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道者寡助，自导自演的袁世凯“登基大戏”，以及幻梦的最终破灭

“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了长江流域，孙中山、黄兴等人再度流亡日本。1913年9月下旬，孙中山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翌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就任党的总理。

1913年10月10日，在清皇宫太和殿举行的中华民国开国两周年庆典上，袁世凯竟仿效皇帝登基的形式“坐北面南”宣誓就职，其“君临天下”的政治野心开始膨胀。

国会被销蚀于无形，袁还需要搬倒《临时约法》。于是他授意组织政治会议，通过由其遴选的亲信组成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制定出"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时称“新约法”或“袁氏约法”），于1914年5月1日公布。

《中华民国约法》共8章68条，主要内容是取消内阁制，实行总统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有成立和废除立法院、公布法律、任免官员、宣告和战、统率军队、缔废条约、宣布戒严等一切大权。事实上，大总统的权力可谓无所不包。

而1914年12月29日公布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不仅将原有的《大总统选举法》合理的选举程序加以修改，而且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不限制；总统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预先题名藏之"金匮石室"，凡换届改选，得参政院2/3以上同意，大总统得留任。显然，只要袁世凯愿意，他就可以终身坐在大总统宝座上。

民初复辟帝制的运动有明暗两条浊流，一是拥戴清废帝溥仪重建大清帝国；一是力主袁世凯登基“开创新元”。这种政治思潮，是在目睹民初政治动乱而国体难定、民不聊生状况后产生的，它没有认识到，民初政治动乱正是民主共和制遭袁破坏的结果，反而把它看成是中国缺乏一种永久性政治权威的结果。

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拥袁登基的活动就肆无忌惮地展开了。显然，没有袁世凯及其部下的支持，这种喧嚣是难成气候的。

1915年8月3日，总统府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对美国、法国确立共和制的历史机遇做了说明，以南美、中美各国效法美法共和体制反而军事政变频繁、政治持续动荡的教训，为中国政治提供借鉴。

他对中国的结论则是"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随后，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发表《共和宪法持久案》，倡言复辟帝制。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称：“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他认为，共和不足以治乱，如果豪强四起争夺政权，中国将无宁日。唯有君主制，才足以平乱。

8月23日，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发出致各省通电、决议君主制通电及请各省派遣代表通电，掀起一股必速致帝制的势头。28日，各省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国体，表决结果是各省代表居然"一致赞同君宪"。许多北洋军阀首领也纷纷表示忠心。

9月1日，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参政院举行开幕典礼。9月19日，为制造虚假的“民意”气氛，梁士诒发起成立了“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取代筹安会，向参议院请愿，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各式请愿团也纷纷出笼，王公贵族、官僚政客、知识人士乃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无奇不有。

9月26日，参议院将收到的83件请愿书交予袁世凯并请开国民会议。袁世凯即咨复参政院，定于11月20日召开国民会议。

全国请愿联合会指示各地操纵地方公民大使，向代表疏通意见。10月7日，朱启钤致电各地，要求在投票决定国体后，用各地国民代表大会名义发出推戴电，将票数报告袁世凯及参政院，电文中必须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皇帝"的字样，"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祝书，亦请预拟备用"。

国民会议事务局更是露骨地要求各地推举的代表，应是能引导选举的人员，“庶几投票结果，均能听我驰驱，将来选举国民代表及选举国民会议议员时自可水到渠成，不烦而解。此事实为上项选举之最要关键”。

朱启钤等人还指示各地，“须用种种办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10月23日，朱启钤等再致电各省，要求在国体投票结束后，在对袁的推戴书中必须加入"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并称"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

在授意属下推进帝制的同时，袁世凯却为平息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而故作姿态。11月23日，袁氏发表对复辟运动的惩制令，高谈“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体，而遏乱萌”。显然袁的真意一是为帝制自为抛撒烟雾，二是为打击复辟清室的行为。

从10月25日至11月20日不到1个月内，全国各地选举国民代表和团体的投票即告结束。其真相如何呢？

“当各代表齐集省城，即有军民两署派员前来接洽，嘱以必赞成帝制必举袁世凯为帝。及投票之日，军署自大门以至投票处，军警夹道，背枪荷戈，各代表于刀枪林立之中鱼贯而入，其心已不能无惧。及入场，所谓将军者又戎服登坛，慷慨以谈帝制之有利于中国。投票纸上又仅有君主立宪字样，并非谓帝制与共和并列，此反对二字遂愈觉下笔为难矣。投票既毕，即由职员捧出预定之推戴书，各代表哄然聚观，职员又厉声谓：'诸君何必纷扰。一言以蔽之；举袁世凯为皇帝而已。为时已晚，望诸君从速签名。不然者，恐今日将不及出门矣。’诸代表无法，遂一一遵教，到底未尝知推戴书中如何措词也。……且闻浙江直隶二省代表，确有当场明明书反对字样，而一转瞬间竟变为赞成票者。”

梁启超愤怒的笔触，更将这出“选举”闹剧的本质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辛辣地讽刺道：“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

他指出：“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最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后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九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这就是“洪宪帝制”真相活脱脱的勾画。而这个活剧则“全由袁氏一人独演”。

12月11日，参政院汇查各地国民代表共1993人，"一致赞同君主立宪"。其附有相同文字的推戴书，均"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据此，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上《劝进书》给袁世凯，“以全国民意吁请皇帝登极前来"。袁故作姿态地谦让一回。当日，参政院"再劝进"。次日，袁便在“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的回复中接受帝位。13日，袁接受百官朝贺，以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大加封赏有功者。

19日，以朱启钤为首的大典筹备处公开活动，着手准备登极大典一应事宜，登报经费议定400万元。31日，袁世凯下令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定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

12月25日，云南将领蔡锷、唐继尧等统一各派力量，在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由此拉开护国运动序幕。全国纷纷响应。1916年1月，袁世凯龙墩未暖，护国军已兵分三路进军川、黔、桂。

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袁世凯手下诸雄看到大势已去，纷纷见风使舵。黎元洪拒受封册；张謇、马良、汤化龙不辞而别；冯国璋、段祺瑞坐而观望；就连袁的弟弟袁世彤和妹妹张袁氏，也在京津各大报纸遍登广告，声称与袁“完全消灭兄弟姐妹关系”。英、日等国也宣布不再支持袁世凯。

内外交困中，袁世凯只得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次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4月，袁下令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企图继续保留大总统职位。

5月8日，在梁启超、蔡锷推动下，在广东肇庆建立了以云南督军唐继尧为抚军长的军务院。军务院声称是军政时期全国最高的军政、民政机关，要求恢复《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民主共和制，反对袁世凯称帝，遥奉黎元洪为合法大总统，宣布代行国务院和陆海军大元帅职权。

护国运动开始后，孙中山派陈其美、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策动驻沪海军"肇和”号舰起义。居正受命于1916年1月抵达青岛部署反袁，5月，在山东的潍县、高密、诸城等地起兵反袁。在广东、江苏、浙江及长沙、武汉等城市，中华革命党人都有反袁活动。

5月底，备受袁氏宠信的成武将军陈宦在两次劝袁退位未果后，宣布“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湖南巡按使、靖武将军汤芗铭也随即宣布"独立"。

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忧愤与失望之中一病不起。6月6日，称孤道寡仅83天的袁世凯因尿毒症病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