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凡尼的早餐》：她纯洁又放荡，拜金又自由

即使你没有看过《蒂凡尼的早餐》原著小说，也大概知道奥黛丽•赫本主演的同名电影，纪梵希小黑裙以及《月亮河》电影配乐太深入人心了。

1958年，《蒂凡尼的早餐》出版，销量很高；1961年拍成电影，一举摘得7项奥斯卡大奖。但是电影和小说出入很大，据说作者杜鲁门•卡波特心目中的电影女主角是玛丽莲•梦露，得知奥黛丽•赫本主演很不快。

好奇之下，我看完小说特意找电影来看。确实，电影拍成烂俗的爱情轻喜剧（当然和剧本有关），女主角拍得太单薄了，大团圆结局更削弱了小说的深刻性。

小说女主角郝莉•戈莱特利魅力四射，奥黛丽•赫本并没有表现出郝莉身上那种惊世骇俗的奔放、性开放，以及“纯洁的放荡感”。

郝莉的魅力体现在哪里呢？

“光芒闪耀”

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我”是作家，住在郝莉•戈莱特利的上面一层。那时的纽约公寓一般分层出租，郝莉老是弄丢钥匙，按其他房客的门铃让别人帮忙开门。

“我”在公寓住了约莫一星期，第一次看到郝莉是凌晨。她又弄丢了钥匙，按汤濑（住在顶层的日本摄影师）的门铃让他帮忙开门。

她的男式头发的颜色像百衲布一样，褐色中间夹着一缕缕白金色和黄色，反射着楼道上的灯光。这是个温暖的夜晚，几乎是夏天了，她身上穿着一件苗条合身的凉爽的黑色连衣裙，脚上是黑色凉鞋，颈上围着一条珍珠项链。
虽然她的体态跟上时髦风气瘦得可怜，她的身上却透着一种几乎像早餐麦片那样的健康气息，一种像肥皂和柠檬那样的清洁，双颊红彤彤的显得十分结实。
她的嘴巴很大，鼻尖往上翘。一副墨镜挡住了她的眼睛。这是一张已经过了童年时代的脸，但还不属于成年妇女。我猜她的年龄在16岁到30岁之间，后来弄清楚，她只差两个月就到19岁生日了。

之后几天，郝莉不再按汤濑的门铃，按“我”的了。

有时候是在下半夜两点钟，甚至三点钟、四点钟，她一点也没有顾忌，不管什么时候把我弄起床为她按电钮开楼下大门。我朋友很少，况且也没有人这么晚来找我，因此我知道总是她。

“我”看到她总是戴着墨镜，打扮装饰得整整齐齐，衣服很朴素，但光芒闪耀。她看上去像模特或女演员，但从作息时间来看，显然不是。

“我”曾在高级酒店看到她被四个男人围着，勉强忍住不打哈欠；也曾在酒吧门口看到她和一群军官跳舞，“她在他们的怀里转来转去，像丝巾一样轻飘。”

她养了一只猫，吉他弹得很好，有时自弹自唱，特别喜欢唱一首歌：“不想睡，也不想死，只想到天际的草原上去漫游。”

“冒牌货”

“我”第一次见郝莉，她凌晨回家有位男士跟在她身后，郝莉不让他进门，他心有不甘。

“下次有哪位姑娘问你要些零钱去厕所，”她大声说，一点也不是逗着他玩，“请接受我的忠告，亲爱的，别只给她两毛钱！”

郝莉做什么职业呢？你说她娼妓也行，交际花也行，用她的话，“随便哪个上等人，出手稍许漂亮一些，就会给你五十元钱让你上厕所。”

有一晚，“我”收到郝莉的字条，邀请他晚上六点来喝一杯。他在郝莉家见到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好莱坞的演员经纪人贝尔曼。

贝尔曼说在赛马场上发现了她，她才十五岁，“她不赖，她准成”。他让郝莉去试镜，想捧她做女明星；又介绍有钱人给她，想她嫁给有钱人……郝莉不听他的。

她不是一个冒牌货，因为她是一个真冒牌货。她真的相信她所相信的一切牛皮。你怎么劝也没有用，我劝得掉了泪，但是她不听。

郝莉认为贝尔曼是个窝囊废，她已经不再做梦。

要做明星太难了，要是你有头脑，你就觉得做明星也太难为情了。我的心理并不太自卑，既要做明星，又要有强烈的自尊心，这本来是可以同时做到的，但是实际上你却必须放弃自尊心，放弃得一点儿也不剩。
我并不是说，我不要钱，也不要名，这是我追求的主要目标，我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但是在达到的时候，我愿意自己还保持着自尊心。我希望有一天早上醒来在蒂凡尼吃早饭时，我仍旧是我。

