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美国南北战争——披着“废奴”外衣的经济冲突和利益之争

1865年4月9日，美国阿波马托克斯，两位美国内战中最伟大的将军见面了。罗伯特·李穿上了披挂全新的军装，挎着镶嵌宝石的指挥刀；格兰特穿着士兵服，纽扣没有扣上，也没有带指挥刀。在一家私人住宅（也有说是阿波马托克斯的法院）里进行了简单受降仪式，当罗伯特·李将军将自己的指挥刀交给格兰特将军时，代表美国南北战争以南方的失利而告终。

美国南北战争持续4年，约62.5万人死亡，40万人受伤。这比美国在一战、二战、越战、朝鲜战争中伤亡的人数还要多，众多财产化为乌有，整个南方则几乎变成一片焦土。

战争的经济损失达66亿美元（以1860年美元价值计算），或者说相当于1860年GDP的150%。战争对南方造成了巨大破坏。1860年，南方的人均收入为全国平均值的72%，到1880年下降至51%。南方与北方的相对经济地位在近一个世纪之后オ恢复到南北战争前的水平。

教科书中，美国南北战争被解释为一场为解放黑奴而发动的内战，北方代表正义而南方的蓄奴州则属于被讨伐的一方。但历史不是简单的二元论，它的每一件事件都有复杂的成因，包括爆发于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黑奴解放的背后，道德之争是表象，核心还是南北双方的利益之争。

美国奴隶制的来源与不是那么伟大的“伟大的妥协”——五分之三法则

北美形成蓄奴的传统来源于大规模种植烟草的需要。烟草是北美大陆的主要种植物，因为缺乏劳动力，奴隶便源源不断从非洲“补给”过来，其中的高额利润驱动形成了一个贩卖人口的链条。

独立战争后期，英国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失去美洲大陆，为了争取人心、维护最后的统治，英国的统治者下令给与黑奴自由。随着英军的战败，这并没有成为事实，但在民间却引起了一场道德反思。战后，在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的主导下，美国开始通过立法对奴隶买卖进行限制。

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那一代美国国父于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在费城举行了美国立国之后的首次制宪会议，由于各州的利益难以协调，所以这部美国宪法被称为“伟大的妥协”，但是在这个“伟大的妥协”中，我们还是要挑一挑骨头，那就是关于奴隶制的存废问题。

由于美国国父那一代人没有成型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专家可以咨询，所以他们索性决定将奴隶制的存废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在奴隶制问题上，制宪会议同样达成一系列妥协。当然，这些妥协都避免使用“奴隶”这个词，改用一些委婉的表达方式。

首先，《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在本联邦可包括的各州中，按照各自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自由人总数包括按照契约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这里所谓“所有其他人口”，实际上指的就是奴隶。这就是有名的“五分之三条款”。这个条款是不公平的。对黑人不公平，对北方也不公平。因为奴隶虽然按照五分之三的比例计算人口，却没有选举权，而且一个奴隶算五分之三个人，充满歧视。

第二个妥协，是《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在1808年以前，国会不得立法禁止现有任何一邦的移民，如果该邦认为应该准予这些人迁移或入境的话。但对此种人的入境，每人可征不超过十美元的税。也就是说，只要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认为他们购买的奴隶是“应该准予入境之人”，联邦政府就管不着。当然，这一妥协也是有限制的。一是此项特权只限十三个老邦享有，二是只限1808年以前。但即便如此，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也为自己争取了二十年的进口奴隶的机会。

第三个妥协，是《联邦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根据一州之法律必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如逃往他州，不得因他州的法律或规章而免除此种劳役或劳动，而应根据有权得到此劳役或劳动之当事人的要求将他交出。这里说的“根据一州之法律必须在该州服劳役或劳动的人”，指的其实就是奴隶，而所谓“有权得到役或劳动之当事人”，其实就是奴隶主。这一条款的意思，就是说南方的奴隶如果逃到了北方，北方不能因为本州已经立法废奴就将其收留和解放，必须把他们还给南方的奴隶主。

现在看来，这三项妥协毫无伟大可言。岂止不伟大，简直就是有罪，而且危险。因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索就埋在这里。对于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建国理念的许多美国人来说，奴隶制是不能容忍的；而对于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中尝到甜头的南方各邦，北方的废奴倾向也让它们坐立不安。

轧棉机的发明——因道德谴责而衰败的奴隶制死而复生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烟草行业本身开始不景气，烟草种植对土地损害很大，要维持良好的收成，需要不断开新的土地，这最终导致行业利润大幅下降。基于这些原因，不少奴隶主开始释放奴隶，或者允许他们出钱赎买自由，奴隶制的问题于是出现了和平解决的契机。

