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大家不仇富“沪爷”和“上海豪车”们？

☆ 说来也巧，不久之前我刚在「」中聊到：现在的同情是有条件的，人们更倾向于同情和自己社会阶层与收入水平相仿的人，反过来会平等地仇视“精英”和“高收入人群”，比如仇视“208w”们等等。甚至我们还愈发的肯定，在社会层级固化，收入差距增大、经济环境变动的大背景下，这种“仇富”情绪会进一步加剧，以致形成群体性、乃至社会性隔阂。

☆ 没想到，这样的论断很快就被“沪爷”“沪姐”们“三班倒豪车秀”给打破了。近期，在免签政策的影响下，大批韩国游客在周末前往上海旅行，并出现了“一顿饭吃出了56万人民币”“争相吃自助餐中的西瓜”等“Strong”现象，小红书戏称“最Strong的城市遇见了最Strong的人”。同时，为了韩国人民过去长期保有“中国贫穷且落后”的刻板印象，上海富二代们轮番开着自家豪车在马路上遛弯，并出现了一系列“让韩国人见识见识真正的财阀”“沪爷们吃过最大的苦就是冬天穿羽绒服开敞篷车出门”“没想到最爱国的人是沪爷沪姐”“富二代们开始三班倒上街溜车了”等一种网络热梗。

☆ 有趣的是，常就存在的“仇富”的心态在交杂了“爱国”“民族”“自信”这种宏大议题之后，“仇恨”的对象竟然也奇异地发生了偏离，原本对内的仇恨转变为了对外的炫耀，在一种名为“集体主义”的抽象叙事下，阶层矛盾被轻而易举的遮蔽掉了。

☆ 爱国主义排在了“仇富”心态之前，集体主义超越了个人困顿，在一种名为“我们”的集体荣誉感面前，到底谁是“我们”？这到底是一种“民族自信”？还是“自卑叙事”？被民族主义遮蔽的赤裸裸的社会差异，当真可以视若无睹吗？

Western Consumerism.

集体的富和个体的富✶

一种集体式的幻觉✶

@TuTouSuo ™️

☆ 金钱以可见性区隔群体

郝景芳《北京折叠》中预设了这样一座城市，上流、中产和底层在不同的时间点内使用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并划定出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如同美国上东区的名流阶级与布鲁克林、格林威治村的居民一样，虽然同处在一个空间内，却永远无法彼此共享同一种文化、价值与生活质量。被折叠的北京城鲜少会发生矛盾与反抗，不同阶级的人似乎早已有了约定俗成的默契，即“上位者”负责展示，“下位者”艳羡，并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试图接近并成为“上位者”。

为了更好的区隔“上流”与“大众”，上流社会的资源拥有者不断建立起各类复杂的规则，由此来彰显他们的品味，又通过金钱物质的拥有，使自身同其他阶级相互区隔开来。于是，“消费品”就成了其中促成阶层符号，彰显地位的“关键环节”。

资产阶级诞生后，人们习惯了通过消费来获得社会地位，资产阶级塑造与众不同的文 化符号，希望通过消费让自己跻身贵族圈，同时创造文化屏障，与底层大众区分开来。人们甚至把消费看做是彰显自我价值、自我实现的方式。这种“以外在物彰显个人财富”的 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见的叙事。

法国学者安东尼·加卢佐在《制造消费者》中阐述了“财富与消费可见”历史：最初，新兴资产阶级们为了彰显自己的财富与社会地位，会以高价收集皇室贵族们的日用品和装饰品，摆放在家中以消解自身“平民大众”之身份。从这一刻起，财富便可以通过“吃穿用度”的方式被“全面”展现出来。随后，资本主义把自己活成了“老钱”，他们的衣着风格、吃穿习惯又一次成为了普通大众竞相模仿的对象，今天流行的“老钱风”“富家千金风”审美品味，皆是如此。《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喜爱穿白色的西装，因为他认为“白色西装是一种不需要劳动”的证明，也是一种“富有”的外在表达。

“这一切都利用人性来完成，它利用人们对安全、自尊、权力、抱团的渴望，也利用人们的认同和偏见，最重要的是，它利用了人们对事物的操纵与对事物赋予意义的欲望。商品一直是满足人们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工具，也是一种表达人们思想和权力关系的语言。”

