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日本上蹿下跳，为何非要把中国变成"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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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自1909年初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后，虽隐居河南彰德，实际上仍掌握着北洋军权。

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他来镇压革命，先任命他为湖广总督，接着，授予钦差大臣，11月1日更委以总理大臣之职。13日袁世凯抵北京，16日组成新内阁。他是在英国等的支持下东山再起的，他的上台自然受到西方列强的赞扬。

1、日本干预辛亥革命的图谋

日本本来对袁世凯没有好感（袁曾在朝鲜阻止日本的扩张活动，后来又抵制日本在东三省的侵略)，这时见他取得重要地位，便决定改变过去的疏远态度，外相内田要求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与袁保持亲密关系。伊集院在天津任总领事时与当时是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有旧交，他于11月初就派人与袁的心腹、掌握警务大权的赵秉钧联络，并准备暗中馈赠收买。

袁世凯组阁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做出决定：清政府如能真心诚意依靠日本，就给予适当援助。伊集院旋即与袁世凯密谈，强调日本“坚持亚洲大局由亚洲人维持，不容他人置喙”，要求袁世凯相信日本的“诚意”，有事可随时向日本“坦率求助”。他询问袁“对于今后时局之方针，是否已有成算”；袁一面说“到任未久，方针尚未确定”，一面又说自已“始终认为中国非行君主立宪不可”。

袁又反问伊集院的看法，伊集院说，从中国的历史及实情来看，“以君主立宪统一全国，实为万全之策”；但又说：“就贵国目前情况而论，政体问题固然迫切需要解决，但当前更为迫急者，乃为消除外国人之恐怖心理，应急速采取步骤，使彼等寄希望于贵国中央政府。”

袁世凯的中央政府并不能满足帝国主义的期望。他的军队虽然在11月2日就从革命者手中夺取汉口，继之又于27日占领汉阳，从而孤立了武昌的革命政府；但他完全没有能力阻止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迅猛发展。

到11月下旬为止，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各省相继发生革命，大半个中国已脱离了北京政府的统治，长江以南完全成为革命的天下；甚至天津也在发生动摇，北京的外国人也越来越感到不安，23日外交团会议决定增调护卫使馆区的军队。

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认为在华“有重大利害关系之各国已不能再事袖手旁观，迅速采取适当措施以维护本国利益”的时刻到来了。

至于应采取什么措施，它想先与英国交换意见，然后再以英日的一致意见同其他列强磋商；它自己的主张是：

要使清朝按旧制度统治中国已无可能，革命派要建立共和也“纯属空谈”，适合当前中国形势的“最良方策”，只能是使革命者和清政府双方“互谅互让，达成妥协”，使中国“名义上在满洲朝廷统治之下，实际上由汉人掌握政权”。

11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议决并经天皇批推这个方针，随即训令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圆次郎去执行。

这表明日本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干涉，而其集中点就是政体问题。

山座在12月1日会见英国外交部官员时，概述了这一方针。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正应袁世凯的要求充当中介人，在清政府和武昌革命当局之间撮合停战，而且很快就撮合成功，12月2日双方议定在武汉地区停火三天。

接着他又于4日同袁拟定延长停火的新条件，经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活动的结果，9日双方又议定在全国范围（除陕西、山西、四川三省外)实行停火，并派代表商讨大局。

英国本来就是列强中在华势力和影响最大的国家，是袁世凯的主要支持者，也是袁的主要靠山；由于它促成了停战，它同袁的勾结就进一步加深。

日本策划联合英国对中国进行干预，正发生于英国在华单独调停之时，而且这个调停进展顺利，这就使它感到根本没有必要与日本联合行动，由它独自插手中国问题更为有利；5日，英国政府告诉山座，它虽然同日本一样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良方策”，但认为不需外力干预，中国自身斗争的双方可以自行磋商解决。

日本得不到英国的支持，其干涉阴谋自然落空。

2、日本介入南北和谈

英国独自促成清政府和革命者实行停战并走向和谈，而把日本撇在一边，这引起日本很大的不满。恰在这时，清朝政局发生了一件大事，即12月6日摄政王载沣下台；这是帝国主义为支持袁世凯而向载沣施加压力的结果，日使伊集院事前虽有所闻，但未能得知底蕴，因而也感到不快。