但是在1792年，有一种新的农作物“闪亮”登场。这就是当时被誉为“白金”的棉花。但刚开始棉花产率是很低的，需要一人一天才能把一磅棉花上的棉籽摘除。1793年，伊菜・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给生产效率带来了惊人的进步。有了轧棉机之后，同一个人每天可以清除300磅棉花的棉籽。1793年，美国出产约1万包棉花，仅占全球产量的1%。到1830年，美国的棉花产量达到73.2万包，约为全球的一半。随后，美国的棉花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在轧棉机发明前的1792年，美国出口13.8万磅原棉。短短两年后，棉花出口增长到160万磅。1800年达到1780万磅。到1821年，棉花约占美国全部出口额的半壁江山。在整个19世纪，棉花都是美国最大的单一出口产品，并一直持续到1929年，那时仍占全部出口额的18%。棉花取代了烟草成为美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轧棉机的发明推动了种植业的发展，但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新的发明也刺激了正在萎缩的奴隶制度：棉花种植需要大量的人手，奴隶制也因此死灰复燃！也正是因为奴隶集体劳动的优势，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这个时候，美国的北方却呈现出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作为制造业的发源地，北方已经基本废除了奴隶制，开始迈向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制。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的兴起，给北方新兴的生产关系投下了一道阴影。北方的资产阶级担心这种封闭的劳动关系会蔓延到整个美国，冲击其利益，因此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北方的工厂也需要人手，新来的移民速度太慢，如果解放黑奴，全国的劳动力就能自由流动，更好地满足北方的需要。

1819年，美国共有22个州，其中北方的自由州和南方的蓄奴州数量各半，这意味着，在参议院里，南北双方拥有相同的席位，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称为一种“共和均势”，确保小州不会被大州欺负。即使当时北方人口多、南方人口少，但任何一项议案，都必须在参众两院多数通过，所以多数北方人也奈何不了少数南方人。

轧棉机

这之后的美国，除了人口快速增长，还不断开疆拓土，新的州不断加入。人口的增长、领土的扩张本来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每逢一个新州成立，都要对是否允许奴隶制进行一番激烈的辩论，无论南北方，都竭尽全力想把新成立的州拉入自己的阵营，因为新成员将在国会获得新议席，原有的“共和均势”可能会被打破！

比如第10任美国总统约翰·泰勒邀请加利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时就惹怒了南方，他们希望维持自由州与蓄奴州在参议院的平衡，以便掌控对反奴隶制立法的否决权。

再比如1858年，新成立的堪萨斯州宣布将要加入联邦，蓄奴派和废奴派都想把这个新州纳入自己的阵营，双方都派出大量人马，冲进堪萨斯州画线图地，结果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这种伴随着领土扩张产生的争论，不断加剧南北双方关系的撕裂和政治对立。历史最终站到了自由的一边。因为南方蓄奴，北方成为大部分外来移民定居的首选，其人口增幅远远超出南方。到1850年，全国一共31个州，其中自由州16个，无论参议院还是众议院，自由州所占的议席都已经处于绝对多数，共和均势已被打破。这表明，一切大政方针的制定甚至总统的选举，南方都丧失了主导权。在北方的反对下，奴隶制的废止，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

废奴与蓄奴，南北方的道德之争

还没有多少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到数据在自由这项事业中正在扮演的重要角色。它们正在创造奇迹…1、2、3、4、5、6、7、8、9、10，这些独特、神秘的阿拉伯数字是政治经济学的灯塔，它们现在已经团结起来并加入了自由的队伍，它们正在包围奴隶制并与之斗争，如果它们继续下去，毫无疑问，这些数字本身很快就能终结奴隶制的存在。
——欣顿・赫尔珀( Hinton Helper.1829-1909).美国政论作家.1857年

1840年，美国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本来很平常的一次人口普查工作，却引发了一场全国风波。该事件完全起因于民间对普查数据的解读。有人在普查数据中发现，在北方的黑人当中，精神病患者和白痴的数量之多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按比例计，在北方，毎162个黑人当中就有一个精神病患者或白痴，但在南方，该比例却是1558：1，相差几乎10倍之巨。这一组对比悬殊的数据很快登上了报纸的。南方的杂志《南方文学信使》甚至为这组数据配上了漫画：发了疯的黑人在北方四处流窜，到处都是惊慌失措的表情。评论员分析说：北方的黑人之所以发疯，就是因为其自由的雇佣制度，过度的商业化把黑人逼疯了。一些极端派甚至进一步推论：黑人一自由，马上就发疯！只有奴隶制才能让黑人保持身心健康。结论一出，群情哗然，南北两个阵营很多报纸开始转载并加入讨论。虽然最终这个错误结论被一名麻省的精神科医生贾维斯通过不懈努力推翻，但也让北方废奴主义者吃了一个大大的憋。

