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盗窃”犯罪的检察应对

摘 要： 司法实践中，“多次盗窃”被视为行为犯，次数认定较为严苛，刑事处罚相对严厉，不符合轻罪治理的时代要求。 建议针对“多次盗窃”定罪量刑中的突出问题，构建“次数+数额+情节”一体的立案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不起诉标准、缓刑适用标准，适当限缩打击范围、稀释刑罚的强度，在司法办案中彰显法治温度、司法善意。 深入分析“多次盗窃”犯罪中的深层矛盾，防患未然，促进溯源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关键词：轻罪治理 多次盗窃 次数认定 罚金刑

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检察机关起诉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由1999 年的16.2 万人降至2020 年的5.7万人、2021 年的5.3 万人。［1］2021 年，被判处3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占比14.89%，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缓刑、单处附加刑的轻刑案件占比 85.11%［2］，轻罪［3］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相对于重罪治理，轻罪治理更考验司法人员对刑事政策、法治理念和社会治理观的整体把握。如何在司法办案中彰显法治温度、司法善意，提升治理效能，是轻罪治理背景下值得探讨的新课题。本文以“多次盗窃”为视角，探索提出轻罪治理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

一、“多次盗窃”犯罪的司法样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 “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列为与“多次盗窃”并列的非数额型盗窃定罪模式。4 种行为中，入户盗窃还侵犯住所安宁，携带凶器盗窃存在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现实可能性，扒窃触犯了贴身禁忌。那么，何种“多次盗窃”具有与上述3 类行为同质的违法性，理论上争议较大。为呈现“多次盗窃”犯罪的实然样貌，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2022 年的生效裁判文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2022”“多次盗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盗窃罪”为关键词，共检索出150 篇裁判文书，“多次盗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犯罪主体前科劣迹占比高

150 件案件共涉及被告人159 人，其中累犯、犯罪前科及前罪未执行完毕的74 人，占比 46.54%。不少人因盗窃犯罪“二进宫”乃至“三进宫”，刑满释放不久又走上犯罪道路。

（二）犯罪行为以“小额多次”为主

若参考我国大多数地区2000 元的“数额较大”入罪标准，150 件案件中犯罪金额未达2000 元的共104件，占比69.33%。2001 元及以上的18 件，还有28 件因赃物无法核价等原因未认定具体犯罪金额。从盗窃次数看，盗窃3-5 次的占比77.33%。简言之，约7 成的“多次盗窃”犯罪盗窃次数不满5 次，盗窃金额未达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数额较大”标准。

（三）刑事处罚相对严厉

根据近3 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我国1 年以上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决率约为23%，不满1 年有期徒刑判决率约为17%，拘役判决率约为15%，缓刑判决率约为25%。［4］然而，法定刑为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多次盗窃”以相对严厉的监禁刑为主：150 件案件159 个被告人中，被判处有期徒刑99 人，其中1 年以上3 年以下有期徒刑5 人，占比 3.14%；不满1 年有期徒刑94 人，占比59.12%，高于全国平均数42 个百分点；拘役21 人，占比13.21%，低于全国平均数约2个百分点；缓刑26 人，缓刑判决率16.35%，低于全国平均数约9 个百分点。此外，还有13 人被判处罚金刑，罚金判决率8.17%。

二、“多次盗窃”犯罪定罪量刑的若干问题 （一）将“多次盗窃”视为行为犯的倾向有待商榷

一些地方性规范文件指出，“多次盗窃”是指在两年内实施3 次以上盗窃行为，但数额累计未达到较大以上的情形。［5］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扒窃，属于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4 种行为之一，就构成盗窃犯罪，不以取得财物为既遂的标准。［6］从公开的裁判文书看，将“多次盗窃”视为行为犯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未窃得财物的行为纳入次数认定；另一方面 ，财物价值不影响次数认定。这种不考虑侵犯法益的严重性，将“多次盗窃”视为行为犯的倾向有待商榷。