日本一方面向英国表示不满，根据两国同盟关系，要求英国在华一定要同它合作；一方面责难袁世凯，要他遇事与英、日共同磋商，而且务必不分先后，同时进行。这时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已由北京南下，准备与南方革命方面的代表举行谈判；日本决心拉住英国，对南北和谈进行干预。伊集院受命面告袁世凯，要他坚持“断然实行君主立宪”，如有求助于日本之处，日本将“不吝给予相当援助”。

袁世凯抗不住日本的压力，他玩弄了一个巧妙的手法，让英国去牵制日本。12月17日他向伊集院提出：他已经通过英国的斡旋而走向和谈，今后如同时向日英两国进行同样的商谈，在程序上总感不便，“因此，不如由贵公使先同英国公使进行磋商，如能取得一致意见，即由两国共同告知本人，本人自必按两国公使意见行事，绝无异议”。同一天，伊集院与朱尔典向袁世凯发出通告，表明日、英两国愿就中国南北双方的和谈进行斡旋。

18日，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开幕。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大局，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集中起来就是：中国应保存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怎样确立中国的政体？革命方面坚持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但为了减少障碍，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用共和国总统的职位把袁世凯吸收过来。

袁在各种场合都一再声称要维护清朝，实行君主立宪，但他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就主张清王朝体面地退位，开国民大会以决定政体；唐还把这个主张告诉了英使朱尔典，而朱尔典一眼就看穿这个办法一定会导致建立共和，并认为这“很可能已得到袁本人的默许”。

谈判双方的情况如此，所以在基本问题上并没有严重分歧，在20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革命方面的代表伍廷芳就同唐绍仪取得基本谅解：

袁世凯方面不反对共和，但还不能公开宣布；革命方面声明只要对方承认共和，一切办法都可商量，不反对开国会以定国体。日本为直接影响南北和谈，特派外务省参事官松井去上海；松井向唐绍仪宣扬日本愿提供援助，维持君主立宪。唐绍仪认为这是插手操纵中国国家体制，斥为无理，从而顶回了日本的干预。

日本干涉政策的主要执行人是驻北京的公使伊集院，伊集院用尽各种办法要袁世凯在对南方革命者的谈判中坚持君主立宪制，为此，他不断同朱尔典协调行动。

袁世凯表面上对朱尔典、伊集院一视同仁，把他们一同当作依靠的力量，经常向他们通报上海和谈的情况，探询他们的态度，有时还分别同他们商讨对策。

朱尔典本来也认为中国不宜实行共和，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他和伊集院都设想过推行君主立宪制的各种具体形式；但在革命一方坚持共和、决不退让的情况下，朱尔典从英国的实际利害关系出发，逐渐改变了态度。

4、日本君主立宪迷梦的破灭

12月21日朱尔典告诉伊集院，上海和谈如想以保全清朝达成协议已无可能，英国不能无视中国革命者的思想感情去采取猎施强行贯彻君主立宪，他认为可以考虑以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的办法来稳定局势。22日，朱尔典重申此种看法。

伊集院认为朱尔典变得越来越“软弱”了，要尽最大努力把他“扭回到君主立宪方面”来。伊集院毫不掩饰地陈述了日本反对中国建立共和的原因，主要是：害怕中国的共和制给日本思想界以重大影响，冲击日本的天皇制；担心中国人民因推翻帝制而增强民族自信心，由此发展为向帝国主义收回权益。

他说，日本和中国“具有特殊利害关系”，中国如实行共和，“日本不但在实质上将遭受甚大损害，而且在思想界亦必蒙受极大影响”。又说，中国人“一旦得势，如不在适当时机加以扼制，即将肆无忌惮，不知自制，甚至难保不招致自我毁灭之灾”；中国人有“问收利权的意念”，“吾人应当考虑采取适当手段加以抑制，至少必须施加某种压力。若坐视其狂妄恣肆，甚至坐视其实现共和制度，则将一发，不知自制，甚至想入非非，以为万事均可按照彼等之意愿推进。

其结果，必然是排外思潮更加泛滥，以致掀起回收利权之狂潮，动辄与外国人作对，必使外国之处境较前更加困难数倍”。

这就是说，日本一心想以君主立宪制来维护清王朝，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它在华的侵略利益。但伊集院的簧鼓之舌并不能打动朱尔典，在此情况下，要他们两人拿出“一致意见”交袁世凯执行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朱尔典的转变是非常合乎袁世凯的心意的。袁世凯并不想做清王朝的孤臣孽子，民国大总统比清朝内阁总理更能满足他的权位欲，他很快就察觉到朱尔典与伊集院的分歧，他知道英国的新态度可以帮他创造政治上的锦绣前程，日本在妨碍他进一步飞黄腾达。但他表面上仍不动声色。