1849年，在美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筹备期间，普查范围的争议又在国会爆发，这次普查提出以“人”为单位的普查。此前，美国所有的人口普查都是以“户”为单位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以前的普查，是以“户”为单位来收集数据，其数据着重于对个家庭的描述，找到户主，就基本完成了调查，户户相加，就得到了全国的总人ロ；但以“人”为单位的普查，访问的是个人，收集的是个人层面的数据，人人相加，才能得到全国的总人口，这细化了数据收集的粒度，也大大提高了数据分析的深度和范围。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由户到人的普查方法一经提出，就在国会遭遇了冷水。这是因为，按照新方案，新的普查要登记每一个人的特点和情况，包括黑奴，南方的奴隶主很快就从中嗅出了一种异样的味道，奴隶居然也要逐一回答问卷，这岂不是享受了自由人的待遇？

南方各州因此表示强烈反对。南方的议员一口咬定，这种数据调查超过了宪法对人口普查所规定的范围，完全没有必要，吵到最后，个别州甚至以退出联邦相威胁。

这种威胁最终奏效。根据他们的意见，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项中删除了奴隶的姓名，只用“序号”标识毎一个奴隶，并去除了记录女性黑奴生育情况、混血情况等南方各州认为敏感的数据项。

在1826~1860年，美国的黑奴发起了通过逃跑争取自由的运动。废奴主义者甚至建立起地下网络，帮助南方的奴隶逃入北方。而奴隶主为了追回失踪的奴隶，常常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广告。在这些广告当中，遍布着对走失奴隶的特征描绘，例如：额头刺有标志，门牙断裂、瞎眼、身上有火烫的印、手足残疾、逃脱时戴有手和脚等。1839年，美国一对夫妇在查阅了两万多份报纸的基础上，按“烙印”、“断齿”、“瞎眼”、“脚”等关键词对这些广告进行了分门别类，并将其编撰成一本书：《美国奴隶的现状：千人见证》。这些资料反映了黑奴受到的非人待遇，不仅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而且直接来源于奴隶主，这无异于自曝恶行，显得真实可信。因为按关键词、索引和表格组织素材，这本书不仅触目惊心，还非常方便查阅，出版后很快成了废奴主义者交流、演讲和写作的“数据库”。小说家斯托夫人就是受这本书启发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这次人口普查大受美国民众的欢迎，主要因为奴隶制度的存废之争已经上升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孰是孰非，全国都在争论。为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存废两派都开始引用数据支持自己，而这一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前所未有地详尽，为南北两方的论战提供了大量“炮弹”。

废奴派的领军人物是赫尔珀，1857年，他出版了《迫在眉睫的南方危机》一书。在书中，赫尔珀最后得出结论说，奴隶制使原本聪明能干、精力充沛的白人变得自负、粗暴和专制，使黑人变得贫穷、无知，这导致了南方的落后。归根结底，奴隶制是罪恶的，劳动者应该得到自由，这本书被废奴派奉为圭臬，北方有人甚至大批“团购”并在社会上免费发放；当然，这本书在南方各州则立刻遭到封杀，被列为“禁书”。

同时，蓄奴派也开始进行反击。民主党参议员、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哈蒙德发表了针锋相对的公开演讲，他指出，人类社会要发展，总会有一些粗活、重活没人愿意干，再文明的社会也存在这个现象，而奴隶制的存在有利于高效地完成劳动力的配置，所以是合理的。哈蒙德引用人口普查数据，他指出，北方虽然标榜自己有“自由的劳动者、自由的学校、自由的言论、自由的人”，但北方个别州的聋哑人、肢体残疾人、文盲的比例不仅比南方高，北方的贫民比率还是南方的3倍，北方的穷人虽然有所谓的“自由”，但居无定所，几乎全部挤在脏、乱、差的贫民区，并时刻遭受着失业的威胁，是“虚假的自由”。哈蒙德的最后结论是，北方制度安排的经济效果不如南方，其黑人群体的整体命运也差于南方。

北方废奴主义者经常组织“地下铁路”，帮助黑奴逃跑，进而引发南北方的白人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北方自然谁也不能说服谁，整个社会也莫衷一是。这表明，南北双方都不想再用数据和辩论来解决问题，理性的窗口已经关闭，南北双方，只欠一战。

贸易保护还是自由市场，南北方的经济利益冲突

美国的贸易政策始终指向三个基本目标：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增加政府的收入，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以及通过互惠协定减少贸易壁垒和扩大出口。这些“3R"目标（税收，revenue；限制，restrction；互惠，reciprocity)一直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追求。