从“多次盗窃”历史变迁看，定罪量刑始终与盗窃数额或犯罪情节密不可分。1979 年刑法中的盗窃罪是绝对的数额犯，“多次盗窃”仅在累计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时才定罪处罚。1992 年“两高”《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将“多次盗窃”纳入惩治范围，但适用范围限定为“多次扒窃”和“入户盗窃多次”。1997 年刑法建立了“多次盗窃”“数额较大”二元定罪模式，为确保“多次盗窃”与“数额较大”具有同质的违法性，司法解释进一步限制了“多次盗窃”的适用范围，即1 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 次以上的，认定为“多次盗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原来作为 “多次盗窃”限定条件的“入户盗窃”“扒窃”独立治罪，并不意味着无须考虑“多次盗窃”行为的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在对“多次盗窃”进行司法解释时，有意见主张，“多次盗窃”无论被盗财物数额多少、情节如何，应当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一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7］不论是否窃得财物、不论盗窃何种价值的财物一律入罪的做法，不符合立法本意。

（二）次数认定不考虑概括故意扩张了打击范围

基于一个概括的犯罪故意，实施了若干个盗窃行为的，能否认定为一次盗窃，理论界有不同意见。有学者主张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针对同一被害人所实施的盗窃才是一次盗窃［8］。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结合主客观两个方面，如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时间、地点的相对集中性等进行实质判断［9］。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2016 年3 月《关于 “多次盗窃”中“次”如何认定的法律适用请示》的答复意见主张实质判断。从收集的2022 年生效裁判文书看，一般立足于客观主义和行为刑法立场，次数认定以不考虑概括故意为原则、认定概括故意为例外。150 件案件中，共 11 件案件被告人在同一时间段，同一街道、商超或村庄连续作案，仅1 件以概括故意认定次数，其余10 件均按盗窃行为数认定次数。

这种不考虑概括故意认定次数的做法，可能不当扩张了“多次盗窃”的打击范围。盗窃罪的保护对象是具有较大价值的财产法益，“多次盗窃”却将次数作为入罪标准，说明次数反映了行为的应受惩治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正如1984 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要把偶尔失足的，同多次盗窃的加以区别，要把一般盗窃，同惯窃、重大盗窃加以区别。简言之，“多次盗窃”的“次数”应当具有屡教不改、作案时间跨度长、盗窃恶习深等特征。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就指出，“同个晚上在同一条或相接壤的马路上连续盗窃多辆汽车内的物品的，可以认定为一次盗窃；同个晚上在同一个小区内连续盗窃多辆自行车的，可以认定为一次盗窃”［10］。基于概括的犯罪故意，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连续实施盗窃行为的，不宜认定为多次。

（三）小额重罚合理性存疑

有学者在136570 个盗窃案件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1806 份判决书研究发现，当盗窃数额小于等于40 万元时，盗窃罪的“涉案金额”基准罚金刑金额＝872.13＋0.32×盗窃数额。［11］ 鉴于绝大多数“多次盗窃”的“涉案金额”低于2000 元，若参照这一公式，则基准罚金应当少于1512 元。但实践中“多次盗窃”罚金刑多高于1512 元。150 件案件159 个被告人中，被判处1500 元以下罚金的53 人，仅占33.33%。罚金1500 元以上的占106 人，占比66.67%，其中，罚金1501-2000元的55人、2001 -3000元的30人、3001-4000元的9人、4001-10000 元的12 人。

“多次盗窃”罚金刑畸重的根本原因在于罚金刑上限过高。2013 年“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 条明确了罚金刑计算规则，有犯罪数额的，“应当在一千元以上盗窃数额的二倍以下判处罚金”。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额无法计算的，“应当在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刑事审判参考》“蒲长才盗窃案”明确了“多次盗窃”属于非数额型犯罪，应当“在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使得“多次盗窃”罚金刑上限高达十万元，带来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多次盗窃”主刑、罚金刑与侵犯法益、犯罪恶性不匹配等“小额重罚”倾向，往往引发民众质疑，一些同案不同判、合法却不合理的裁判还影响了司法权威。

