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县城的持续衰败导致了镇和乡村的衰败

我们现状是城乡之间是断的。中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70%，也就是快达到城乡融合点了，很多地区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了，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构建城乡连续体。

都市圈的发展被不断强调，这是对的，但是很多都市圈没有辐射能力。总体而言，都市圈的特大城市都发展的不错，集聚了大量的人口、经济活动，但是它不辐射周边，这个龙头作用没有体现出来。再看地级市，这一轮城市扩张，地级市表现抢眼，他们有了人事权、各种指标权，对下面的控制权，但是它们只是行政面积扩大了，没有装多少人，建了很多园区，但没有多少产业。地级市不仅没有成为城乡连续体的一级，反而把上面跟下面给断掉了。

到了县一级。随着县一级的权力被上收，它的功能被弱化了。县一级本来的功能是两个，一个是治理，县安则天下安，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城乡枢纽。很多老县城的功能是非常齐全的，既有政治功能，也有经济功能，更有城乡服务功能。县城是城乡连续体最重要的枢纽。县城是农民城乡转型中的“第一站”，农民进镇不叫进城，只有进了县城才算。县城也是农民返乡的落脚地，现在提返乡，说农民返乡回村，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大部分人返乡真正返回的是县城。但是现在县城正在逐渐失去城乡枢纽的功能，县城的人口大量流出。

我们一直说有两个城镇化率，在全国来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大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但在县级层面，这个数据是反过来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县城是在持续衰败，这种衰败直接导致了镇和乡村的衰败。我们的乡村衰败是系统性的，不是单因素的，是系统失衡，县城衰，带不动县以下，镇和村作为农村的经济社会空间也就衰了。

县城是城乡连续体的“腰”，如何构建县域的城乡融合连续体。首先是重新考虑县城的定位。在重构“大都市－县－镇－村”的城乡空间体系中，每个层级都要实现功能支撑。其中县城应当成为城乡融合的主要枢纽，聚集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和各类新业态，并将县镇村融入都市圈发展体系，让他们成为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其次是县域产业体系。很多规划做县域产业体系做不起来，因为县域本身就不是一个产业发展的主体。未来县城产业应当更多考虑“一县一业”，同时发展很多产业并不现实。最重要是找到产业规模化的方式，实现产业链的集群化发展。

乡村系统重构。一是思维转变。不要继续用原来单向城市化的思维来搞城乡融合。现在一些人脑子里的城乡融合实际上还是两分思维，认为只要把城市再做起来，做到80%，整个乡村不就解决了吗？城乡融合是一个城乡连续体，我们要把从乡村一直到都市圈的整个连续体的构建，作为打造城乡融合的形态。

二是分类进行城乡融合空间构建。第一个是大都市区，大都市区就是从村到整个特大城市形成一个连续体。第二个是郊区的城乡融合，城乡融合空间的形成，第一个阶段是郊区化，郊区化就是城乡融合。一些省会城市、特大城市一定要形成跟郊区之间的联合。第三个就是县域，即县域的城乡融合，以县城为载体，到镇到村的城乡连续体的构建。三是乡村系统重构。第一个就是产业，产业如果起不来，整个县城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是搞不成的。农业产业发展的道路要两条道路同时并进。一是一县一业的产业规模化的体系，第二个是精致农业的道路。中国如果没有“一县一业”的产业体系构建，乡村产业是做不起来的。

第二是乡村系统重构。做乡村振兴一定要把乡村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不能把乡村当作单因素。我们原来农业的思路是单因素思路，搞规模经营、搞机械化以及劳动力流动，基本上都是单因素考虑的。现在进到乡村以后，一定要注意乡村是一个系统。整个中国传统的乡村，实际上村庄是个单位，中国的乡村不是只有农户。整个乡村系统是“人-地-业-村”，一个都不能少，人口、土地、产业和村落四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乡村系统。现在乡村的问题在于——它是系统失衡的，人往外走，但是人在城市又不能落下来，这就导致人还在回来。回的结果就是中国几千年的人地关系改不了，尽管你有那么快的城市化，那么大规模的人进到城市，但是人地关系没有缓解。人地关系没有缓解，基本上还是乡村社会的格局，带来的问题是土地的碎片化，小农的经营。所以农业这一块的问题是土地的配置成本非常高，效率低。第二个碎片化是宅基地。宅基地的碎片化。产业必然还是传统的农业，还是生计性的农业，而不可能是有竞争力的农业。所以中国农业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反差。传统乡村的产业结构从来是多元化的，我们现在的农业结构越来越单一，整个成本不断的上升，收益下降，这样的话，农业的生产力就不可能上去，业没有竞争力。最后落到乡村就没有人气，没有竞争力。人一定要市民化，人地关系一定要重构，人地关系重构以后形成土地的规模化，村落的适度集中，形成中国未来的乡村形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乡村发现转自：宏观经济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