美国独立之后，海外贸易在多年中断后得以重启。但美国的出口增幅赶不上进口的回升。进口剧增让美国政府收取到足够的关税，得以着手偿还战争时期积累的债务。然而，国内的幼稚产业却受到冲击。低价格外国产品的大量涌入威胁到许多新兴制造商的生存，对铁器、棉花和羊毛产品的生产商造成的影响尤其具有破坏性。这些年轻而稚嫩的企业过于弱小，不足以抵抗回归正常贸易条件后的外国竞争对手的强大冲击。伴随着进口产品价格在1814-1816年下跌28%，许多较弱的美国企业破产或者关门，工业产量在1816年下跌了7%。1816年4月，亨利・布鲁厄姆在英国下议院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提出：“在首批出口中承受一些损失是非常值得的，其目的是用大量产品窒息还在摇篮中的美国制造商，它们是战争导致的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产物。”这证明英国企业故意压低价格，意图摧毁美国的新企业。

因此，美国国会的关税冲突逐渐形成两个对立派别：主张高关税的北方和中西部各州与主张低关税的南方各州。

美国众议院于1816年4月以88票对54票通过了美国的首个关税法案，其主要目的是扶持面临外国竞争的国内制造业。虽然南方州反对将关税作为一般措施，但是由于当时南方的反英情绪依旧非常强烈，对于再爆发一场战争的担心让那里的议员相信有必要为新兴制造商提供保护。不过，南方代表明确表示反对给北方工业任何更多的保护措施，这给未来的冲突带来伏笔。

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经济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南方的棉花产业与北方的棉纺织业。棉花生产商依赖出口，棉纺织业却面临进口产品的竞争。由此导致两个地区在贸易问题上形成了截然对立的利益倾向。如前所述，1793年，伊菜・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使南方的棉花产业产生井喷式增长，同时轧棉机还加强了南方对奴隶制这“特殊制度”的依赖，因为棉花采摘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

关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格局。由于关税提高了进口产品的价格，所以美国国内纺织品生产变成了利润丰厚的生意，随着进口量巨幅下降，纺织品价格高涨。而由于英国的报复性措施，出口英国的棉花价格却由于出口停滞而大跌。

因此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于贸易政策的激烈政治争斗。代表北方制造商与西部原材料生产商利益的强大联盟在国会于1820年、1824年、1827年和1828年毫不留情地步步推高关税。虽然1820年和1827年的增税努力失败，该联盟在1824年和1828年的胜利还是激怒了代表出口依赖型农业生产商利益的南方政治家。南方竭力反抗每次提高关税的提案，但在国会的少数派地位使其无能为力。这失败也逐渐把南卡罗来纳州推到了脱离联邦的边缘。

南方军队的军装

比如1824年的关税法案把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从1823年的约38%提高至1825年的42%左右，对棉织品和毛织品的进口关税从25%提高到33%。该法案还把原毛的关税从15%提至30%，并提高了铁、大麻和大多数其他产品的关税。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暴怒地说：“法案中没有一项条款维护我们的利益……在这件事中，从头到尾，南方的利益都被牺牲掉了，可耻地牺牲掉了！”

19世纪20年代的关税冲突暴露了两个对立阵营的严重分歧：支持把财政收入作为关税唯一目标的人，以及支持利用关税保护国内产业的人。财政收入派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南方，他们承认进口关税是联邦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不能完全取消，但并不希望政府用高关税扶持特定产业。他们建议所有进口产品都适用税率适度的统一关税，大致在10%-20%。

相反，保护性关税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北方和中西部，他们希望对不同产品征收不同关税，他们主张对制造品使用的原材料实行低关税，对最终产品实行高关税。他们的目标是利用国内原材料在国内生产最终产品，而不是送到国外加工，再把最终产品进口回来。对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应该足够高，以确保面临外国企业竞争的国内厂商能持续经营。

在整个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南方都不屈不挠地反对保护性关税。南方出产大宗农作物，尤其是棉花和烟草，严重依赖对外国市场的出口。他们声称高关税打压了出口农产品的价格，又抬高了消费的进口制造品价格，给南方带来了毁灭性的负担。南方各州几乎一致投票反对任何提高关税的议案。

如果宾タ法尼亚州是北方保护主义支持者的大本营，那么南卡罗来纳州就是南方低关税主张的堡垒。有多种因素的组合让该州比其他南方州更走向极端。南卡罗来纳高度敏感的原因之一是棉花的价格，棉花价格在1819年和1825年的两次暴跌虽说对所有生产者都有影响，但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所受打击却尤其剧烈。第二次价格暴跌正赶上该州种植园的土地日趋耗竭，而且随着棉花种植向西南部的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更为肥沃的地方转移，国内竞争也在加剧。

