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团”要来延安，周公霸气提出俩条件，顾祝同为何乖乖照办？

题图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许多历史爱好者对于时间地点人物，都感到十分困惑！实际上，这是1937年5月30日，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叶参座，在延安欢迎和接见“西安行营考察团”之际，与考察团主要成员的合影，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以及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之前，国共双方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照片背后的历史，也是充满着曲折和斗争！

（1937年春摄于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国共双方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从1937年2月份起，先后进行了六次谈判，过程却非常艰难。

主要原因，是当时日寇还没有全面侵华，老蒋仍然心存幻想，不愿意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更不愿意给红军太多的编制，说白了还是贼心不死。

其中第二次谈判，是当年4月间开始的，我方首席谈判代表周副主席，月底从延安再赴西安，跟对方的两位主要代表，又开始了谈判桌上的交锋：

分别是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CC”系的大员张冲，算是一文一武吧。当然，顾祝同是有名的“顾百顺”，在所谓的谈判中，不过是个提线木偶，大事小事都请示南京。

谈到5月初的时候，在老蒋的直接授意下，顾祝同突然向周副主席提出一个要求，说南京政府准备派出一个“视察团”，前往陕甘宁边区进行视察，以确定我方是否有合作的“诚意”，同时调查“边区军争和民众组织情形“。

周副主席马上意识到，老蒋这是要深入根据地“摸底”，企图摸清边区的内部情况，以及红军的真正实力，不过在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顾祝同的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硬挡这个所谓的“视察团”，显然是不合适的。

为了维护联合抗日的大局，同时表示我方的诚意，周副主席于是电告延安，认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答应”，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一项重要提议。

（宝塔山）

一、我方霸气提出两个硬性条件

周副主席在汇报电中指出，应将“视察团”的名称改为“考察团”，以体现双方的平等，至于是否要附加其他条件，请延安方面酌定。毛主席接电后，跟其他中央领导紧急召开会议，商量过后，于5月14日复电我方代表团，主要内容是：

同意周副主席的意见，也同意南京派出“考察团”（不是视察团），并争取由张冲带队，因为张冲这个人，还是比较支持国共合作的；延安同时特别指出：

“考察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任何妨碍团结之表现；坚决反对康泽和任何叛徒作为考察团成员，非叛徒而蓄意破坏分子也坚决拒绝”！

康泽何许人也？黄埔三期的铁杆鹰犬，复兴社的大特务，血洗江西苏区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早已经被我方“拉黑”了，如果是这个家伙来考察，是绝不能同意的！

说句题外话，1948年康泽在襄樊战役被中野活捉，毛主席专电刘邓首长“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可见这是挂了号的人物。

（小红军）

1937年5月15日，周副主席根据延安的指示精神，在谈判会场正式答复顾祝同，允许和欢迎南京方面派员考察，但是有两条硬性条件：第1、不能称为视察团，而应称为考察团；第2、不能让康泽和中共叛徒参加考察团！

顾祝同听完脑袋嗡嗡的，也不知应该怎么处理，只好夜里急电请示老蒋。当时我方不过几万人枪，而南京当局拥兵何止百万？力量对比是非常悬殊的，而这两个条件又“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顾祝同都感觉有点“过分”，所以从常理来说，老蒋完全可以不答应，可是他太想摸清边区的实际情况、以及红军的兵力规模了，琢磨一番后居然“基本同意”了！老蒋原是极要面子的，遂复电顾祝同；

既然名称由“视察团”变成考察团，那就不应使用南京政府的名义，应降格为西安行营派出的团队，至于康泽或者叛徒，既然延安坚决反对，可排除在考察团之外，“圣命难违”啊，于是组织考察团的任务，稀里糊涂落在了顾主任的头上。

二、顾祝同只能乖乖照办

顾祝同无奈领命，经过一番筹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粉墨登场，这个考察团以涂思宗（西安行营高级参议、第4军副军长）为团长，萧致平（第96师师长，叶帅在粤时期的好友）为副团长，全部共18人组成，其中还塞进了一个“CC”系的邵华，时任西安党部的常务委员。

既然考察团已经降了格，张冲作为“中央大员”肯定是不能当团长了，周副主席看完考察团名单后，也表示可以接受，于是双方商讨了启程时间和“考察”路线，周副主席随即电告延安，预作接待准备。

得到西安方面的消息后，毛主席考虑到考察团成员多为黄埔军官出身，亲自拍板决定，在考察团“考察”边区的期间，由同样出身黄埔的叶帅和陈赓将军，负责全程陪同，以体现我方对考察团的重视，还要热情接待，力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成。

（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

在周副主席和叶帅的陪同下，考察团分乘四辆卡车，于5月23日从西安出发。第一站并非延安，而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所在地：陕西三原县云阳镇，

在这里，彭老总率领军民热情接待了考察团一行，同时还介绍了红军主力的有关情况，涂思宗等人看哪哪都觉着新鲜，纷纷表示“在云阳感觉都很好”。

尤其是红军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报告中真实记录道：“红军抗日，情绪极高涨，一切红色人员均有艰苦卓绝精神”。

结束在云阳的考察后，考察团经铜川北上，途中还在中部县祭扫了黄帝陵，再取道宜川奔延安。5月29日下午5时，考察团顺利到达延安，受到红军指战员和“音乐队”的列队欢迎，群众也涌上街头。

按照事先的安排，陈赓首先把考察团迎到招待处，安顿好住处后，再参加边区政府晚6时举办的欢迎宴会，宴毕则是“欢迎晚会”，由边区政府主席林老亲自主持，毛主席则代表我方致欢迎词。

三、考察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毛主席在致词中说：“今天这个欢迎会，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干起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和作用是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很危险了”！

考察团团长涂思宗也发言说：“刚才毛先生的许多指示，以及沿途沿途考察的结果，我相信全国精诚团结，定能使国家民族复兴，我希望两党彼此开诚布公，才能扫除误会矛盾，才能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其后邵华又讲了一些话，现场气氛还是比较融恰的。

事实证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提出的条件，即坚决不许康泽和叛徒参加考察团，是非常睿智和英明的，当时国内绝大多数军政人员，都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民族的大敌，联合抗日的情绪普遍高涨，如果考察团里混入极个别的反动分子，必将破坏此等热烈的气氛，不利于其后的谈判。

（五人照片）

第二天也就5月30日下午，延安更是举行了盛大的集会，部队和群众5000余人齐聚城门外大操场，纪念“五卅运动”并隆重欢迎考察团，集会开始前，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叶帅，与考察团主要成员合影留念，还特地让涂思宗团长站在中间，面子给的很足，也让涂、萧等人颇为感动。

其后数日，考察团先后到访抗日军政大学、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受到了我军林、贺、刘等元帅的热情接待，甚至还见到了刚刚返回延安的徐向前元帅，尤其是红军各部队展现出来的勃勃生机，让考察团眼前一亮。

涂思宗在这种感染下，特别对随行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考察印象甚佳，边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非常诚意，特以此意转达国民政府，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同时认为红军有高昂的战斗意志，以及艰苦卓绝的战斗作风，必将是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西安行营考察团的这次访问，总体来说双方都是比较满意的，对于之后的继续谈判，以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推动，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我方统战工作的一次成功范例！

考察团长涂思宗1949年避往香港，曾经想返回大陆定居，因病未能成行，1981年在港去世；至于副团长萧致平将军，此后抗日立场也非常坚定，1939年8月24日，在江西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任上，遭日机轰炸不幸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