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管理很容易背离初衷

人事管理是一门学问，在管理过程中，要员工按部就班工作，还要出效率。但很多单位的人事管理容易出问题，而且在管理过程中采用了很多隐晦的手段，最终背离初衷。

从理想的状态来看，人事管理比较容易，能者上，庸者下。事实上却不是这么回事，能者不一定上，庸者不一定下。能者可能永远被踩在脚底下，不能翻身，即便有很大的能力也不能做领导，不能带领大家一起往前冲，因为他们没有权力背景，没有钱财做后盾，或者说没有用银子铺路，根本不能上位。而一些庸者却可以轻松上位，因为他们是官二代或富二代，直接利用权力做事就可以了，或者用银子铺路，很容易上位。很多单位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就是因为“能者下，庸者上。”庸者领导能者，最终弄得事业裹足不前，甚至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当然也就背离了管理的初衷。有能力的又有权贵背景的人比较少，即便有，也不一定能在人事管理过程中发挥很大的效力。就像古代的书生，没有考中之前有修齐治平的理想，一旦考中，进入官场，就会遵守官场的潜规则，拼命搜刮钱财，用银子铺路，不但享受荣华富贵，子孙受到福荫，而且还要一路升迁。倘若不这么操作，仕途就不会一帆风顺，甚至有丢官弃爵的危险。倘若某个官员像屈原一样，“举世皆浊我独清”，那么他很快就会受到排挤，受到孤立和打击，也很容易丢掉官员的各种福利。

人事管理本来比较理想化，就像古人说的，“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但后来发展出大一统的模式之后，就有了皇帝统一管理，文武百官献计献策的人事管理，却最终只是在权贵圈子里实现利益分配，不会有农民什么好事。农民只需要在田间努力劳动就行了，不能参与国家的管理，更不能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皇帝和文武百官负责管理，通过剥削农民和压榨农民获得钱财，却从来不到田间劳动。越是这样，他们越要私自加税，越要行贿受贿，甚至有的朝代直接卖官鬻爵。皇帝带头卖官，各级官员也要卖官，却只是肥了皇帝和官员，却没有给国家财政增添多少收入。本来人事管理的目的是提高人员利用率，提高劳动生产力，却最终只是实现了权贵圈层的优化，实现了权力系统内部的利益分配，而没有农民什么好事。虽然权贵吃的粮食都来自于农民，搜刮的银子也来自于农民，但他们并不会为农民谋求很大的利益，因为一旦让农民富裕了，农民就不好好耕田了，粮食就不能持续供应，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被瓜分。而权贵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已经完全享受体制内的好处，管理起来一定要以暴力为背景，以改造了的儒家道德为宣扬的理念，以迷信思想作为愚民的工具，最终弄得老百姓大多都成了不读书、不识字的农民。

本来是要农民过上好日子，却最终弄得农民日益贫困。一旦遇到饥荒和战乱，农民就要逃荒要饭，苦不堪言。天灾难以预料，而人祸也经常发生。一旦出现暴君或昏君，就会横征暴敛，而各级官员层层加税，最终弄得民不聊生，甚至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本来是要人们都过上好日子，却最终背离了初衷，变成了权贵，世世代代都是权贵，农民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倘若农民想要过上好日子，就要花费几代人的努力，培养一个书生，让书生去参加科举考试。书生一旦考中，就可以做官，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改变家族的命运。能够考中的书生很少，因为权力系统已经降低了科举考试的录取率，并不会让农民的儿子轻易翻身得解放。到了现在，农民都有知识有文化了，可以进厂打工，不用受到官员的压榨和剥削了，但他们很快就会受雇于资本，受到资本的压榨和剥削，即便明明知道自身的处境，也仍然要那么干，不然就挣不到钱，因为权力和资本已经垄断了社会优质资源，农民想要获得社会优质资源，就要努力打拼。在他们的打拼过程中，只能挣微薄的工资，却不能真正获得社会优质资源。

单位的人事管理模仿古代的官场，很容易成为权贵们互相利用的圈子，行贿受贿、银子铺路的现象到处可见。很多贪官污吏被挖出来，贪污的财产已经过亿，却没有一分钱是他自己劳动所得，都是纳税人的钱，难道纳税人的钱就那么好贪污吗？有权的官员要用权力换取钱财，就是权力寻租。没权的官员想要上进，就要展开内部的评比，各种自评，互评层出不穷，甚至会让员工干很多和工作无关的事情，当然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派的任务，同时也为了政绩。当自评、互评以及整体评价过多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软暴力，用量化评分来约束职工，最终弄得职工裹足不前，没有任何创新能力，劳动效率也不高。应该在工作时间内适当放松管控，让职工具备话语权，给职工奋斗的土壤和动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让职工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事实上却不是这么回事，谁和领导走得近，谁就受到待见，会迅速的升职，谁和领导疏远，谁就会被排挤，甚至会降职。于是，单位内部人浮于事，很多人都成了拍马屁的高手，成了恭维领导的能手。

人事管理没有那么理想化，很容易被各种关系纠缠，也很容易被钱财买通，最终被权力和资本支配，背离了初衷。倘若回到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那么人事管理将会变得比较理想化，也就规范多了。