北方军队

南北战争的引子也是南卡州率先脱离联邦，进而引发南方各州连锁反应式的纷纷响应。

1847年墨西哥战争后的经济热潮与1849年的加州淘金热给政府带来创纪录的财政盈余，消除了提高关税以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也封住了要求进口保护的生产商的嘴。

1857年8月，俄亥俄人寿保险与信托公司破产，1857年金融恐慌爆发。恐慌源于西部铁路建设的过度融资、东部金融机构的土地投机以及这些投资的价值突然崩盘。美国随之进入衰退，工业产量下跌近7%，财政盈余也很快变成大额赤字。到1858年底，随着赤字持续扩大，联邦借款持续增加，时任美国总统的布坎南改变了路线。随即提出了提高关税的《莫里尔关税法案》，开始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而此时反对提高关税的民主党人也产生了分裂，分裂为北方民主党人（反对奴隶制）与南方民主党人（支持奴隶制），这直接导致18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林肯在全国投票中的得票数虽不及40%，却赢得了较大优势的选举人团多数票，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鉴于林肯对奴隶制的立场，他的胜选立刻促使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更南部的几个州随即效仿。尽管民主党人在1861年秋季新国会召开前依旧掌控着参议院，老国会于1860年12月重新开会时，南方的参议员却没有返回华盛顿。由于少了十来位民主党议员，参议院落到共和党与北方民主党人手中，给《莫里尔关税法案》的通过扫除了障碍。总统布坎南在林肯任职前两天的3月2日签署生效。

通过还原该关税法案通过的过程，表明美国内战的真正原因是关税而非奴隶制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南方不是因为《莫里尔关税法案》而分裂，是因为南方先退出联邦，《莫里尔关税法案》才得以通过。

正如众多历史学家已经明确阐述的那样，内战是因奴隶制而爆发。共和党的胜选给奴隶制的存续带来了紧迫的威胁，或者说至少有此感受。对南方来说，奴隶制关系到巨大的经济利益，远远超出进口关税的影响。截至1860年，奴隶资产的经济价值约为27亿美元，比铁路和制造业投入的资本价值之和还高出很多。在七个主要产棉州，约有13%的白人收入来自奴隶劳动。对这一体制的唯一现实威胁来自北方与政治实力日渐增长的废奴主义运动，该运动的参与者试图把奴隶定义为自由人，而非财产，从而会彻底改变现有的产权关系。

林肯其人——为什么说林肯的当选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林肯，对于中国人来说通常是三个印象：第一，他领导了南北战争；第二，他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第三，他是一个平民总统。

林肯

林肯当选总统堪称奇迹，如果不是民主党分裂，林肯很难胜选。前文说过，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在全国的得票率其实不足40%，但是他赢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所以成功当选。可是所有的南方州选举人票，林肯一票都没有拿到。所以在南方各州看来，林肯是北方州的总统，不能代表南方各州。林肯当选之后，尚未赴任之前，南方已经选举戴维斯作为他们的总统，定都里士满。

林肯，其实是一名坚定的联邦主义者而不是一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虽然他在道德上认为蓄奴是不道德的，是应该废止的，但是依据法律，他非常清楚法律并没有赋予他废除南方奴隶制的权利。由于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总统，这就注定林肯不可能像华盛顿、约翰逊、昆西・亚当斯那些社会精英出身的总统那样成为一面旗帜，林肯只能小心翼翼的顺应民意。林肯是美国总统从传统意义的政治家向“政客”转型的起点。传统的政治家和政客有什么区别呢？在英文当中，政治家是" Statesman"，而政客是" Politician"，Politician在英文当中是有一点贬义的。林肯在生前就说过，政客就是独立于人民之外的人。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自己没有理想，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只是为了获取最高的政治权力，这是他们终身奋斗的目标。如果对“政客”这个词还不理解，建议看一下《纸牌屋》。

政治家——Statesman——他们有坚定的理想，他们本身就是灯塔，是旗帜，其他人是要跟随他们的，可是政客就不一样，他们出身平民，他们在权力的网络当中，他们必须要有能力去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必须顺应民意。所以我们说，林肯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因为他是政客。

比如1858年他在竞选的时候，在北方的芝加哥，在废奴主义者的大本营，他就高喊，要让所有人平等，让我们再次让宪法中关于所有人平等的那些主张，再一次光辉起来，黑人和我们是一样的……两个月后，他来到南方査尔斯顿，那是南方的大本营，他又说，我从来没有主张过黑人和白人也要平等，我从来没有主张过黑人也能当选，也能当法官，也能和白人通婚，我从未这样讲。

