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嘉学派有哪些学术特点？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哪些？

乾嘉时期，训诂考订以求其实的治学方法和学风开始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后世学者将此时期的主流学术称为乾嘉考据学。

乾嘉考据学兴起之时，学者为开风气而高标“汉学”旗帜，以恢复汉代经学为标榜，故乾嘉考据学又称“汉学”。从治学表现上看，其学以“无证不信”为信条，重视广泛寻求文献证据以释疑解义，朴实无华，故又称为“朴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考实”的学术传统。随着史学的发展及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考实"成了评价史学优劣的重要标准。即使在宋代心性思辨发达的时代，金石考古也渐露端倪，而且考异、辨伪亦渐成风气。

明末清初以来，在批判理学空疏学风过程中，逐渐形成以经世致用为帜志的实学思潮，强调学术“考实”则是这一思潮中的应有之义。清初顾炎武主张以经学取代理学，认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旨。如论字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

还说明了经学考据的具体路径，即"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清康熙年间，阎若豫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对于《古文尚书》的罅漏和矛盾一一发掘，引经据典，广搜博采，条列128条证据，证明其为伪书。

胡渭著成《易图明辨》，旁征博引，辨析疑似，揭露宋代以来以图解《易》是混淆学术系统的虚构妄说，将《易》归之于伏、文、周、孔，将所谓“河图”、“洛书”的“先天”之说归之于五代以来陈抟、邵雍、刘牧，主张《易》与“河图洛书”分道扬镳，“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力图恢复《周易》之本来面目。阎、胡二人及其著述成为乾嘉考据学的先导，为后来的经史考据提供了示范。

随着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以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的逐步安定，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统治者出于满汉民族界划意识，以及巩固统治秩序的需要，开始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以软硬两种手段对付坚持遗民立场或者是他们认为可能威胁统治秩序的汉族士人。

除兴文字狱外，还禁止结社讲学，发布禁书令，大规模禁书、毁书等。如此，学术界在关涉现实的思想上，在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上，噤若寒蝉。

而统治者同时又采取怀柔手段拉拢和利用士人，以建立能够点缀盛世的文化场面。重开科举考试，将理学尊奉于庙堂，开设博学鸿词科，诏修《明史》，设“三通”馆，纂修典章制度，缮写《永乐大典》，编纂《四库全书》，等等，都是这种政策的表现。

同时，这些文献整理工作，也迎合了明末清初以来士人征实考订的学术旨趣。在社会政治稳定的环境中，在压力和导引两种力量交互作用下，学者为身家计，为寄托学术文化理想，便专注于训诂考证及整理文献之一途。

乾嘉时期考据学者与清初顾、黄、王、颜等学者相比，思想性及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弱化，如章学诚所说的那样，“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后来，随着社会危机的出现和统治者对思想文化控制的松弛，学者的社会政治热情才渐渐复苏。

参酌时间先后和地域因素，乾嘉考据学可分为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及以焦循、汪中、凌廷堪、阮元等为代表的"扬派”。

从整体上看，吴派最先崛起，并打出“汉学旗帜”，其重要学者除惠栋外，尚有沈彤、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昕、江藩等，其学术特点是“好博而尊闻”，以“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为学术评价标准，具有“好古”、“嗜古”的倾向。

皖派继吴派而起，借鉴吴派而形成自己的风格。重要学者除戴震外，还有金榜、程瑶田、任大椿、卢文绍、段玉裁等，其学术特色为“综刑名，任裁断”，参酌古证，断以己义，与吴派“好古”、“尊闻”相比，表现出“求是”的倾向；

扬派继吴、皖两派而起，对吴、皖两派皆有所继承，重要学者有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其学术特色为“会通”，不拘门户。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人称小红豆先生。其为学继承清初顾炎武治学方法，博通经史子集及释道之典。治经以汉儒为宗，从小学入手，重视音韵训诂。

所著《九经古义》，一改宋以丧代形声讨究古书义旨、穿凿附会的做法，循汉儒训诂之学，以复汉之经义。长于《易》学和古代礼制，著有《易汉学》、《易例》、《周易述》、《明堂大道录》等。其中《周易述》依据先秦两汉儒家之说，对“理”予以解释发挥，认为“理”有“兼两”之义，以“好近仁，恶近义”，好恶不失其“正”谓之天理，反对宋儒将理、欲对立的观点及“天即理”的主张。

对于惠栋的学术成就和特色，其后学钱大昕评论说：“宋、元以来说经之说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四库馆臣评论说，“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泥古也。”

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早年师事婺源学者江永，习声律、音韵、文字、历算、典礼之学，后又曾受业于惠栋。自51岁时由纪的等人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为纂修官，编纂天算、地理诸书，直至病逝。

其为学广博而专精，于天算、地理、声韵、训诂、哲学等皆有深入的研究。主要著述有《诗经补注》、《毛郑诗考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原善》、《原象》、《勾股割圆记》、《孟子字义疏证》等。