换句话说，“商品”以“可见”的方式，直白地成为了金钱、财富、地位的代名词，也成为了区隔社会的方式。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为什么在今天聊起“仇富”和“媚富”，大部分“仇富”现象都是针对如明星等 208w们，而大部分的媚富现象都是针对如“万柳书院少爷”“富二代”“出生在罗马的精英”呢？

其实根源依然在于“可见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看到一件商品的时候很难了解其生产过程，也无法计算背后的劳动时间。生产所付出的劳动离人们太遥远了。我们和他人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被掩盖在物品之下。” 沿此逻辑，正是因为明星们的实际工作是“可见的”“直观的”“未被遮掩”的，所以“金钱”的神秘性被剥夺，大众能感受直接感受到自己与明星之间“付出与回报”的天壤之别，由此便会心生“不公平”乃至“仇恨”之感。但如“万柳书院少爷”“上海街头开豪车的沪爷”，他们的真实身份、财富来源实际上处于“不可见”中，大众失去了可参照的对比标准，也就自然的模糊了对“不公平”的感知，和由不公平所催生的“仇恨”。

豪宅、豪车、奢华的生活：外在商品的可见性，与内在资本积累的不可见性，共同的完成了这场巨大的“媚富”神话。

☆ 民族主义又弥合了区隔

“上海 这座城市里，生活了1.68万户资产过亿的家庭。”

这些财富与普通大众无关，但是如果这些“财富”被用来作为“国家富有”之展示，被赋予了一层“集体主义”和“共同体”的光环，那么这些财富就和所有人有关。

海斯在《族国主义论丛》中说：“资产阶级竭尽全力向民众灌输一个观点，即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即使是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一想到大英帝国的财富和工业，便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

这种被放置在“个体差异”之前的“民族主义”，就像是“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一样，关键在于“民族”和“想象”。人们置身于这重关于民族的“想象”和“幻觉”中，最大程度了忽略了其他一系列可能导致共同体失效的分歧、矛盾和区隔，无限地将自己纳入“共同体”之中。

“民族荣辱”，这是中国长久以来最大的民族与政治议题。

这种议题会演变为《歌手2024》中“五旬老太叶赫拉娜守国门”的地狱笑话；会演变为将巴黎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放在一起做对比的无意义举动；也会演变为变成面对西方国家的污名化，中国网名的“帝吧出征”和“饭圈出征”行为。

这些举动的出发点一定关乎民族自信与荣辱，是作为共同体守住者的中国人民的“自尊”和“自证”行为，是民族主义引导的社会行动。根据欧内斯特・盖尔特的观点，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它强调民族群体的认同、利益和价值至上，并在传播与行动中激发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但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在强调本民族的认同和利益时，往往会产生排外倾向，且这种排外很多时候会以较为极端的方式呈现。

越是排外，越是自证，越是强调尊严表达，就容易陷入“自尊的反面”，即“民族自卑”之中。一如以赛亚·柏林所言：“民族主义是伤痛的回忆，也是民族自卑的表达。”

因此，浅薄的炫耀行为根本没有触及民族主义产生的痛点问题，反倒将其内在的不自信暴露无遗。

但比“民族主义”更值得警惕的，实际上是将“资本叙事”和“民族叙事”向融合，这种方式会无限放大“民族主义”和“爱国”表达，进而遮蔽财富背后从未消失的社会隔阂和资本差异——“历史已经多次向我们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倘若爱国主义未能扎根于真实且积极的社会进步之中，那它极有可能沦为一种工具，被别有用心之人拿来遮掩诸如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各类社会矛盾。”

“没想到最爱国的是沪爷。”

这句话背后被遮蔽掉的，恰恰是“资本家”更是打着 “爱国” 的幌子，将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当作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手段。每当“资本家”喊出 “爱国” 这一口号的时候，他们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守护这片土地，更不是为了保护广大劳动者的权益，而是为了捍卫他们从中谋取私利的既有秩序。

最终，依然会演变为“上位者展示”，“下位者”艳羡，并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试图接近并成为“上位者”的无限循环中，为剥削提供了更好的借口。

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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