他无法抗拒日本，他完全能估计到日本将无法抗拒英国，于是他继续采取迎合日本的做法，甚至敦促日本加紧干涉，使日本亮出底牌，扩大日英分歧，用英国来抑制日本，12月22日下午袁与伊集院密谈，他重申“自始即坚决主张君主立宪”，原来依靠日、英两公使的支持，但英使突然“变为袖手旁观”，因此“现在所能依靠者只有贵国一国而已，倘若贵国政府亦与英国持相同态度，本人即万策俱尽”，只能“引咎辞退”。

他问：“不知贵国政府是否仍如既往，坚持友好态度，并支持君主立宪原则？”
伊集院答：不论英国态度如何，日本“绝不致中途改变方针”，“日本国与贵国间之关系，与欧美各国单纯着眼于物质利害者不同，万一贵国变成共和国体，我国国民在思想上必受到不少影响。仅从此点出发，我国也要支持贵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尽可能促其实现”。
袁又逼问：是否将来也不会改变态度？伊集院答：“自必始终支持君主立宪，并援助其实现。”
袁再问：“能否…公开表明贵国立场？”

伊集院答应立即报请日本政府考虑，袁又恳切申明：危机已迫在眉睫，切望日本“及早做出最后决断，给予具体援助”。

当伊集院发现朱尔典态度改变、两人分歧已不可能在北京调和时，即已要求日本政府赶快去直接与英国政府商谈，以决定共同对策；及至袁世凯逼日本公开其立场及采取实际行动，伊集院不得不提请日本政府急速采取措施，拿出具体方案，日本的干预是否会由外交手段发展为使用强力，至此达到紧迫关头。

日本政府鉴于袁世凯的要求事关重大，便根据以日英同盟为基础解决中国时局的方针，马上与英国磋商。而一经磋商，很快就明白了，朱尔典在北京所阐述的新观点并非个人之见，而是英国政府的新方针。

英国政府为澄清有关“日英两国正在采取协同行动支持清国实施君主立宪，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等报道，特地发表声明，指其“全与事实不符”；同时又郑重告诫日本，“应注意避免以类似强制手段提出革命党和袁世凯双方均不能接受之解决方案”，不要轻率地擅自“对政体问题提出建议，言明孰可孰不可，或者采取哪怕是一点微小的类似压迫之行径”，日本在英国面前再度碰壁，孤掌雄鸣，只得暂时止步。

12月26日，日本外相内田致电伊集院哀叹说，由于英国态度已变，在中国南北议和问题上日本再“单独出面梗阻，亦属无趣”，“只能暂时听任事态之自然发展”。

日本干涉中国革命的迷梦就这样破灭了。

5、日本国内的挫败感

日本对中国政体问题的干涉没有发展为使用武力而中途夭折，这为中国革命建立共和消除了一层障得，也使南北议和减少了一个阻力。

但议和谈判并没有马上达成协议。南方革命者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成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临时政府；北方几经周折，到1月底清廷终于被迫决定退位，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至此彻底垮台，在中国继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随之结束，接着，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新建的中华民国又走向南北统一。

敌视中国共和政体的日本统治者眼睁睁看着这些事态的发展而无力阻拦，表明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不可抗拒，日本在中国的影响毕竟还很有限。

日本这次在华外交的失败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而且涉及日英关系，这使得西园寺内阁在国内受到各方面的严厉指责。1912年1月间，议会中的反对派批评政府软弱无力，不会利用时机扩大在华利益；舆论界出现对英国不满的言论，要求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保持独立政策，报刊上还发表了对袁世凯的攻击性言论；元老派和军部势力趁机主张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

日本政府当然也自知受挫。但这个挫折主要限于关内，在这里它一时未能达到培植势力、树立优势地位的目的；至于关外地区，它仍可以有活动的余地。被认为是“元老中之元老”的山县有朋主张与俄国“推心置腹”进行磋商，来确立对满洲的控制。

1月14日他向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前首相桂太郎等人递交一份意见书，建议乘中国动乱之机，以两个师团为限出兵东北，他说为保护满洲租借地及铁路，已到了向该地区出兵的适当时机。他指出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先与俄国妥善商议。

这样，日本的黑手伸到内蒙地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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