三、轻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盗窃”犯罪的检察应对

近 20 年来我国刑事立法活动呈现出明显的轻罪治理特征，体现为轻罪数量增加，犯罪圈层扩大；预防性司法理念明显，犯罪门槛降低。轻罪治理的目的更多是防患于未然，而非增设犯罪。［12］针对“多次盗窃”定罪量刑中的突出问题，应自觉适应轻罪治理的时代要求，统一执法尺度，强化行刑衔接，推动诉源治理，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处理好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

未达“数额较大”标准的“多次盗窃”和行政处罚之间有犬牙交织之处， “多次盗窃”上升为犯罪，应当结合犯罪数额、犯罪情节等因素综合认定。建议地市级或省级层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先行先试，探索建立“次数+数额+情节”一体的“多次盗窃”立案标准，处理好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对于盗窃三次且涉案数额未达当地“数额较大”标准四分之一，且有以下情形的，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5 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不予立案：（1）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初犯、偶犯；（2）发生在亲友、邻里、同学、同事之间的小额盗窃并获得被害人谅解的；（3）因保暖或充饥盗窃少量生活用品的、废旧用品等价值不大财物的；（4）归案前主动将原物放回原处或归还被害人，或积极退赃退赔的；（5）其他犯罪情节轻微的。

（二）处理好从宽与从严的关系

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对累犯、前罪尚未执行完毕的再犯，被行政处罚后一年内又再次盗窃他人财物等主观恶性较重的，在医院盗窃病人及其亲友财物，盗窃救灾抢险优抚等财物的，涉案数额较大或采取破坏性手段盗窃等情节恶劣的，原则上应配置监禁刑，坚决予以惩治。另一方面，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通过公检法联合发文形式就次数认定标准、不起诉标准、缓刑适用标准等统一执法尺度，适当限缩打击范围、稀释刑罚的强度。建议对“多次盗窃”犯罪数额未达当地“数额较大”标准二分之一的，若行为人是初犯、偶犯，案发后认罪悔罪，积极退赃退赔，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适用不起诉。综合考虑盗窃次数、盗窃数额、前科劣迹，盗窃手段、对象、后果等情节，建立缓刑适用规则。探索制定非数额型罚金型裁量规则，积极扭转“小额重罚”的现状，建议“多次盗窃”涉案金额未达当地数额较大标准四分之一的，罚金原则上为1000 元。涉案金额未达当地数额较大标准二分之一的，罚金原则上不超过2000 元。

（三）处理好检察权的能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

作为传统的刑事检察业务，盗窃等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具有被动受理的特点，但一放了之、一捕了之、一诉了之并不符合轻罪治理的时代要求。要处理好检察权的能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深入分析“多次盗窃”案件中的深层矛盾，防患未然，促进溯源治理。对于不起诉案件，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如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建立了不起诉移送行政处罚衔接工作规定、不起诉非刑罚处罚工作指引，对被不起诉人进行行政处罚的同时，制定公益劳动、社会服务等任务，强化了行刑衔接，织密社会治理法网。针对多次盗窃犯罪主体前科劣迹占比高，检察机关应主动作为，可建议相关社会保障部门将一些刑满释放、无固定生活来源的行为人纳入社会低保体系，帮助提升职业技能，积极防范其再次走上犯罪道路。针对一些自助购物领域暴露出一些安全隐患和监管漏洞，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和普法宣传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建议自助购物商家在自助结账区、商品被盗高发区等区域张贴显著提醒标志， 督促经营者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防止普通人因为一念之差触犯刑法，从源头上规制盗窃行为。

*作者徐清，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226001］

来源：《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