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刻苦、淡泊名利的明史学家——记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先生

耄耋之年的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先生老当益壮，如今依然每天前往办公室，从事十几个小时的明史研究工作，熟悉先生的人无不被他勤奋刻苦、淡泊名利、平易近人的精神品格所感动。

　　南炳文先生1942年出生于河北省农村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1961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当时南开历史系师资力量雄厚，郑天挺、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著名史学家都在这里执教。年轻的南炳文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功课，课余不断向各位老师请教，并在他们的指引下逐渐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大学毕业后，南先生于1968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71年初调回母校历史系。其后，他又被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与修订《中国通史》明代部分陈列大纲和目录。1974年，他回到南开大学，先后在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历史学院工作，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

　　早在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之初，受到系主任郑天挺先生影响，南先生就选定明清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60多年来，他严谨勤奋治学，著作等身，尤其在明史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先后出版《明史》（上、下册，合著）、《南明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清史》（上、下册，合著）、《明清史蠡测》《明清考史录》《明史新探》《明史续探》《明史学步文选》《辑校万历起居注》（合校）、《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等30余种著作。其中，百余万字的《明史》（上、下册）作为首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明代断代史巨著，先后获得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学术界具有极大影响，该书及南先生作为主编之一的《清史》（上、下册）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断代史”系列丛书，多次再版、重印；《辑校万历起居注》《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均获得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南先生目前担任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之子项目《明史》修订主持人，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致力于明史基本资料的整理工作。

　　南先生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也硕果累累。他先后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国内外进修教师总共百余人，其中一些人进入政府机关和企业工作，大多数则供职于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更有许多已成为所在单位的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充实和推动了海内外明史研究。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中明史类论文只有一篇，其作者即为南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南先生为中国明史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是改革开放后明史学科繁荣发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南开大学也由此成为中国明史研究和教学的重镇。

　　南炳文先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长期以来持之以恒的勤奋刻苦密不可分。在一篇访谈中，南先生曾回忆说：“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17年的读书经历使我逐渐感到，家长的供养、新中国创造的教育环境使我获得了学习深造的机会，我应该认真读书，以报其恩，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他的性格原本很活泼，从小爱唱歌，中学时曾是班级歌唱比赛的指挥。但进了大学，他决心从事明清史研究后，就决定告别这一爱好，“会占用时间的呀，我要集中精力搞历史”。工作以后，除了有会议或者出差，他每天都风雨无阻地骑着自行车到办公室，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全天候地在那里读书、做研究。即使是春节假期，他也只有大年初一在家里休息一天，大年初二又会准时前往办公室。我们在日常学习中如果遇到问题需要向南先生请教，一般就直奔他的办公室，极少有扑空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光从窗口透射出来，随着夜色愈深，愈显得明亮。“不干活，我总觉得心里‘没局’，这是我们老家话，就是心里没着落的意思。”他打趣说自己是个书呆子，“笨得要命，只好一门心思趴在这里干，就像有了个吃好东西的机会，就慢慢吃，吃得甜滋滋的就是了。”有学生在写南开学风的文章时，描述过一辆被修了又修的破旧自行车，人们日复一日地在范孙楼前的小广场看见它，就知道它的主人南炳文先生又在楼上办公室里读书著述。

　　南先生淡泊名利，大力提携同事和后学。在他与汤纲先生合著《明史》的过程中，有段署名互让的学界佳话广为流传。1979年，南先生和汤先生接受上海人民出版社约稿，撰写断代史《明史》，分工是明朝前期由汤先生起草，中后期由南先生起草，最后由南先生统稿。因此，书稿的作者署名是南先生在前，汤先生在后。1985年，《明史》上册出版前，南先生收到清样后，马上联系出版社，要求将汤先生改署为第一作者，自己为第二作者。出版社编辑大为不解，说您承担了此书的主要撰写工作，本应署名在前，但南先生坚持要改，说汤先生是前辈，而且职称晋升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作者署名须改为汤前南后。《明史》上册出版后，参加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汤先生遂给评奖委员会写信，要求如果评上，奖状一定要将南先生名字放在前面。到1991年《明史》下册出版时，汤先生又写信给上海人民出版社说明情况，务请将署名顺序改回来。这样，《明史》下册作者署名为南前汤后。到了2003年该书再版，两位先生还在为署名先后互相谦让，终于各退一步，接受了上册南前汤后，下册汤前南后的方案。有编辑感叹，在出版界待了半辈子，少见南炳文式署名“争后”的事例。