在文字声韵和训诂方面，戴震认为字书韵书中有很多错误，不可盲从，即便是《说文解字》、《尔雅》也不可尽信。他主张“一字之意，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在名物制度研究上，他著有《考工记图》，对《考工记》文本和郑玄注予以校订和纠正。他利用在四库馆工作的便利，从《永乐大典》辑佚出《九章算术》、《五经算术》等多种算经，并对《周髀算经》予以校正。所著《勾股割圆记》，用西方数学知识对勾、股、弦和圆（即圆）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他还用近10年的时间，对《水经注》一书进行了校订和整理，补其缺漏，删其妄增，正其臆改。

戴震在经学研究上，主张从文字音训入手，遵循“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途径。他强调名物训诂、典章制度考订与义理探究、阐发的结合，反对将训诂与义理两歧的认识和做法。

他将训诂与义理譬喻为"肩舆者"与"舆中主人"之关系，申明经学以探究圣贤义理为归宿。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思想，他由经学而探究哲理。其所著《原善》，将“道”解释为宇宙天地间生生不已的气之条理，破除了宋明理学家将“道”视为离气而独存的本体的观点。

其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以文字训诂的方式，解说孟子学说，批判理学，提出"天理存于人欲"的观点，肯定人们的正常欲望，揭示理学家以天理之名禁锢人欲的后果是“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从而导致比酷吏以法杀人更为残酷、更为普遍的"以理杀人"的局面。这既是对理学的批判，也是对专制政治的控诉。

扬州学派继承了惠栋、戴震的考据之学，并将其推向前进，突破了传统传注的范围，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使学术内容和方法都有所更新。其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文字音训方法，归纳个案考据成果以求其通则，目光开始关注现实，具有求实致用的学术取向，反对墨守汉学和学术门户之见。

王念孙（1745——1832）字怀祖，江苏高邮人。其为学讲求训诂，深于文字音韵，潜心经史。其治经遵循由文字声训以通义理的途径，但不囿于“汉学”藩篱，反对墨守成说。其所著《读书杂志》，对《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墨子》、《荀子》、《淮南子》、《晏子春秋》、《汉隶拾遗》等10部书籍的文字谬讹、句读错乱、音训异同等一一加以考辨。

所著《广雅疏证》，以古音求古义，广采古训，详为疏通。研究所得，驾惠栋、戴震而上之。

王引之（1766——1834）承其父训，亦深于文字音韵之学。他对汉学“嗜古”、“佞汉”的弊端予以批评。其所著《经义述闻》，依《易》、《书》、《诗》、《周官》、《仪礼》、《大戴礼记》《春秋内外传》、《公羊》、《谷梁》、《尔雅》为类，训释经传本义，于聚讼之说，多由假借之字以正其解，驳正汉唐旧注达1761条。还针砭臆改经文之积弊，为训诂学总结出若干重要通则。

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服膺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尝有志于经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弊之事，皆博问而切责之"。

其于经学，反对墨守，主张实事求是，欲"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以此之故，他怀疑《大学》的经典性，认为其为孔学支流而非真传，指出宋儒以《大学》阐发其说，不过是出于拾高其学说的目的。

他讥讽宋儒言必称三代，不知“古之道不宜于今”。反对礼教束缚下的“妇道”和“节烈”，批判理学家扼杀人性的说教；主张著令以使嫁子取妇及时，主张女子应有人身自由，受到尊重。所著《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表彰被宋儒贬抑的荀子，肯定其传经之功，赋予其儒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所著《墨子序》等，肯定墨子主张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之说，称赞其救世多术，批评了后人轻信孟子之言而排击墨子的行为。汪中对先秦子学的研究，成为晚清诸子学复兴的先声。

焦循（1763——1820）字里堂，江苏江都人。其学问通博，为当时学人目为"通儒"。其要著有《里堂算学记》、《易学三书》（《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论语通释》、《孟子正义》、《雕孤集》等。

其为学强调重证据而求实，不满出于学术门户意识的"考据学"之名，主张"蔓此考据之名，以绝门户声气之习。"其究心于一直作为经学附庸的数学，一改传统数学用特定实例说明定律的做法，用归纳法寻求通则性，试图将数学引向公理化、通则化的轨道。他由数学而研究《易》学，是继德国莱布尼茨之后第一个用数学解《易》的中国学者。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其为学涉猎广泛，尤长于考据。他主张训诂考订与阐发义理的统一。他久在仕途，不以专家名于世，但他主持编纂的《经籍纂诂》、《畴人传》，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主持刊刻的《皇清经解》等，皆具有较高的学术总结意义。

《畴人传》，以人物传记汇编的形式，将历代天文、历算学家共聚一编，据以梳理中国古代天算学发展源流。且兼采西人西学，蕴含学术兼容精神。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针对学者“以臆见改古书”对古书造成的谬误，汇集通行的各家注疏以及清儒校勘成果，广参众本，以校正宋版“十三经”，写成详细的校勘记附于各卷之后，"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

《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学者解释经典、考订典章制度的丰富成果，收录学者73人、经学著作180余种，并启迪了后来《皇清经解续编》的编纂。这些书籍的编纂与刊刻，使阮元成为乾嘉学术总结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