林肯并不是两面派，而是他的平民总统的身份注定他必须争取最大的民意支持，他只能成为一名政客。

联邦瓦解、共和破裂，林肯一上任，就面临着挽大厦于将倾的危急重任。他的第一反应还是想极力避免战争。他想证明，即使分歧如水火不能容，战争也不是最佳选择。林肯提出了由政府出钱为奴隶赎身的计划，但一算账，发现明显不可行：按照当时奴隶买卖的最低价格，一名黑奴需要300美元，南方有近400万黑奴，需要12亿美元，而当时整个联邦政府一年的预算才7500万美元！林肯左算右算，最后向南方各州正式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赎买奴隶的财政补偿方案，但这时候，南方因为在战场上节节取胜，对林肯的提议根本不屑一顾。遭受了无视之后，林肯才意识到战争无法避免，于是又详细对比了全国各个州的潜在军事力量。令他安心的是，全国18-45岁的青壮年劳力，69%左右集中在自由州。即使中间的摇摆州全部倒戈，南方的力量也不过31%。这份数据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林肯深信，如果打持久战，胜利最终将属于北方。

美国南北战争的转折点——向大海进军

谢尔曼是南北战争中的一代名将，也是北方阵营中除林肯总统、格兰特总司令之外的第3号风云人物，因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突出的贡献而名垂青史。1864年8月，战争如火如荼。谢尔曼受命率6万大军挺进南方的中心城市亚特兰大。在攻占亚特兰大之后，他采取了后世历史学家认为整个南北战争中“最为大胆、最为关键的一次行动”：挥师东进、横穿佐治亚州，一路打到美国东部的海岸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还没有飞机的时代，军队的行进必须考虑后勤补给，传统的做法是，在军队行进过的公路、河流和铁路周围逐级部署，建立层层关联的供应网，以确保食物、弹药能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前方部队。

谢尔曼将军

身经百战的谢尔曼素以冷静、决绝著称，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在进入佐治亚州的地界之前，他已经详细地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佐治亚州物产丰富、人民富有，称“鱼米之乡”、“奶蜜之地”。谢尔曼攻占了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之后，发现南方军队在撤离之前，纵火烧毁了各种重要设施，城内一片火海，一连烧了几天，史称“火烧亚特兰大”。在充分了解了佐治亚州的物产数据之后， 谢尔曼制定了大胆的冒险计划：主动切断自己的后方补给，带领全体部队全力突进、穿越整个佐治亚州。谢尔曼将这次行动命名为“向大海进军”，目标是东部沿海重镇萨凡纳。其部队官兵共62000人，其中步兵55000人、骑兵5000人、炮兵2000人、战马35000匹、各类车辆2500辆。这是一支庞大的部队，从亚特兰大到萨凡纳，共有300多公里，这条行军路线被后世称为“毁灭之路”。谢尔曼自断粮草、孤军深入的做法，并不是不需要补给，谢尔曼的策略，是完全靠在当地“打劫”来维持补给，同时，摧毁沿途的集市、工厂、铁路、桥梁等重要的基础设施。换句话说，一是抢光，二是烧光。谢尔曼公开宣称，他正是要通过这种焦土政策，摧毁南方的一切，让南方的百姓品尝到战争的惨痛后果，世世代代都不敢再脱离联邦。

可以想象，其大军所到之处，为搜刮一切可能的补给物资，当然掘地三尺、鸡犬不留。据其行军日志记载，“6万大军，共40个旅，毎天每个旅派出50人去搜寻食物。他们步行出发，但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骑着马并拉着几车牲畜和土豆。”

谢尔曼后来向格兰特报告说，部队沿途共消耗骡子15000头，牛10000余头，鸡鸭无数，全部来自农家田舍。也因为这种大肆劫掠的做法，沿途所有的农舍、居民聚集区、工厂等一切重要的社区和设施都被完全推毁，这也是其行军路线被称为“毁灭之路”的根本原因。

谢尔曼的进军路线

这个时候，林肯4年的总统任期已满，正在竞选连任，前方战情的变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林肯亲自操心军粮的筹备，谢尔曼却表示完全用不着。林肯认为，这种冒险的做法违背常理，可能导致6万大军因饥饿而溃散、不战自败，因此完全不同意，但格兰特相信谢尔曼的判断，作为总司令，他批准了谢尔曼的行动。谢尔曼自断后路式的突袭，也切断了他和指挥部的联系。前方战事吃紧，林肯在白宫翘首以盼，却一连5周毫无音讯。临近圣诞节，坐立不安的林肯终于收到了前线的电报。谢尔曼在信中说，萨凡纳已经攻占，这是他送给总统的新年礼物。

“向大海进军”是南北战争后期重要的转折点。也因为这个胜利，北方军心大振，林肯顺利当选，再次连任总统。

但这个时候，其他战线都没有任何进展，包括总司令格兰特，他和南方的部队胶着在弗吉尼亚州，动弾不得。谢尔曼在南方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其破竹之势点燃了北方的希望，谢尔曼的名气一飞冲天。此后，谢尔曼继续率军进入南方的腹地，再度攻城略地，几个月后，南北战争就画上了句号。