“我”和郝莉经常东逛西游，在商场看到漂亮的鸟笼，很喜欢但不舍得买，郝莉送给了“我”。

“可你花的钱，三百五十元！”
她耸一耸肩，“只是多到厕所去几次而已。不过请你答应我，答应我永远不会在里面关一只活的东西。”

“蒂凡尼”

电影一开始就是奥黛丽•赫本站在蒂凡尼珠宝店外面，看着橱窗，吃着早餐，非常“点题”。但是在小说里，提到蒂凡尼的地方不多。

郝莉觉得可以安身的地方就是“像蒂凡尼那样的地方”。

倒不是我特别喜欢珠宝首饰。钻石，我是喜欢的，但是还没上40岁，就带钻石就有点那个，甚至很危险，只有戴在真正上了年纪的娘们身上才合适。

郝莉觉得在“心里发毛”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去蒂凡尼。

我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坐进一辆出租车到蒂凡尼去，这马上使我平静下来。那里有安静气氛和高贵气派，你在那里就不会发生非常不幸的事儿，同那些穿着高级西服的和气的男人在一起，同那银餐具和鳄鱼皮皮夹好闻的气味在一起，是不会发生不幸的事儿的。

她在蒂凡尼印了名片，地址一栏印上“旅行中”，“我怎么知道明天住在哪里？”

不出卖朋友

有个黑手党的毒贩萨利被判了五年。律师找到郝莉，说萨利爱慕她，只需每星期去探视他一次，给她一百元。她对这个报酬没有动心，但觉得这件事太浪漫了，于是答应了。

经过律师的运作，她每周以萨利侄女的假身份去探视萨利一次，听他讲一小时话。萨利的“天气报告”是给钱的暗号，律师收到她从萨利那里带出来的口信，确定她去过监狱，然后付钱。

之后，郝莉被捕，说她伪造成萨利的亲戚，每周探监，把暗号转达出去，使得萨利身处狱中还能够控制他的贩毒网。

郝莉有她的行事标准，她的衡量标准是别人怎么待她，她也怎么待人。她觉得萨利人不错，宁可被抓也不愿帮助警察给他判刑。

真正的问题在这里：所有的警察都想从我身上不花钱摸两把，都想我做控告萨利的国家证人——没人打算对我起诉，他们根本没有立案的根据。也许我是个烂透了的女人，但是要我作证控告一个朋友，我绝不干。

“有钱了？”

郝莉的父母早逝，她和哥哥弗雷德去农场偷牛奶和鸡蛋时被戈莱特利大夫的女儿抓住。

戈莱特利大夫是个马医，种田种菜，养牛、鸡、猪等。他说那时她叫露拉美•巴恩斯，瘦得厉害，从寄养家里逃出来。

露拉美快十四岁时嫁给了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马医一家都很宠她，把她养胖了，人也标致了。马医认为祸根出自杂志，露拉美看到那些“装模作样的照片”，做着白日梦，突然不辞而别。

弗雷德也不明白妹妹为什么出走，他一直住在马医家。参军后有了妹妹的消息，就把地址给了马医。此时，马医已经找老婆找了五年了。

郝莉见到大夫很开心，但她不愿意跟大夫回去。她和“我”说，当时结婚只有十四岁，不合法，所以也没啥好离婚。大夫是个好人，也真的爱她。

大夫错就错在这里，他总是把一些东西带回家，一只伤了翅膀的秃鹰，有一次是断了一条腿的大山猫。但是你不能把心掏给野东西，你越是那样，他们恢复得越快，总有一天他们有了力气可以逃到树林里去了，或者飞上了树。接着又飞到了更高的一棵树，最后飞上了天，这就是你好心得到的好报。

郝莉没有嫁给当时很迷恋她的大富翁拉斯蒂，反而爱上了若泽——若泽曾经是她朋友玛格的男朋友（玛格嫁给了拉斯蒂）。

若泽搬进了郝莉的公寓，郝莉突然对操持家务产生强烈的兴趣，那时她有了六个月身孕，想嫁给若泽，跟他回巴西。

有一天晚上我数过，我只有过十一个情人，不算我十三岁以前的事儿，因为说到底那是不能算数的。十一个，我就成了一个破鞋？

郝莉被捕后，若泽写了分手信，让他的表弟去公寓收拾东西，并让“我”把信转交给郝莉。

郝莉流产了，被捕后一直在医院，“我”去探望她。“我”把信给她，她脸上不自然起来，说“一个姑娘不抹口红是不能读这种信的。”