　　《清代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是南先生当年带领留校工作不久的硕士生李小林（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和李晟文（现为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撰写，南先生的内容占大部分，而且他承担了指导、修改任务，但出版时作者署名是“南炳文、李小林、李晟文”。《明代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为我读硕士时，在南先生带领、指导和修改下合作写成的，我撰写的内容只占一小半，但出版时作者署名为“南炳文、何孝荣”。2016年，经我提议和联系，南先生决定对《明代文化研究》《清代文化》加以修订，并增补近代文化部分，合成《明清文化通史》书稿。该书出版前，南先生又几次与我商议，要把我署为并列主编，为我婉拒。但是，最终他还是坚持将我和李小林教授署为副主编；而稿费的分配则一如既往地按署名人所承担部分的字数计算。

　　对于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南先生也拒绝署名。我于1992年6月硕士毕业后，将学位论文《高攀龙政治思想述评》再加修改、压缩，投给《南开史学》，主编陈振江教授安排在当年年底的第2期发表。考虑到论文经过导师南先生的指导、修改，因此我将南先生署为第一作者，我自己为第二作者。当时，南先生在日本讲学，不知道此事。等他回国后，看到《南开史学》样刊，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严厉地批评了我，说他只是做了导师该做的事，不能掠人之美，不该在论文上署名，并反复叮嘱我以后不许再这样。南先生先后指导硕士、博士、博士后近百名，同学们在校期间的学位论文和其他的专业论文大多经过他指导、修改乃至推荐发表，但当论文发表时，南先生都不允许学生署上他的名字。

　　南先生平易近人，没有学者专家的架子。对身边的每一人，甚至包括办公楼的保安、保洁人员，他都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礼貌周到地问候，还经常停步和他们唠唠家常。那些保安大叔、保洁大姐也都与南先生很熟悉，提起他无不竖大拇指。有时我们骑车在校园里遇见南先生，他也一定主动下车跟我们寒暄。与同事、同行、朋友、学生见面，他表扬和肯定对方的成绩和进步，鼓励有加。谁有困难，只要跟他说起，他一定会热心地提供帮助，非把困难解决不可。访客告别时，他不论是在自己家，还是在办公室，必定坚持送客下楼出门。每次大家不让他送下楼，他总是说第一次来，要送下楼，以后再来就不送了。其实后面同事、同行、朋友、学生再来访，他仍会坚持送下楼，直到看着对方离开才回身进门。

　　南先生知识渊博，与同事、同行、朋友、学生谈话时，往往能将相关的历史名人、事件、典故等顺“口”拈出，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联系起来，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对方的距离。学生们初见南先生时不免紧张，他总是笑盈盈地看着对方，幽默地说道：“我又不是老虎，紧张什么。”风趣的话语使学生们的紧张感顿时化为乌有。前文提及的李晟文攻读硕士之初，多次面见南先生后，仍不免紧张。南先生每次都是笑吟吟地安慰他，有时还会学他拘谨僵坐的模样，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缓解他的紧张情绪。南先生上课时，也能用生动幽默的语言，把枯燥难记的历史知识讲出来。如他在为硕士生们上“史料学”课时，讲到清代的一本书《贩书偶记》，说：“作者是个摆书摊卖书的，在卖书的过程中把读书心得记录下来，形成了这本书。所以，他的名字虽然叫孙殿起，但他不是从宫殿里起来的，而是从旧书摊上起来的。”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同学们也被逗得哈哈大笑。三十多年后，有同学仍然清楚地记得课堂上南先生讲的这个知识点和他当时的神态，至今难以忘怀。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何孝荣）

　　学人小传：南炳文，1942年生，著名明史学家，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天津文史馆馆员、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所所长，天津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常务副主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兼任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立命馆大学、东洋文库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宫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术代表作有《明史》（上、下册，合著）、《南明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清史》（上、下册，合著）、《明清史蠡测》《明清考史录》《明史新探》《明史续探》《明史学步文选》《辑校万历起居注》（合校）、《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等3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