“向大海进军”是美国军事史上的奇迹，也是历史上“全民战争”、“总体战”的重要案例。谢尔曼认为，战争就是地狱，一旦开始，就应该是全民战争，就必须不遗余力地打击对方，不仅要消灭对方的军事力量，也要摧毁对方民间的经济基础和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他对佐治亚州的烧杀劫掠，导致该州元气大伤，从鱼米之乡变成了长期落后的地方。这也给谢尔曼留下了“残酷”、“魔鬼”的恶名，令其备受争议，但谁也不能否定他对南北战争的贡献。战后，谢尔曼的名声、军阶不断上升，1869年，格兰特将军当选总统，谢尔曼取代他的位置，成为美军总司令。

二战中的美军“谢尔曼”坦克

《解放黑奴宣言》与葛底斯堡演讲：解放黑奴的真正原因

对林肯而言，南北战争最大的意义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但如果把历史的镜头拉长，联系后续的事件，不难发现，南北战争更大的意义在于废除了奴隶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自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为20世纪美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奠定了基础。

然而，废除奴隶制并不是林肯的初衷。林肯就任期间曾多次强调，维护联邦的统一才是他最高的使命。林肯年轻的时候，也激烈抨击过奴隶制度，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的制度。但屁股决定脑袋，作为总统的他深知，政治不是人人平等的抽象辞藻，不是高调的普世价值，在这背后，政治家必须直面和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解放之后的黑奴怎么办？奴隶主将不再照顾他们，400万人吃什么？住哪里？以何为生？国家经济将无力承担400万人的生计，黑人群体必然再次承受悲惨的命运，他们将遭受歧视、憎恨，再次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林肯在国会山演讲

林肯为此费尽心思，不断设想种种可能，他甚至提出，战争一结束，就将黑奴遣散一一把他们全部送出美国。但随后展开的外交努力表明，除了美国的前殖民地利比里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接受黑奴的到来，黑奴即使想返回原籍也不可能。统计学者认为，依照统计数据，从近几十年美国的人口增长情况来看，白人群体每10年的平均增速为38%，黑奴的平均增速为22%，而自由的黑人群体的增速仅为12%。林肯预测黑奴解放之后，贫穷会限制其人口增速，其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将大幅下降，种种困难其实不用担忧，因为它们最终会消解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当中。除了数据支持，也有现实对照，那就是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种族，其人口总数正在不断下降，已经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变得无足轻重，但林肯认为，黑人群体和印第安人缺乏可比性。后来的发展也证明林肯是正确的：黑人群体并没有消减，而是以相同的人口增速跨进了20世纪。

南北战争的前两年，北方军队频频失利、屡战屡败，虽然北方的工业生产总值和人口基数都是南方的10倍左右，但是南方人具有较北方更加尚武的精神，而且南方人认为自己是被侵略的一方。熟知美国政体的人都清楚，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的“州”叫“State”，这既有“州”的意识也有“国家”的意思，也就是说美国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联邦制国家，所以南方人认为大家既然“玩儿”不到一起，那就分家散伙。我行使自己的权利，要分家，北方竟然派兵攻打我们，所以南方人都具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气势。

作为总统，面对不利的战况，林肯也四处受制、举步维艰。在反复的讨论和权衡中，共和党党内最后达成了一致，他们认为，如果把黑奴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动员起来，北方就有可能扭转战局。于是，解放黑奴、武装黑奴成了林肯的选项。然而，他的心头病仍然没有答案：战争结束后，黑奴怎么办?但形势也由不得他多想，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是压倒一切的目标。1863年元旦林肯在忐忑不安中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他宣布全美境内的黑奴立即获得自由，并允许黑人参加北方军队。消息传开后极其振奋人心、成千上万的奴隶逃往北方，最后共有20万黑人加入了北方的军队。半年之后，南北两军在葛底斯堡展开了一次正面决战。这一仗打得无比惨烈，双方20万大军先是大炮对轰，然后短兵相接，最后打到白刃战，共死亡5万多人，北方最终占了上风。这一仗扭转了战局，此后，林肯逐渐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应该说，解放黑奴的宣言确实顺应了时代的需求，人人平等的口号占据了人类道德的制高点，激发了大众的良心和勇气，给予了参战军人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1864年年初，在准备“向大海进军”之前，谢尔曼给林肯写信，告诉总统他的部队土气高昂：“一名黑奴对我说，即使我们仅仅声称是为了统一的联邦而战，他也认为奴隶制是战争的起因，我们的胜利必将为其带来自由。”