她抹了粉，涂了口红，画了眉，涂了睫毛，喷了香水，戴上珍珠耳环，戴上墨镜，全副武装后才看信。她迅速扫了一下信，然后让“我”读出来。

若泽在信里承认他是懦夫，他要保护名誉，他已回到巴西。郝莉很难过，说若泽是个骗子，但最要命是，“我确实爱过他，那浑蛋。”

然而，郝莉很快振作起来。

贝尔曼花了十万元保释她出来，她却决定“潜逃”。她已经有了去巴西的机票（本来打算和若泽一起去），不用白不用。她叮嘱“我”做一件事。

帮我一个忙，亲爱的，打电话问一下《时报》或者不管什么地方，给我弄一份巴西最有钱的五十个人的名单。我不是开玩笑，五十个最有钱的人，不管什么种族或肤色。

报纸说“外逃交际女郎被追踪至里约”，很快这件事就无人注意，显然美国当局也不想把她抓回来。

到了春天，“我”收到郝莉寄来的明信片，说巴西糟透了，但布宜诺斯艾利斯却很棒，“虽然不及蒂凡尼，也差不多”。她有个相好是有妇之夫，之后就没了消息。

1956年圣诞节期间，原来住在顶层的日本摄影师汤濑，经过非洲托科古尔的某个村子，看到一个黑人男子做木雕，其中一个女人头像很像郝莉。

那个黑人说，那年春天三个白人经过，一女两男，两个男子发高烧，所以不得不在村子逗留了好几个星期。

汤濑把照片拿给酒吧老板乔•贝尔看，乔•贝尔再告诉“我”。乔•贝尔说，“我只希望她如今有钱了。她一定有钱了。你得有钱了才能够去非洲到处转悠。”

小说并没有交代郝莉的下落，“不管是非洲的茅屋还是别的什么，我希望郝莉也找到了她的归宿。”

说完小说，说点题外话。

1958年，《蒂凡尼的早餐》小说出版后很畅销，众多聚集在作者杜鲁门•卡波特身边的纽约社交界的女性，髙声主张“我才是郝莉•戈莱特利的原型”。

小说最初预定刊登在女性杂志《时尚芭莎》上，但《时尚芭莎》拒绝刊登，理由之一是郝莉•戈莱特利很难不被认为是个高级娼妇，而且文章多处提及同性恋；理由之二是编辑们担心引起蒂凡尼的不快。

据说杜鲁门•卡波特对《时尚芭莎》的理由嗤之以鼻，“用不了多久，蒂凡尼就会把我的书摆在橱窗里”。作品转而刊登在《时尚先生》上，使得该杂志创下了巨大销量。

事实上，小说《蒂凡尼的早餐》大大宣传了蒂凡尼，赫本身穿小黑裙的照片也摆在“蒂凡尼”店内，后来还真的有了“蒂凡尼的早餐”。

杜鲁门•卡波特对电影改编感到失望透顶且心怀愤怒。1968年，他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

这本书的确相当苦涩，而郝莉·戈莱特利确实是个强硬的人物，她绝非奥黛丽·赫本那一型的女人。这部电影就像一份送给纽约的多愁善感的情人节礼物，郝莉这个角色，这么一来，变得瘦削而美丽，可她本该不是这样的。这个改动相当于让火箭女郎（Rockettes）变身成了芭蕾名伶（Ulanova）。（杜鲁门•卡波特）

确实，电影把郝莉演得孱弱了，脸谱化了。

在小说里，郝莉轻浮、草率却可爱；她谙熟功利世界的手腕却懒得施展；她的生活混乱不堪却一直怀着“不虚假”的原则。

“你不能同男人睡了觉以后就要他的钱，至少不要假装相信你是爱他的，我从来没有那样。”

郝莉向往的不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蒂凡尼的珠宝，而是能让她呼吸顺畅的自由空间，不会有“心里发毛”的感觉。她是美丽的矛盾体，就像作者本人的混乱一生。

1984年杜鲁门•卡波特因嗑药过度猝死，留下这样一句话：“我是个酒鬼。我是个吸毒鬼。我是个同性恋者。我是个天才。即使如此，我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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