国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更好推动国外资金“引进来”与中国资金“走出去”。同时，在当前民间资金活跃度下降的情况下，影响力投资也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资金渠道。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中国在影响力投资方面有很多贡献，例如绿色转型、新能源出海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通投资等，只是没有使用影响力投资的概念，需要主动对接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未来，还应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国企等主体的引导作用，带动更多市场力量参与到影响力投资实践中。

全球影响力投资规模增长迅速

“影响力投资”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07年首次提出。与传统的财务投资相比，影响力投资在追求财务回报的同时，希望能对环境或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而与公益/慈善投资相比，影响力投资仍然追求获得合理的财务回报。因此，影响力投资更像是财务投资与公益投资的折衷方案，试图以市场的手段，弥补过往由于追逐利润所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如气候变暖、贫富差距等）。

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与ESG投资、社会责任投资、可持续投资等概念存在一定重合，但各有侧重。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认为，ESG投资主要是二级市场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提出的要求，对上市公司来说是被动的；而影响力投资主要是PE、VC等直接投资者们的一种诉求，他们主动地希望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不单是考虑财务的回报，也要考虑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诉求。

目前，影响力投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农业、绿色技术、医疗保健、教育乃至住房（如保障性住房）等。由于各个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不同，因此影响力投资也各有侧重，例如在中国，绿色转型（包括能源、绿色技术等）相关的投资发展较快，日本注重应对养老化的投资，在非洲国家则更多聚焦农业等。

全球影响力投资的规模正在迅速增长。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2024 年影响力投资市场规模》报告数据，截至 2023 年底，全球影响力投资市场规模已达到 1.571 万亿美元，相比 2022 年（1.164 万亿美元）增长了 35%。香港金融发展局在本届论坛上分享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全球影响力投资市场规模达到将近1.6万亿美元，在过去五年当中，调查受访者影响力投资管理规模每年增长14%。在亚洲，影响力投资者的数量在过去五年急剧提升，从2019年的124家，增加到2024年的156家。

影响力投资钱从哪儿来？

影响力投资的钱从哪儿来？家族办公室和混合融资是两个被提及的高频词。在国际市场，家族办公室是影响力投资领先的资本供给方，这是因为家族办公室更有可能拥有明确的价值观和传承的概念，会更优先考虑影响力。

混合融资则是由公共财政资金，开发性金融机构资金，商业银行资金以及慈善基金、家族基金等共同组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宋微曾在《混合融资——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模式》一文中指出，混合融资指的是通过战略性使用公共资金和慈善捐助，动员私营资本参与新兴和前沿市场，旨在扩大发展资金规模、推动发展援助项目的可持续化。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代表处可持续金融总监李晓真认为，混合融资的发展可以帮助动员更多私人财富用于社会公益。混合融资结合了不同的风险和回报水平，对于那些产生较大社会和环境影响力的行业而言，是解决其融资缺口的重要工具。

贝多广认为，目前我国提出的很多国家战略，比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双碳”战略等，与影响力投资的目标非常一致。体现在金融领域，我国提出了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但仍是以政府主导为主。贝多广认为，中国企业在影响力投资实践方面仍处于萌芽阶段，未来应该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国企等主体的引导作用，撬动更多市场资金参与进来，发挥市场资金的高效配置作用，更好推动绿色转型、乡村振兴的发展。

影响力投资需要牺牲财务回报吗？

影响力投资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要放弃财务收益。张来武认为，影响力投资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存在财务效益跟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之间的“跷跷板效应”，经常要放弃一定的财务效益获得社会效益，这意味着影响力投资的增长将会面临瓶颈，必须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解决。

张来武认为，数字化就是解决这一约束的关键工具，“人类从工业化走向了数字化，迎来了解决这一双重约束的历史时机”。理论层面，张来武认为，传统经济学是工业化思维，资本必须是逐利的，是以“物”为中心的经济学理论；而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学理论，是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学，人的情感、梦想、体验是刚需，以人类体验价值为核心，而不是单个产品为核心，企业若能满足这种精神性的需求，则可以不用牺牲原来的商业效益，还能带来第二圈层的收益。在实践层面，数据要素可以替代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实现智能化和共享，因此，以人的体验价值为核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是可操作的，当今人工智能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在数据要素赋能下，将带来新的生产力的财富增值，还能因为附着在商品上的精神价值而产生额外收益。“董宇辉卖农产品，这是新的体验价值，董宇辉的知识、情怀打动人心，创造价值实现，这样的新主流将带来新财富。”张来武表示。

影响力投资成企业出海的“助推器”？

企业出海拓展过程中为什么需要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在帮助企业出海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贝多广认为，企业需要尽早改变以往靠低成本优势获得市场的观念，而需要投入更多精力经营企业在当地的社会影响。“成本低、东西便宜，以前我们觉得是优势，但近期发生的一些案例说明，不注重社会影响可能带来一种负面作用。”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高级课程主任吴岸认为，影响力投资是供应链出海的助推剂，这在当前尤其重要。企业如果忽略所在国的利益，容易给公司在当地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冲击。当前的企业出海，不仅要考察当地的市场需求，还要做到“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文化认同和习惯，要思考企业对当地社区能带来何种贡献。吴岸认为，影响力可能不一定直接体现对企业生意的帮助上，但如果缺少影响力投资的驱动，那么企业在人才和文化方面的准备都是不足的。因此，影响力投资不仅是帮助企业在外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更是构建企业在全球化市场中的成熟度。

新能源是我国企业出海的重要领域。在影响力投资实践方面，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杰表示，建设零碳双边产业园正成为新能源出海影响力投资的重要模式和抓手，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张杰认为，首先零碳就是一种影响力投资，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做。其次以园区的形式“走出去”，一方面可以通过整体抱团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能更好地应对风险，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NGO组织去了解当地社区需要什么，从能力建设、顶层设计、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投融资方面获取“软支持”。另一方面园区模式对当地的GDP增长、产业发展的贡献最大，较受当地政府的欢迎。张杰认为，零碳园区落地时，要解决园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建筑基础设施问题，这三者过去是传统基建，未来必须要重塑新的投资模式，实现零碳基建。

据悉，本次论坛由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香港基金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全球创新中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上海投资与技术促进中心、世界中小企业联合会5家机构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