林肯解放黑奴的决定，也在南方阵营激起了激烈的讨论。此前，黑奴已经在南方军队中担任做饭打杂、修路架桥等非作战任务。葛底斯堡战役之后，战势逆转，南方也面临巨大的兵员缺口，南方的将军们也都建议让黑奴参军，直接和北方作战。这遭到了南方政治家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如果黑奴也能成为优秀的士兵，那就证明南方的奴隶制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仗也就不必再打了。

北方军队中的黑人士兵

但形势比人强，争归争，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南方最后也像北方一样，征召黑奴入伍。

即使如此，一切都为时过晚。“向大海进军”之后，北方军队摧枯拉朽，南方很快就被迫投降。

战火虽然熄灭了，但黑奴的问题却远远没有完，林肯解放的只是黑奴经济上的自由权，而关于黑奴的政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和投票权，却只字未提，宪法中“5个黑人相当于3个白人”的计算口径，也没来得及讨论。1865年2月，解放黑奴的宣言最后以修正案的形式写进了宪法，但两个月后，林肯便遇刺身亡。终其一生，林肯也没有说过要给予全体黑人政治上的平等权。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这谈不上真正的解放，即使是经济上的自由，也是林肯为了在战场上取胜的一个战略决定，而不是他的初衷，把“种族平等、解放黑奴”的帽子戴到林肯头上，是历史的误会，更是其遇刺之后的悲情放大。但也有历史学家解释说，作为共和党人，林肯一直重视经济自由多于政治平等，他认为，经济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经济自由，政治平等就无从谈起，解放黑奴的决定，最终帮助全体美国人实现了经济自由，可谓意义深远。

结语：南北战争之后的政治算计

林肯逝世之后，关于黑人政治平等权的争议开始全面爆发。引爆问题的导火线，还是宪法中关于议席分配的问题。

根据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各州在国会的议席是按人口数量来分配的，但当时的计算方法是，毎个黑奴按照3/5个自由人的标准进行换算，即5个黑奴才相当3个自由人。黑奴被解放之后，脱离了奴隶的身份，一个就变成了“一个”，按照这个新的计算口径，南方各州的总人口会大幅增加，其在国会的议席也要相应增加。

国家权力又要重新调整，这一次，天平毫无疑问地要偏向南方各州。战败的南方反而要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北方当然无法接受，南方不仅将获得额外的席位，新的议席还可能被南方的民主党尽收囊中，共和党将可能因此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这将直接影响下一届总统大选。

北方的共和党立刻开始寻找补救方案。为了避免南方政治势力的扩大，他们最后提出修改宪法，国会的议席不再按先前的人口总数分配，而按各州有选举权的公民数量进行分配。当然，其潜台词是，黑奴可以解放，但并不享有公民权，即没有选举权、投票权。如此这般安排，共和党相信，南方的议席就可以维持原来的数量不变。

美国政治生态：驴（民主党）象（共和党）之争

这也表明，共和党根本无意赋予黑人政治上的平等权，大部分政治精英虽然认为奴隶制不合理，但还是觉得黑人低人一等。就连废奴派的领军人物、写出《迫在眉睫的南方危机》的赫尔珀也极度歧视黑人，甚至拒绝在有黑人出现的地方就餐。反对奴隶制并不代表支持人人平等，这也反映了人性极为复杂的一面。但共和党没有想到，他们这个修宪的提议引起了“窝里反”：北方很多州自己跳出来表示反对。这些州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当时的选举权是由各州自行规定的。几平在所有的州，女性和外国人都没有选举权，北方各州聚集了大量外来移民，而且女性多于男性，如果按新的口径来分配席位，个别州一计算，发现自己的议席反而会减少。他们当然不干，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全面赋予女性和外来移民选举权，而共和党担心这将导致更大的政治混乱。

不得已，共和党又回到了支持按人口分配议席的原点。但眼睁睁看着南方的议席就要增加，北方又于心不甘。在这种态势之下，一批共和党人开始鼓吹，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赋予黑人政治上的平等权。其中的原因，和林肯解放黑奴的初衷如出一辙：以人人平等的名义，占据道德制高点，这有利于争取选民，尤其是黑人选民。历史后来证明，这是共和党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战略之一，此举确实扩大了其票仓，此后近半个世纪，共和党基本把持了总统的宝座。

由于战争刚刚结束，作为战胜方，北方的共和党主导了国会的发言权，在他们的推动下，1870年，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赋予了黑人男性投票权，黑人在美国获得了和白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当然，这个权利还仅仅是纸面上的，接下来几十年，黑人依然难逃种族隔离的命运，到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真正被落实的时候，已经是1965年。林肯当初的担心没错，在这100年间，黑人在美国社会还是备受歧视，上演了无数辛酸、悲痛。

马丁.路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